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权小星
10月3日，首尔崇礼门前，韩国保守势力召开大规模集会，第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在此举行“李在明政权审判、民生恢复·安保守护国民行动大会”，主办方称约20万人到场，70余名现职议员现身。
应该来讲，无论数字是否精确，这场时隔约一年重返首尔市中心的大规模场外集会，传递出的信号已足够清晰：韩国保守阵营正把对李在明政府的不满，从国会搬到街头。韩国政局由此进入新一轮高强度对抗。
为什么是现在？
那么，时隔一年，保守阵营为何要重返“场外集会”？直接推手是党内的领导力危机。对于国民力量党来讲，这场集会实质是“张东赫代表体制的自我展示”，是“为了延续张东赫体制而抛弃国政监查”的政治操作，换言之，当内部权威不足时，向外制造声势便成了成本最低的选择。
但仅有党内危机并不足以支撑一场街头动员。今年6月韩国的民调显示，国民力量党支持率升至44.3%，自李在明就任以来首次反超共同民主党；李在明的支持率在连跌后虽回升至37.9%，但不支持率仍高达60.1%。这给了保守阵营一个关键判断。
政策争议则提供了现成的弹药。非军事区地雷事件致韩军搜救大队长等3人受伤；检察厅废除后，重大犯罪调查厅与公诉厅相继成立，关键职位却仍处空缺；房地产价格持续飙升；单一标的杠杆ETF更被指造成54万亿韩元蒸发。
此外，时间点的选择尤为讲究——集会定在10月6日国政监查前三天。国民力量党首席发言人朴成勋直言不讳，希望集会成为“将国民对民生和安全惨剧的愤怒传递给国政监查的引爆剂”。街头造势，国会追击，意图一目了然。
李在明政府的三重压力
与此同时，李在明政府目前也面临着一系列压力亟待解决。、第一重压力来自安保与司法。地雷事件发生后，李在明在国军日纪念词中将其称为“意外事故”，遭在野党痛批为对朝“屈辱外交”；司法改革的争议，也让政府在即将到来的国政监查中面临火力集中。
第二重压力更为隐蔽，却可能更致命。在进步阵营内部，曾支持李在明的俞时敏、金于俊、曹国等泛进步人士，正围绕检察改革与人事安排与总统产生分歧。曾经同舟共济的人如今各自划桨，不仅削弱了政府的政治防御能力，也让在野党的场外攻势更容易产生效果。
第三重压力在于支持率修复的不确定性。此前的人事刷新与外交活动确实带来了支持率回升，但在野党持续的街头攻势很可能打断这一进程。尤其是房地产等民生议题，最容易点燃中间选民的不满情绪，而这恰恰是执政党输不起的部分。
用别人的武器打自己的仗
从韩国政治史看，场外斗争历来是进步阵营的强项。从“四一九革命”到1987年六月抗争，再到2016年烛光革命，进步阵营拥有深厚的街头政治传统；相比之下，保守阵营的主要政治人物多出身法官、检察官或经济官僚体系，缺乏街头动员的经验与话语。
正因如此，张东赫在演说中直接使用极端措辞，甚至暗示李在明“应该去喜欢的监狱”——这种语言风格与其说是争取中间选民，不如说是向基本盘喊话。
成功，则能凝聚支持层、强化自身地位；失败，则容易被定格为“极右支持层集会”，反而为中间选民贴上标签。部分参与者更是高呼极端口号，恰好暴露了这场集会的强硬保守底色，也印证了其扩张空间的有限。
耐人寻味的是同一天发生的另一幕：民主党代表金民锡选择前往釜山接触青年选民，并宣称“2028年总选的主战场是釜山和洛东江”。一边在首尔守擂，一边向釜山出击，双方早已越过眼前的国政监查，开始为2028年国会选举进行战略卡位。
国民力量党时隔一年重启场外游行，是党内危机、民意窗口与政策争议叠加的产物。它标志着韩国政局进入朝野高强度对抗与各自内部整合并行的新阶段。街头政治回来了，这是事实；但胜负远未确定，这也是事实。
应该来讲，根据韩国政治的传统，街头集会的喧嚣，未必等同于选票的转化。它给李在明政府带来的是短期压力，而能否转化为选举优势，取决于保守阵营能否突破基本盘局限、真正争取到中间选民。历史经验表明，韩国的街头政治擅长制造危机，却不擅长兑现席位。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朝鲜半岛问题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国观智库青年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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