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19日夜，山西稷山县太杜村，曾任国民党军少校营长的杜启明带着武装人员冲向区政府。几个月前，这个被遣返回乡的战俘还在村里扫街、种地，表面上沉默顺从，暗地里却已经织起了一张危险的关系网。
稷山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根据地。1947年4月8日，人民解放军解放稷山县城，随后建立人民政权。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民分得土地，生产逐步恢复。局面看似稳定，潜伏的旧势力却没有真正消失。
杜启明原属国民党第66军。1949年4月太原解放时，他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经过教育后遣送回乡。身份变了，心思却没有变。他不甘从昔日的军官变成普通农民，更无法接受曾经受他轻视的村干部成为基层政权的管理者。
他故意装出安分模样，逢人便笑，干活也不躲懒。有人称赞他“能下苦”，他还在笔记中自我粉饰。这样的表现，逐渐降低了周围人的戒心，也给他秘密串联创造了条件。
1950年春，阎锡山旧部萧荫轩潜回山西，与旧部杨子乘取得联系。两人打算利用残余力量建立组织，等待国民党方面所谓“反攻”时里应外合。杨子乘找到杜启明后，故意宣称外部战事即将扩大，劝他抓紧准备。
杜启明听后十分兴奋：“真有那一天，我们就要把失去的都夺回来。”这句表态，说明他从未放弃颠覆人民政权的念头。
随后，他们在运城一带拼凑组织，设置指挥机构，编造纵队、支队等番号，还成立了所谓“铁血英雄大同盟”。名头很大，实际人数并不多。稷山一带的主要武装，总数约四百人，却被他们包装成能够夺取多地的力量。
武器和经费从哪里来？他们一面搜集民间枪支，一面向外求援；资金不足，便派人沿路抢劫商贩，并规定遇到人民政权工作人员就夺取财物。所谓政治组织，很快露出了土匪性质。
更危险的是，他们并不满足于山野藏匿，还试图渗入基层政权。公安机关、民兵队、党政部门，都被列为“争取”和“打入”的对象。一些意志薄弱的工作人员被拉拢，负责传递消息、提供路线，甚至帮助暴徒熟悉政府驻地。
有意思的是，基层已经收到过多次反映。群众发现有人深夜往来，部分旧军人频繁聚集，也有人主动揭发情况。但在胜利气氛中，个别干部产生了麻痹思想，没有及时把零散线索联系起来。
9月19日晚，杜启明带领二十多人从庙宇出发，沿途抢夺民兵枪支，杀害村干部，包围太杜村区政府。他们捆走区长黄文镒和农会干部等七人，随后将其杀害并投入井中，还抢走粮食，烧毁档案，割断电话线。
暴徒原计划扩大行动，但命令中把农历日期换算错误，其他地区没有同时发动。稷山的行动因此变成孤立突袭，规模远小于原先设想。
凌晨时分，杜启明率人进攻县城，目标是公安局、看守所和武器库。公安局长冯德让接到报告后，没有坐等对方聚集，而是立即加强防守。县委书记王耐群、武装部部长王怀仁等人赶到现场，判断这不是普通抢劫，而是有组织的武装暴乱。
公安人员依托有利位置抵抗。王怀仁带领少数人员登上制高点，用机枪和手榴弹压制敌人。发现匪徒试图从侧面突破后，他又组织突击队迂回，突然打击其指挥位置。暴徒阵脚大乱，攻打县城的计划随即瓦解。
天亮后，地方部队、公安人员和民兵展开搜捕。9月20日，五百多名民兵投入行动；随后，运城地委、军分区和山西省有关部门派出力量协同清剿。通过审讯、侦察和群众揭发，隐藏人员陆续落网，其他地区的相关组织也被及时控制。
这起事件很快上报中央。1950年10月5日，毛泽东看到有关稷山暴乱的简报。一个革命老区，在政权建立数年后，竟有旧军官潜回乡村，利用基层疏漏组织武装，问题显然不只是几名匪首胆大妄为。
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各地根据罪行轻重分别处理。此后，镇压反革命运动从1950年12月起在全国展开。稷山的教训，也成为清查潜伏敌对势力、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案例。
1951年4月，长期潜逃的杜启明在曲沃一带被发现。5月8日，民兵和地方干部将他包围。他企图趁黑逃跑，被县委副书记唐化民死死抱住。杜启明喊道：“我是情报处的人！”唐化民回答：“你是什么人也不行！”几名民兵随即将其制服。
1951年6月29日，运城地区召开公审大会，杜启明被依法判处死刑。至此，这场以旧军人和反革命分子为骨干、以稷山为突破口的武装暴乱，经过侦破、搜捕和审判，彻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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