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已经牺牲两年的人，忽然又被川军“打死”了。
一九三三年前后，川北战事正紧。田颂尧部把一份报捷电文递上去，说在围攻红军时击毙了一名高级人物，名字写得清清楚楚：恽代英。
电文送到蒋介石那里，前一眼是“捷报”，后一眼就成了笑话。
他心里很清楚，这个人不可能死在川北战场。
因为早在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恽代英已经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内就义。下令的人，正是蒋介石。
这就尴尬了。
川军报来的不是战功，是把一具早已入土的烈士姓名，重新抬出来请赏。
恽代英这个名字，田颂尧可以装糊涂，蒋介石装不了。
一八九五年八月十二日，恽代英生在湖北武昌，原籍江苏武进。
年轻时，他在武昌中华大学读书、任教。那时的中国，学生上街，报纸被查，书社被盯，青年人坐在昏暗屋子里读新书，门外常有脚步声停一下又走开。
恽代英不是拿文章躲进书斋的人。
一九二一年前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一九二三年，他在上海大学任教，又参与创办、主编《中国青年》。
一份刊物，一群青年。
那时候的恽代英，常常面对的不是讲台下安静的学生，而是一双双急着要答案的眼睛：国家往哪里去，青年往哪里去，革命往哪里去。
他的笔很快。
他的路也很险。
一九二六年五月，他被派到黄埔军校，任政治主任教官。黄埔校园里，操场上是队列，课堂里是政治课，青年军人把笔记本摊在膝上，听他讲革命、讲军队、讲群众。
这份影响力，蒋介石当然知道。
恽代英不是普通的宣传者。他做过青年工作，做过政治教育，参加过南昌起义前的筹备，也参加过广州起义的领导工作。
这样的人落到国民党方面手里，分量不轻。
一九三〇年五月，恽代英在上海被捕。
他化名王作林，身份一时没有暴露，被以普通政治犯身份判刑。到一九三一年二月，他被押往南京江东门外的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
离获释，本来已经不远。
可顾顺章叛变后，事情变了。
一九三一年四月下旬，恽代英的真实身份被供出。蒋介石闻讯后，派人辨认、劝降。
牢房里，铁门关着。
恽代英没有低头。
他留下的诗句里，有一句很硬：“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四月二十九日中午，他走出牢房，在南京监狱内就义，年仅三十六岁。
枪声响过，人已经倒下。
两年后，川北的田颂尧却把这个名字写进了捷报。
这件事的荒唐，不只在“报错了人”。
一九三二年底至一九三三年初，红四方面军由陕南入川，在通江、南江、巴中一带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田颂尧盘踞川北多年，防区就在这一带。
蒋介石任命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又给了军费和弹药。
田颂尧手里有人，有枪，也有压力。
一九三三年春，他集中数万兵力，分三路向川陕苏区压来。川北山路窄，沟谷深，部队拉开后首尾难顾。红四方面军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打法，拖着田部往山里走。
田颂尧越打越难看。
前线败报一封接一封，后方军部却还要向上交差。宣传处、参谋处、各路指挥官都盯着“战果”二字，尸体、俘虏、缴枪、番号，能写的都往上写。
可红军主力没有被消灭。
这才有了那份离谱的“捷报”。
恽代英不是红四方面军前线将领，也不可能在一九三三年的川北战场出现。
他牺牲时，川陕革命根据地还没有创建。
田颂尧把恽代英写成被自己部队击毙的红军高级人物，等于告诉南京：前线战果不够，拿旧名字来凑。
蒋介石为什么大骂？
因为这事正撞在他的记忆上。
恽代英被捕、辨认、劝降、处决，都是国民党高层亲自盯过的案子。蒋介石不但知道他是谁，也知道他什么时候死、死在哪里。
川军这一报，骗不了中央，反倒暴露了田颂尧部的虚报军功、军纪散漫和情报混乱。
一封电报，把川北军阀的底子掀开了。
后来田颂尧的局面越来越坏。
红四方面军粉碎田颂尧的“三路围攻”后，川陕根据地扩大。到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又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发动所谓“六路围攻”。田颂尧虽然还在其中一路，但他的声势已经不如从前。
一九三五年前后，他的兵权被削，川北防区也逐渐失去。
那个曾经盘踞川北十多年的人，最后再也回不到旧日的军阀位置。
恽代英却留在了另一个地方。
武昌有他的旧迹，南京有他的就义处，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史里也绕不开他的名字。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午，南京监狱的门打开，恽代英走出去。三十六岁的他，把最后一段路走完。
两年后，川北一纸捷报送到南京，纸上还写着他的名字。
人早已牺牲，名字却让请功的人当场穿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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