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2月，北京，陈毅正式接任外交部长。回到家中，他没有摆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反而对张茜谈起了自己的担忧。这位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元帅，面对外交岗位时，心里并不轻松。

陈毅对张茜说：“可能有四种结果：干出成绩，一般化，犯大错，得大病。”话说得直白，甚至带着几分自我调侃，却很符合他的性格。他打仗时敢于决断，处理外交事务却知道其中牵涉复杂，稍有不慎，便可能影响国家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长期兼任外交部长，外交工作几乎倾注了大量精力。随着国家外事事务日益增多，中央需要一位能够独当一面的干部接手这副担子。陈毅此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也参与过多项外事活动，因此被列入人选。

但陈毅很清楚，战场上的命令可以迅速下达，外交场合却要反复权衡。他曾向周恩来坦言，自己性子急，说话直，有时感情一上来便容易把话说满。周恩来没有因此否定他，反而认为，能够意识到风险，正说明他对外交工作的分量有清醒认识。

陈毅真正接触外交，是在亚非会议前后。1955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前往印度尼西亚万隆参加亚非会议，陈毅作为重要成员参与其中。会前，“克什米尔公主号”遭到爆炸破坏，造成机上人员遇难，周恩来因临时改变行程而幸免。这场事件使代表团的安全问题骤然紧张。

代表团抵达东南亚途中，飞机又曾因恶劣天气临时降落。机场环境陌生，周边情况复杂，警卫人员不敢有丝毫松懈。陈毅没有把自己只当作随行官员，而是直接参与安全部署，仔细观察周围动静。对他而言，外交并不是坐在会场里讲话那么简单。

万隆会议上的陈毅，也没有停留在“陪同人员”的位置。他一面协助周恩来处理事务，一面主动接触各国代表，观察不同国家的处境和诉求。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提出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等主张，正是在这种复杂环境中逐渐获得更多理解。

有意思的是，陈毅建立外交关系的方式并不拘谨。他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交往时，谈政治，也谈饮食。面对气味浓烈的榴莲，他试着品尝后说：“闻着特别，吃起来却有意思。”一盘水果，几句闲谈，拉近了双方距离，也让严肃的国事交往多了些人情味。

陈毅很快发现，国际交往不只发生在正式会谈中。外国领导人访问中国，夫人及家属同样需要得到周到接待。若只重视男宾，容易让对方感到中国忽视妇女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于是，领导人夫人参与外事接待，逐渐成为中国外交中的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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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茜原本喜欢文学和戏剧，也有自己的翻译计划，并不愿意把全部精力转到外交上。陈毅多次劝说没有结果，周恩来便请邓颖超出面沟通。邓颖超告诉张茜，这不仅是接待工作，也是妇女工作，需要有文化、有判断力、善于交往的人参与。

张茜接受任务后，重新学习英语，熟悉礼宾规范，还要了解不同国家的风俗习惯。她曾对陈毅流露出失落情绪，觉得自己又一次放下了原本喜爱的专业。陈毅没有回避这一点，只说：“既然担子落下来了，咱们一起把它挑好。”这句话不华丽，却道出了夫妻二人共同承担工作的现实。

1962年9月，印度尼西亚总统夫人哈蒂妮访问中国，张茜负责陪同。她在颐和园为客人讲解长廊彩画中的中国故事，又根据印尼歌曲即兴填词，把两国人民共同关心的民族解放内容融入其中。哈蒂妮对此印象深刻，回国后仍与张茜保持友好联系。

陈毅的外交风格，则更多体现在公开场合。1965年，美国扩大对越南的军事行动，国际局势骤然紧张。陈毅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面对记者关于美国兵力和战争升级的提问，明确表示中国不会对侵略抱有幻想，也不会在压力面前退缩。

他的讲话没有绕弯子，既指出越南人民的力量，也强调世界人民反对侵略的力量。对于可能出现的严重局面，陈毅表示中国已经做好必要准备。这种表达带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却并非临时起意，而是建立在国家立场和长期外交原则之上。

当年那个担心自己“干不好外交”的陈毅，最终没有成为只会发号施令的外行。他把军人的果断、政治家的判断和普通人的直率带进外交工作，同时也接受了外交所要求的克制与周密。张茜承担的夫人外交，则让国家关系之外，多了一条细密而持久的沟通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