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北京前门附近的一处饭店里，二野教导二师师长杨思禄正等候分配。一个新军种即将把他从熟悉的陆地战场，带到完全陌生的天空。

那天中午，二野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达端着饭碗坐到他对面，开门见山地说：“中央准备从部队抽调干部建设空军，野司研究后，认为你比较合适。”

杨思禄愣了一下。他参加革命多年，经历过长征和多次战斗，带步兵、做政治工作都不陌生，可飞机、航校、飞行训练，对他而言几乎是一张白纸。

他问：“让我带兵打仗可以，可空军的事，我一点也不懂，能行吗？”

李达回答得很直接：“不懂就边干边学。组织上看中的，是你的政治可靠、身体好，还有长期带兵的经验。”

这次谈话并不长，却改变了杨思禄后半生的道路。4月27日，他抵达北京。同期被调来的，多是各野战部队的师、团级干部，大家聚在一起谈论的，还是陆军熟悉的编制和作战方式。至于歼击机是什么，航校究竟怎样运转，谁心里都没有十足把握。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人民空军已成为迫切任务。1949年11月11日，人民空军领导机构在北京成立，刘亚楼任司令员，肖华任政治委员。刘亚楼很清楚，飞机可以接收，机场可以接管，真正难的是培养自己的飞行员和航空技术干部。

他的判断十分鲜明：空军建设不能只等外援，必须把航校办起来。没有成批合格人员，再多飞机也只能停在地面。因此，航校不是空军建设中的普通部门，而是整个军种起步的根基。

五一前夕，刘亚楼、王秉璋和杨春甫在东交民巷与抽调干部见面。刘亚楼认出了杨思禄，笑着称他为“小杨班长”。两人早年相识，杨思禄还曾在长征到达陕北后担任过刘亚楼的警卫班长。

谈到具体分工时，刘亚楼抛出一个职位：“航校参谋长，谁愿意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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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安静下来。

在许多陆军干部看来，参谋长事务繁杂，既要筹划训练，又要处理行政和保障，出了成绩往往归于主官，出了差错却很难撇开关系。正师级干部不愿降任，副师级干部也多想选择更熟悉的岗位。

沉默片刻，杨思禄站了起来：“我愿意当。职位高低不重要，参谋长能接触航校各方面工作，正好边干边学。”

刘亚楼又确认了一遍：“你是二野师长，真愿意当参谋长？”

杨思禄回答：“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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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楼当场表示赞同。他本人就是参谋长出身，认为只有把参谋工作做扎实，今后才能成为合格的主官。这番话，既是对杨思禄的肯定，也透露出他对空军干部培养的思路：不能只看职务高低，更要看能否在陌生岗位上打基础。

1950年5月，杨思禄到济南第五航空学校任参谋长。校长方子翼，政治委员王绍渊，校内还有苏联顾问。新航校人员成分复杂，既有老航校培养的骨干，也有从陆军调来的干部，还有起义和留用人员。

杨思禄很快发现，陆军的行政管理、纪律建设和组织工作可以借鉴，但空军有自己的规律，所有工作都要围绕飞行展开。地面上安排得再周密，如果不懂飞行训练，就难以真正掌握部队。

有一次，他获准乘坐教练机。飞机升空后接连爬升、翻滚，落地时杨思禄脸色苍白，几乎站立不稳。苏联顾问问他是否体会到飞行员的辛苦，这句话让他下定决心：不能只做一个指挥飞行的人，还要亲自懂飞行。

1951年，杨思禄已经三十多岁。有人认为年纪偏大，有人担心他文化基础薄弱，苏联教官也对训练风险有所顾虑。刘亚楼却支持他的请求：“共产党人要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即使不能飞得很远，掌握飞行知识也有利于部队管理。”

杨思禄从基础理论学起。数理知识、飞机结构、空气动力学，对一个十六岁参加革命、主要靠战斗间隙识字学习的老干部来说，难度可想而知。他减少一切无关活动，每天上课后继续复习，别人休息时，他还在背公式、记数据。

真正进入驾驶训练后，语言又成了障碍。教官不会中文，他也不懂俄语，翻译稍有偏差，便可能影响操纵。一次飞机进入螺旋，指令传达不准确，险情突然出现，教官和学员费力才将飞机改平。

学校随后调整教员。来自伪满空军系统的戴逸民负责指导，教学严谨。杨思禄没有因其过去经历而拒绝学习，反而认真请教。戴逸民曾说：“飞行中我是你的老师，怎样做革命军人，你是我的老师。”

1951年夏，杨思禄终于完成单飞。此前连续几天因天气恶劣无法起飞，直到第四天，机场条件才允许训练。他驾驶飞机完成起飞、转弯、下滑和着陆，成为同期学员中较早单飞的干部。

然而，训练尚未全部结束，新的调令已经到来。1951年11月，空军第十九师在汉口王家墩组建，杨思禄被任命为师长。空军正处于边组建、边训练、边执行任务的阶段，他此前在航校积累的飞行知识，也由此转化为带兵和组织训练的实际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