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东京皇宫，裕仁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在中国战场上持续了近六年的日本中国派遣军，也随之失去继续作战的名义。就在投降文件签署前后，冈村宁次仍是这支侵华日军的最高指挥官。从西尾寿造到畑俊六，再到冈村宁次，三人分别处在侵华战争的不同阶段，结局也各不相同。
西尾寿造接手时，日本已经占领华北、华东大片地区，但中国军队并未被击垮。1939年9月，日本正式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西尾寿造出任首任总司令。他不是临时派来的普通将领，而是有着关东军经历的陆军大将。
西尾1881年出生，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参加过日俄战争。1934年前后，他曾担任关东军参谋长，参与过日本在中国东北推行军事统治的核心工作。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扶植伪满洲国后，大量掠夺资源，镇压抗日力量，西尾对此负有重要的指挥责任。
但真正让西尾在中国战场留下明显印记的，是他担任华北方面军高级指挥官期间的作战。1938年台儿庄战役中，日军第五师团和矶谷廉介指挥的第十师团遭到中国军队重创。战役失败，使日军内部重新评估西尾的指挥能力。后来，他虽然升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却始终没有摆脱这场失利带来的影响。
1939年至1941年，日军在华北推行所谓“三光政策”，对根据地和民众实施烧毁、杀戮与掠夺。西尾作为最高指挥官之一，无法把责任推给基层部队。1941年3月，他被调离中国战场，回到日本。表面看，这是人事调动，实质上也包含日本军部对其战场表现的不满。
西尾回国后与东条英机发生冲突，曾对东条的行政作风出言讥讽，随后被置于预备役。1944年东条内阁垮台，他才重新担任东京都长官。日本投降后，西尾被列为甲级战犯嫌疑人，受到逮捕，但东京审判阶段因证据和政治环境等因素，最终没有被判刑。1948年获释，1960年病逝于东京。
接替西尾的是畑俊六。1941年3月，畑俊六出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正值日本把侵华战争拖入长期消耗的阶段。畑俊六1879年出生于东京，受过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教育，曾任第十四师团师团长、航空本部长和台湾军司令官。
畑俊六并非第一次来到中国战场。淞沪会战后，他曾参与华中方面的指挥，并在武汉会战期间担任重要职务。与西尾相比，畑俊六在日本军部的地位更稳，也更擅长协调各部队行动。可是，战场形势并没有因为换帅而改变。
他任内，中国军队与日军先后发生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等战事。日军能够占领一些城市，却始终无法彻底消灭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更无法迫使中国停止抵抗。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虽然一度打通大陆交通线，却付出了巨大代价，战略困境反而更加明显。
有意思的是，畑俊六在1944年被授予元帅称号，随后调回日本，担任陆军教育总监和第二总军司令官。这个任命并不意味着中国战场已经取得胜利，而是日本开始为本土防御准备高级将领。日本战败后，畑俊六被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1948年判处其无期徒刑。1954年，他因病获准假释，1962年去世。
1944年11月，冈村宁次接替畑俊六，成为第三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此时日本在太平洋战场接连失利，中国战场也进入抗战后期。冈村宁次1884年出生，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早年参加过日俄战争，后来还曾在中国北洋军阀部队中担任军事顾问。
冈村是三人中最熟悉中国战场的一名将领。他曾任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指挥过武汉会战以及南昌、长沙、宜昌等方向的作战。1944年以后，他把华北“治安战”中的残酷手段扩大使用，推行烧毁村庄、抢夺粮食、屠杀民众的政策。中国军民遭受的伤亡，与他的指挥有直接关系。
日本投降时，冈村宁次代表中国派遣军接受投降。按战后审判的一般原则，他本应为侵华战争中的指挥责任接受审判。然而，国民政府方面出于军事和政治需要，曾让他充当军事顾问，这一安排引发了强烈争议。1948年，冈村被正式拘押，南京军事法庭于1949年1月作出无罪判决，随后他返回日本。
三名总司令的结局，分别是未被判刑、无期徒刑后假释，以及在中国军事法庭获判无罪。他们都没有因为侵华战争的全部罪行受到与责任相称的惩罚。区别只在于，西尾死于东京，畑俊六在假释后病逝，冈村宁次则在回到日本后继续生活，直到1966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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