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冬天，德国巴伐利亚州格勒伯恩附近，农场主安德烈亚斯·格鲁伯一家开始听见阁楼有脚步声。那座名叫辛德凯菲特的农场远离村镇，四周是田地和林带，夜里一旦有响动，屋里的人往往只能竖起耳朵判断。
最早察觉异常的是女佣。她在深夜起身时，听见楼上有人走动，还夹杂着低沉的声音。第二天，家人爬上阁楼查看，却没有找到人，只看见稻草、杂物和一扇狭小的窗户。脚印没有，藏人的痕迹也没有。
女佣很快提出离开。安德烈亚斯正赶上农忙，认为她是在找借口，双方发生争执。女佣说：“我不想再住下去了，夜里确实有人。”安德烈亚斯没有相信，反而把她的恐惧当成了胡思乱想。
这次离开并没有让怪事停止。几天之后，安德烈亚斯七岁的孙女也开始害怕独自睡觉。她告诉母亲，半夜常能听到阁楼上传来脚步声。家人起初仍然认为是猫，直到某个夜晚，他们决定一起守候。
声音果然出现了。
一家人提着灯走上阁楼，翻遍稻草堆，却依旧一无所获。阁楼没有足够大的家具，窗户也小得只能让猫进出。安德烈亚斯据此认定，那不过是动物活动的声响。可有意思的是，之后家中不断出现细小变化：面包莫名减少，牛奶产量下降，屋里偶尔多出并不属于他们的物品。
真正让人无法解释的，是大雪之后出现的脚印。
1922年初，农场降雪后的清晨，安德烈亚斯发现一串脚印从屋内方向延伸到树林。脚印只有进山的方向，没有从林中返回的痕迹。这意味着，某个人可能在夜间进入农场，也可能早已藏在屋子里。
家人检查门锁，发现一把钥匙不见了。安德烈亚斯怀疑邻居洛伦茨，因为洛伦茨曾与他的女儿维多利亚关系密切，双方还因这段关系发生过冲突。洛伦茨承认自己过去持有农场钥匙，却否认夜间进入，更否认与那些脚步声有关。
农场主没有及时向警方说明全部情况。那时的偏远乡村，许多家庭习惯自行处理纠纷，安德烈亚斯又性格强硬，不愿承认自己无法控制局面。更麻烦的是，农场内部关系复杂，邻里之间也缺少信任，任何一个猜测都可能把调查引向私人恩怨。
3月初，女佣玛丽亚·鲍姆加特纳来到农场。她不知道此前发生过什么，住进了原女佣留下的房间。邻居曾提醒她阁楼的怪事，她却觉得不可思议：“一个陌生人怎么可能藏在屋里这么久？”这句话后来成为她生前留下的最后线索之一。
1922年3月31日傍晚至4月1日凌晨，农场里发生了连续杀人案。安德烈亚斯夫妇、维多利亚、她的女儿、年幼的儿子以及新女佣玛丽亚全部遇害。多数尸体在谷仓附近被发现，死者头部有严重创伤，玛丽亚则死在自己的房间内。
案发后，警方发现门窗并无明显撬动痕迹，部分死者似乎是在熟人的引导下走向谷仓。更令人困惑的是，牛仍被照料过，说明凶手杀人后没有立刻离开，至少在农场停留了一段时间。阁楼稻草中发现了头发、烟头，屋顶瓦片也有被移动的迹象。
“凶手可能还在这里。”赶到现场的探员曾对同伴说。这个判断并非夸张，因为农场里有人活动过的迹象十分新鲜，可警方没有找到明确的身份线索。
调查一度指向洛伦茨。他拥有旧钥匙，熟悉农场，和维多利亚的关系也始终没有彻底厘清。但警方没有找到足以定罪的证据。有人还提出另一种可能：维多利亚的丈夫卡尔或许并未战死，而是以逃兵身份秘密返回，藏进阁楼，长期观察家中变化。
这一推测同样缺乏证据。卡尔是否活着，没有可靠记录；阁楼里的生活痕迹属于谁，也无法通过当时有限的技术确认。至于案件中复杂的家庭关系，更容易制造猜疑，却不能代替证据。
辛德凯菲特农场惨案因此成为德国刑事史上长期未解的案件。凶手究竟是熟悉农场的人，还是另有其人，现场留下的脚印、阁楼和那把失踪的钥匙，始终没有拼出一条能够经受审查的完整证据链。直到多年以后，案卷中的疑点仍然彼此牵连，却没有任何一个嫌疑人的名字，能够真正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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