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上海华东医院病房内，贺子珍收到一封来自福建龙岩的信。信纸并不特殊，落款却让她久久没有移开目光：林大姑。
此时的贺子珍，正处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低谷。两年前那场中风，使她留下偏瘫后遗症，行动受到限制，康复过程也十分缓慢。对一个长期在艰苦环境中生活过的人来说，不能自主行走，远比疼痛更难承受。
她心里还有一层难以排解的负担。
住院需要长期治疗，药物、护理和康复都要花费不少。贺子珍不止一次流露出自责，认为自己没有参加工作，反而给组织添了麻烦。她原本盼望身体好转后，重新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可突如其来的疾病打乱了全部安排。
有时，她甚至不愿认真配合训练。医护人员劝她，她只是沉默。病房里很安静，只有康复器械偶尔发出轻响。身体恢复得慢，情绪又压着身体，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循环。
关心贺子珍的人，把这些情况看在眼里。组织上经过考虑，决定增补她为全国政协委员，并由上海方面前往医院，将这一消息当面告诉她。
这个消息的意义，并不只是一项职务安排。对贺子珍而言，它意味着组织没有忘记她，也意味着她仍然能够为国家和人民发挥作用。
“你还是有事情可以做的。”
这句话传到她耳边时，贺子珍的神情明显有了变化。她开始愿意接受治疗，也重新配合康复训练。抬腿、屈膝、活动手指，看似简单，做起来却很费力。她没有再像此前那样一味拒绝，而是咬牙坚持。
不久，报纸刊登了她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消息。许多人这才知道，曾经在井冈山斗争中与队伍并肩作战的贺子珍，仍然生活在上海。
信件随之寄来。
老战友、革命故旧以及一些素未谋面的群众，纷纷写信向她问候。病房里的信越积越多，贺子珍便一封封拆阅。读到熟悉的地名和往事，她常常停下来，手指久久按在信纸上。
这些问候让她感到，自己并没有被岁月彻底隔开。她也因此更加认真地做康复，盼着有一天能够重新走出病房，做一点实际工作。
林大姑的来信，却和其他信件不同。
她在信中提到，自己认识邓子恢。1929年，贺子珍生下女儿后，因敌情紧迫，孩子无法随部队行动。为了保全孩子，贺子珍曾请邓子恢设法寻找可靠人家寄养。林大姑说，自己正是当年与这件事有关的那户人家。
这段往事，已经过去半个世纪。
当时的井冈山斗争环境极其艰苦，部队转移频繁，敌人追捕不断。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既无法随队行军，也不可能在战火中得到稳定照料。把孩子托付给当地人家，是极其痛苦却又不得不作出的决定。
贺子珍离开后，母女之间从此失去联系。多年寻找没有结果，这件事也成了她心中最深的牵挂之一。如今，龙岩来信重新带来线索，她一遍遍看着林大姑的名字，往日的记忆突然涌了回来。
她情绪激动，当即说：“我要见她。”
医护人员和身边同志理解她的心情，却没有立刻安排见面。贺子珍的病情尚未稳定，行动能力也没有完全恢复，信中所说的情况还需要进一步核实，双方联系同样要经过慎重安排。
眼下能做的，仍是让她安心治疗，等待更合适的时机。病房里的那封信，则被贺子珍小心收好，放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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