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江西遂川山地，一支解放军部队正在搜山。带队指挥员接到的命令很特别：抓捕一个盘踞当地多年的匪首，必须活捉。这个人叫肖家璧，也是江西军区政委陈正人心里压了二十多年的仇人。
陈正人没有亲自带队冲在最前面。不是他不想去，而是军区政委必须从全局考虑。那桩旧仇，早已不只是一个人的家事，还牵涉红军将士、地方群众以及革命根据地的许多血债。
肖家璧是遂川人，出身乡绅家庭，读过私塾，也到南昌求学。按常理说，他并非没有接触新思想的机会。然而，家产和地方势力让他逐渐走上另一条路。回乡之后，他纠集地痞，购买枪械，凭借宗族和金钱扩张势力，成为当地一霸。
有钱，有枪，还有关系，肖家璧很快不再满足于做一个乡里恶霸。他经营高利贷等营生，强占民产，欺压百姓，并通过花钱谋得地方武装头目的身份。披上这层官衣后，他做事更加肆无忌惮，许多普通人只能忍气吞声。
1927年，国民党反动势力开始在各地清剿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肖家璧找到了新的靠山。他担任遂川一带清党组织的负责人，带着武装参与搜捕，逐渐成为当地反共势力的重要人物。
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转移时，肖家璧的武装曾在大汾一带发动袭击。那次行动发生突然，红军队伍被冲散，毛泽东身边一度只剩几十人。部队在混乱中重新集结，突破阻拦，最终抵达井冈山。
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肖家璧并非普通土匪，他熟悉当地地形，又依附国民党军政力量，对红军和群众都构成威胁。红军在遂川开展土地革命后，他的部分财产被没收，势力受到打击，但并没有就此收手。
1928年，国民党军队重新控制遂川。失去约束的肖家璧开始报复曾经参加革命和地方武装斗争的人。陈正人的母亲张龙秀也因此被抓走，惨遭杀害。关于具体过程，地方材料记载不一，但她死于肖家璧一伙之手，已成为陈正人一生无法忘却的伤痛。
噩耗传来时，陈正人正在外地从事革命工作。那时的红军力量弱小，敌我悬殊，贸然回乡报仇，不仅难以成功，还可能影响部队行动。有人劝他：“先把革命的事情办好。”陈正人把悲痛压了下去，没有擅自行动。
这一忍，就是二十多年。
战争形势不断变化，红军从井冈山走向长征，又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最终发展成能够夺取全国胜利的人民军队。陈正人的身份也从基层干部变成了军队高级领导干部，但肖家璧这个名字，始终没有从他的记忆中消失。
1949年，江西大部地区相继解放，国民党地方武装纷纷瓦解。肖家璧知道自己罪行累累，便带人躲进山中，企图凭借熟悉地形逃避追捕。对新生政权而言，清剿这类残余武装，既是军事任务，也是恢复地方秩序的必要步骤。
据相关回忆，毛泽东得知肖家璧仍在逃亡后，对陈正人说：“正人，报仇的机会到了。”陈正人请求回遂川处理此事，毛泽东又交给他一个团的兵力，并特别强调要活捉。这个安排，不是让陈正人凭个人情绪行事，而是要把多年积压的血债交给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依法处理。
陈正人领受命令后，没有提出额外要求，只说：“保证完成任务。”随后，部队向遂川山区展开搜索。担任主攻任务的部队逐步压缩包围圈，切断肖家璧与外界的联系。匪徒有人被击溃，有人投降，原本依仗山林负隅顽抗的队伍很快失去支撑。
肖家璧最终被活捉。对陈正人来说，这一刻并不意味着私人复仇已经完成，因为真正的处置还要经过审判。新政权不能以个人报复代替法律程序，哪怕面对的是背负多条人命的恶徒，也必须留下清楚的罪证和公开的裁决。
1949年11月，肖家璧等人在遂川接受公审。审判依据包括其组织武装、残害群众、参与捕杀革命人员以及长期盘剥百姓等罪行。公审之后，肖家璧被判处死刑并执行。那个在遂川横行多年的地方恶霸，终于在人民政权建立后失去了继续作恶的资格。
陈正人没有把这段经历写成个人英雄故事。母亲的遭遇，是他无法弥补的亲情损失；肖家璧伏法，则是革命队伍为死难者讨回的公道。私人仇恨被压在纪律之下，报仇二字也被放进了审判和秩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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