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染上艾滋病的35岁民宿老板娘自述：原来艾滋病离我们如此之近

我叫苏晚，在阳朔西街后头开了家民宿，八间房，带个小院子，种了棵三角梅，开春的时候爬满半面墙。去年这时候我还在朋友圈发过照片，配文说日子就该这么过。今年三月的体检报告出来，HIV阳性，疾控中心打电话让我去复查，我以为是诈骗，挂了三次。第四次是卫生院李医生打的，她说晚姐你来一趟，我陪你去。

我民宿开了六年，从一间民房改起，旺季满房，淡季自己刷墙换床单。三十五岁没结婚，我妈每次打电话都哭，说你在那破地方能混出什么名堂。我说我一年挣得比你跟我爸退休金加起来还多。她说钱有什么用，你老了怎么办。现在好了，不用等老了。

感染源我不确定。去年夏天有个男的在平台上订了半个月，说是写剧本的，在北京做编剧，来阳朔找灵感。他住三号房，天天在院子里敲电脑，有时候半夜才回来，满身酒气。我们好了两个月，他走的时候说回北京处理完事就回来。后来没回来。我打他电话，空号。我以为是遇上了渣男，骂了两天，把三号房的床单被套全扔了。现在想想，可能是他。也可能不是。潜伏期查不出来，我也不想查了。

确诊那天我从疾控中心出来，坐在电瓶车后座上，李医生送我。路过西街口，游客一群一群的，举着自拍杆，吃啤酒鱼，笑得很大声。我听见一个女的跟她男朋友说，阳朔也太舒服了，咱们以后也来开民宿吧。李医生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我没说话。回到民宿，院子里三角梅开得正盛，客人退了房，保洁阿姨在换床单。我站在前台后面，看着墙上挂的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特种行业许可证，一排框子整整齐齐。我想起办这些证的时候跑了八趟，每次都被卡，最后一次我在政务大厅哭了，办事的小姑娘给我递了张纸巾，说姐你别急，我再帮你问问。那天我觉得这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现在看，坎后面还有坎。

第一个知道的人是我姐。她从桂林过来，一进门就把包摔在沙发上，说苏晚你是不是疯了。我说我没疯。她说你怎么得的，你跟我说。我说不知道。她说你不知道谁知道。我说真不知道。她坐在沙发上哭了，哭完说你去北京治，桂林不行。我说北京也一样，现在这病能控制，按时吃药就行。她说那你以后怎么办，你这民宿还开不开，你死了这房子归谁。我说姐，我还没死。她愣了一下，不说话了。

我没告诉我爸妈。他们七十了，我爸心脏不好，我妈高血压。我姐说能瞒多久瞒多久。上个月我妈打电话来，说老家有个亲戚的儿子，三十八，离异没孩子，在南宁开出租车，问我要不要见见。我说最近旺季忙，过阵子再说。我妈说你别挑了，你多大了。我说知道了。挂了电话我坐在院子里，三角梅掉了一地花瓣，扫把靠在墙角，我看了很久没去扫。

吃药是从四月开始的。疾控中心免费领，替诺福韦加拉米夫定加多替拉韦，一天一次，晚上十点。刚开始那半个月头晕得厉害，有天早上起来给客人做早饭，煎蛋的时候站不稳，锅铲掉在地上，客人问老板娘你没事吧。我说没事，低血糖。后来慢慢适应了。药放在床头柜抽屉里，用个铁盒子装着，外面贴了张标签写维生素。保洁阿姨打扫卫生不会翻抽屉，但有一次我姐来，翻到了，拿起来看了半天。我说你别看了，就是维生素。她放回去了，没说话。

五月份有个晚上，一个老客人给我发微信，说晚姐我下个月来住几天，还是三号房。我说三号房在装修，你订五号吧。他说行。其实三号房没装修，我换了锁，把里面所有东西都扔了，床垫用塑料布裹起来靠在杂物间。我知道这么干没道理，病毒在体外活不了多久，但我就是不想让人住那间。那间房现在空着，窗户开着通风，窗帘拉了一半。有时候晚上我站在院子里看那扇窗，黑乎乎的，像个洞。

上个月西街有个客栈老板请吃饭，在江边大排档，十几个人。我去了，坐我旁边的是开酒吧的老赵，他问我最近生意怎么样，我说还行。他说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没睡好。我说嗯。他说你那个民宿要不要转，有人想找院子。我说不转。他说你一个人扛着累不累。我说习惯了。他给我倒了杯酒，我没喝，说在吃药。他说你咋了。我说胃不好。他没再问。那天晚上我提前走了，沿着江边走回民宿，路过一座桥，桥底下有人在弹吉他，唱的是《成都》。我站在桥上听了半首，掏了十块钱放在琴盒里。唱歌的姑娘说谢谢姐姐。我说唱得挺好。她笑了一下，继续唱。

回到家我翻了翻手机通讯录，找到那个编剧的号码，还是空号。我又翻了翻他朋友圈，变成了一条横线。我点了举报，理由是诈骗。提交完我把手机扔在床上，去洗了个澡。热水浇在后背上，我蹲下来，水从头发上往下淌，进了眼睛，有点疼。我蹲了很久，直到水变凉。

我姐上周又来了，带了一箱牛奶和一袋苹果。她坐在院子里，看着我给客人办入住，等客人走了她说，苏晚，你打算一直瞒着？我说瞒到瞒不住。她说那你以后谈恋爱怎么办。我说不谈了。她说你才三十五。我说三十五怎么了，三十五就该死吗。她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她说，我查了，现在这病不影响寿命，只要按时吃药。我说我知道。她说那你哭什么。我摸了一把脸，才发现脸上有泪。我说没哭，风大。

昨天有个客人退房，是个年轻女孩，一个人来旅游，住了四天。她走的时候在前台放了张纸条，写着：老板娘，你院子里的三角梅真好看，谢谢你每天早上的煎蛋。我把纸条折好放进抽屉里。抽屉里还有别的东西，营业执照副本、客人留言本、一盒没拆封的避孕套，是之前那个编剧留下的，我扔了三次又捡回来三次。现在还在那儿，过期了。

晚上十点我吃了药，关了前台的灯，坐在院子里。三角梅又开了，紫红色的，一簇一簇压在墙头上。月亮很圆，照得地上白花花的。我想起去年夏天那个编剧坐在这个院子里，敲着电脑，突然抬头跟我说，苏晚，你这地方真好，我以后死了就埋在这棵三角梅下面。我说你滚，别死在我院子里。他笑了，说开玩笑的。现在我想，他要是真死了，我连他埋哪儿都不知道。

手机响了，是我妈。她问我吃了吗，我说吃了。她说你爸今天去钓鱼，钓了条三斤的草鱼，我做了酸菜鱼，你啥时候回来。我说下个月吧。她说你姐说你有事瞒着我们。我说没有，就是忙。她说你忙你的，我跟你爸挺好。我说嗯。她说你一个人在外面，注意身体。我说知道了。挂了电话我坐了一会儿，把院子里的灯关了，摸黑走回房间。路过三号房的时候我停了一下，门锁着，窗户关着，里面什么也看不见。我站了几秒，继续往前走。走廊尽头的镜子里映出一个人影，瘦瘦的，头发长到肩膀，眼睛下面有青印。我看了一眼，没认出来是谁。然后我进了房间，关上门，把铁盒子从抽屉里拿出来，倒出一粒药，就着温水吞下去。药片有点大，卡在嗓子眼，我又喝了口水，冲下去了。躺下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窗外西街的酒吧还在唱歌，低音炮震得窗玻璃嗡嗡响。我把枕头蒙在脸上，闷了一会儿，又拿开。天花板上有块水渍，去年漏雨留下的，形状像一只鸟。我看着那只鸟，慢慢闭上眼睛。明天还有三间房要退，两间要打扫，院子里的落叶该扫了，三角梅该浇水了。我设了闹钟，六点半。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天气推送，明天晴，二十三到三十一度。我把屏幕扣在枕头旁边，翻了个身。外面酒吧的歌声突然停了，安静了几秒，然后有人鼓掌，有人笑。夜还长，我得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