高校 “非升即走” 人事制度再度引发舆论热议。部分高校出现高考数学 130 多分的学生，大学数学考试仅得十几到三十分的现象，折射出国内高校 “严进宽出” 的现实。观察者网曾在教师节刊发相关报道，聚焦青年博士入职高校之后 “入职即内卷” 的困境，青年教师被论文、项目等科研指标层层裹挟，科研不达标就要面临离职，承受职业与家庭双重压力。
“非升即走” 借鉴自海外高校助理教授制度，但在国内落地过程中衍生出不少争议。一方面，科研考核压力之下，部分学科出现学术造假风险，以生物学为代表，实验样本、生物培育存在客观周期限制，短时间难以产出成果，在考核期限倒逼下，容易催生数据造假行为。也有观点认为，不能用张益唐等少数科研特例去评判整体制度，很多重大科研成果往往诞生于研究者 35‑40 岁之前，科研本身具备青年导向的特征。同时国内高校还存在部分科研成果被导师挤占的情况，进一步压缩青年科研人员的成长时间。
讨论制度取舍的背后，核心争议指向高校定位：高校究竟应当以科研为核心，还是以人才培养的教学职能为本位。目前不少高校科研权重远高于教学，研究生招生规模超过本科生，教师晋升评价高度看重论文、项目，课堂教学质量、授课水平的考核权重偏低。课时费的经济激励对手握科研项目的教师吸引力有限，教学工作容易被边缘化。
回顾过往，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都会亲自给本科生授课，过去部分高校考试严格，甚至会出现半数学生考试不及格的情况。而当下，如果大批学生课程不及格，往往会被认定为教学事故。因此高校课程考核难度普遍降低，考试题目多为例题微调，学生整体分数普遍偏高，形成 “严进宽出” 格局。除四六级之外，校内多数课程外部约束不足，部分普通本科院校课程考核宽松，有对比指出，部分校内考试难度甚至不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文章提及历史制度参考，民国时期设立独立的考试院，独立负责各类学业考试与官员考核，不和教育行政部门混为一体；古代也有京察、大计、秀才岁考等定期考核机制，持续检验学业与履职情况。反观现在高校，课程考核由学校内部主导，缺少外部独立的考试监督机制，教学质量很难客观衡量。美国高校虽同样存在类似 “非升即走” 的淘汰机制，但对教师的教学质量同样有严格考核，即便科研压力有所松绑，教学不过关依旧会被淘汰，不存在躺平摸鱼的空间。
分析提醒，反对 “非升即走” 的声音之中，也夹杂部分既得利益诉求，部分人希望获得高校岗位之后就可以高枕无忧。高校并非养老场所，完全取消科研淘汰机制，并不能直接实现潜心科研，还需要同步建立一套刚性、独立的教学质量考核体系。想要完善高校人事制度，不能只单一讨论科研端的 “非升即走” 存废，需要把教学考核、课程考试、毕业标准等整套制度统筹改革，破解重科研、轻教学，入学严格、毕业宽松的现实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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