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小人物，真性情|爱情小说|纯真年代

近日，由知名作家畀愚所著的四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纯真年代》出版发行。这部小说立足江南水乡马家浜这片乡土，以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时代浪潮为宏大底色，串联起一代人从青涩懵懂到沉稳成熟的人生轨迹。

畀愚著

作家出版社

小说中，作家融合了青春、爱情、命运等多重元素。故事从19岁少年的初恋心事落笔，描摹乡村青年挣脱土地桎梏、奔赴新生活、闯荡市场经济浪潮的奋斗历程，将个体的青春悸动、情感抉择、人生浮沉，与长三角城乡变迁、社会转型、时代迭代的壮阔图景深度交织，完成了一次对时代、故土与人性的深度回望。

实际上，这部小说的写作经历两段历程。早在2008年，畀愚便开始《纯真年代》的小说创作，落笔至6万字时，因自认对时代与人性的认知尚浅，暂停了创作。后来的十余年间，畀愚沉浸在江浙沪交界地域积累乡土与写作素材，最终创作、打磨、完善了这部小说。

从《叛逆者》到《纯真年代》，畀愚始终关注大时代中浮沉的小生命，写作题材在变化，但人性的复杂与真实永远值得反复书写和记录。

▷作家畀愚

倾注了我们青春和热情的“纯真年代”

记者：这部小说名为“纯真年代”，让人想到美国女作家伊迪丝·华顿的同名经典作品。小说写的是一个社会和经济都快速复杂变革的时代，为何会用“纯真”二字概括全书？

畀愚：小说有四十多万字，写了四十年时代的变迁，一代人情感的变迁，想用一句话或是一个词来完整地概括是很难的。我在以小说的形式构建那个叫马家浜的村庄时，在写到主人公马中林在中苏边境的冰天雪地里，在莫斯科，在他为了“生意”走遍了大江南北时，每当一种新的地域环境出现，脑子老是会出现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的那句“世界是如此之新，许多事尚未命名”，那是用来描绘马贡多之初的。但对于马中林来说，自从离开家乡，他眼里的世界就是全新的。对我们这些曾经的经历者也一样，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前所未有的，当各种现象扑面而来，对于迎接它的每个人来说都是崭新的。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在时代的洪流中追波逐浪。

虽然，我们都是从一开始的茫然无措，到跃跃欲试，到一往无前，再到现在回望这段岁月，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我们倾注了全部的青春与热情，它就是我们的纯真年代。

记者：2008年前后写下《纯真年代》最初的六万字时，您认识到“对乡村的认知其实是很局限的”。这种“认知局限”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卡壳”具体“卡”在哪里？

畀愚：我出生在一个水乡小镇上。这种小镇很古老，但在时代发展历程中是有独特性的，它具有城市的功能，又不够完整，在生活日常中到处充斥着乡村的情结与情景。在大街上走上没几步就能走进田野，但它又不是农村。因为在那个年代，每个人身上都有一条明确的界线——户籍。

开始写这部小说时，我才三十几岁，以为很了解乡村，其实所见到也只是一些来镇上粜米的农民，还有去镇政府参会的村干部。他们代表不了我们的乡村与农民，我看到的也只是一些表象，对他们的内心可以说知之甚少。所以，我不光是在写到六万字时停了下来，还花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去更深入地接触与了解他们，所以到现在才完成这个小说，而事实上，即便到了现在，我对乡村的了解与表达仍然是片面与局部的，几千年的中国农业社会就像是我们脚踩的那块土地，它繁衍与养育了我们，但又有多少人敢说能真正地了解它？

所以，《纯真年代》对我的意义不只是完成了一部小说，也可以说是开启了我写作的一个方向。

记者：最初了解这是一部书写江南风貌和社会变迁的小说，我以为会看到很多小桥流水和古镇风光，不过看到的更多的是城乡接合部的工厂、商贩、半农半工的生存状态。这是您最想给读者呈现的江南真实风貌的一个方面？

畀愚：在我们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江南平原的发展与变迁无疑是具有独特性与典型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往往是由个体带动集体，大多是从家庭起步，从半农半工开始，以乡村为基础，以城镇为依托，同时又产业集中、地缘亲缘抱团。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写作者，我更想着眼于身处其间的人们，让他们成为小说里的人物，从而呈现出在巨变的环境里的那种状态与心态。

你有没有发现？在一个家庭或是一个乡村里，第一个跨出这样一步的人，往往是这个群体中最令人不屑、最叛逆的那一个，迫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漂泊、闯荡，偶然成功，然后衣锦还乡也就成了一条必由之路，这是一个人的成长与他的心理历程所决定的。比如，我们在城里时常会看到一种长年停放的小汽车，终日盖着雨布。它们一年中往往只启动两次，就是在春节前返乡，又在节后回城，去的时候，后备厢里装满礼物，回来时装满家乡的土产。

但在一个写作者看来，这种回家与过节，绝不仅仅是思乡心切、故土情深这样的语汇能涵盖的。它们更多是传统与文化在人心理上的投射，但往往也是最可贵的——尽管世事变迁、大浪淘沙，总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或是始终需要坚持的，它就植根于我们的内心里。

写了时代，也写了时代中的爱情和人

记者：您说过马中林是“我们中间无数人的结合体”，综合了中国农民任性、倔强、隐忍的种种品性。后来您又回到家乡积累写作素材的时候，有没有某一个具体的瞬间或对话让您觉得，“马中林这个人物立起来了”？

畀愚：作者会跟他创作中的人物对话，这在写作过程中是常会发生的事。不过，在我看来马中林更像是一颗种子，他是在马家浜这片土地里自由生长起来的，同时也在我心里自由地成长着。他身上所呈现的品性，更多是作者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物，来支撑这么一部小说，从而达到创作中所设定的那个方向。

马中林十九岁时游过了红旗塘，他一头扎进了一个正在开启的时代里，他所付出的努力与奋斗，从本质上说，一直都是时代的浪潮带着他在起伏与前行。但也正是这个过程，让他从一个只为改变现状的现实主义者，逐渐成为了一名狂妄的理想主义者。当然，这都是成功赋予他的——成功与失败恐怕是这世上唯一可能改变或是校正心性的两样东西，而他的理想就是要改变一条地理上的河（红旗塘），却最终改变了自己家乡的面貌。也正是这么一个过程，又让他从一名理想主义者恢复到了现实主义者。他用了四十年不断地在改变自己，同时也帮我完成了这部小说。

但是，作为创造了这个人物与这些故事的作者，我更认为是我们所处的时代、面对的现实决定着小说的走向。包括马中林这个人物——他的脱胎换骨、改头换面，从更深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时代的赋能，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让一个农民有了这样的一种人生。

记者：《纯真年代》书写了时代变迁，您在创作谈中却说更想把它看作是一部爱情小说。阅读过程中我确实读到了特别纯粹的奋不顾身的爱情，还有基于物质和利益的爱情。这是您最喜欢小说人物马中原的原因？书写爱情在您的小说创作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畀愚：我们常把时代比作一列呼啸而来的列车，有的人上车了；有人气喘吁吁赶到站台，只见到两根光秃秃的铁轨；有些上了车的人，打了个瞌睡后又稀里糊涂地下了车，醒来后怨天尤人。这都不奇怪，在时代发展进程中，这都是常态。

但在书写小说中的那些爱情时，我是有过深入的思考与设定的。这个结果就是把我们的婚恋关系、男女关系分作了四个种类，或者说是四个过程。首先是男女间家族本位化的结合，遵循的是门当户对的传统，依照的是媒妁之言。第二个是自由恋爱，不算某些个例，它出现至今大概也就一百年左右，我们正在经历着，也必将经历下去。第三个是婚姻中外溢出来的情感，这方面我们不宣扬，但不等于不存在。最后就是精神独处式的男女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社会发展到了今天的必然，暂时摆脱了经济与物质上的考量，一名男性和一名女性在一起，只作为感情的需要与依靠。这种状况其实在我们的周遭也早已经出现，而且很有渐成趋势的状态。在《纯真年代》里，主人公马中林到了六十岁时，就选择了这样的方式与前妻共处。

当然，我把这四个进程安放进小说，并不是为证明它是一部爱情小说，恰恰是这趟列车来得太快，常常不等看清楚，它就已经擦身而过。

我喜欢马中原，是因为他的无知与固执，尤其在当下，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宝贵的品质。

记者：如果请您用一句话，向一个从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年轻读者描述《纯真年代》里的“纯真”——那种在剧变中“未曾改变的东西”，您会怎么说？

畀愚：用一句话是很难表述的——这个世上唯一的不变的就是改变。所以，我想如果我们翻开这本书时，把它看作是一张白纸的话，那等到合上书，希望这张纸上已经留下了各自想要的色彩。

唯一关注的是大时代里的小生命

记者：您的前一个十年以民国谍战题材为人熟知。从民国动荡到改革开放的乡土变迁，跨度极大。从《叛逆者》到《纯真年代》，您在写作中真正一以贯之的东西是什么？

畀愚：文学就是人学。十年过去了，时间的流逝，题材的转变，这些都是外在的，也是必然的。作为一名写作者，我想，我唯一关注的就是人——那些大时代里的小生命。他们的人生与命运，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无穷尽的宇宙，观察、记录、想象他们，用文学的方式表达他们，既是写作者的职责，也是写作的一种乐趣。

记者：当下文坛上的长篇小说并不少，但是应该很少有作家还花费二十年的时间完成一部长篇小说。您如何看待写小说的“速成”以及“慢功夫”？

畀愚：说心里话，花二十年写一部小说更多是无奈，就像果农种下一棵果树，等待开花结果是个必要的过程，也是充满了想象与希望的一个过程。况且，谁也不想吃到一颗被催熟的果实。所以我们常说，时间会让一切变得可能，而对于一名写作者来说，他的每一部作品，既是留给这个世界的，也是写给自己的。我们当然要拿出经历过时间的、瓜熟蒂落的那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