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凌晨，陕西临潼华清池，东北军军官孙铭九带队突破蒋介石卫队的防线。枪声过后，蒋介石已经不在室内，只留下凌乱的衣物和仓促逃离的痕迹。孙铭九立即带人搜山，最终在骊山一处石缝附近发现了蒋介石。

这一幕，后来成为西安事变中最受关注的细节之一。有人说，孙铭九是亲自发现并控制蒋介石的关键人物；也有人认为，最先找到蒋介石的是张学良卫队营长王玉瓒。两种说法长期并存，但孙铭九确实是行动中的核心指挥者，这一点并无太大争议。

孙铭九并非东北军中的普通军官。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背负着撤出关外的沉重压力，官兵中要求抗日的情绪越来越强烈。孙铭九年轻、果断，具有较强的军事行动能力，也因此得到张学良信任，逐渐进入其身边的军事圈子。

1936年春，张学良与中共方面接触，东北军同红军之间的关系开始缓和。张学良希望把部队从内战泥潭中抽出来，转而应对日本侵略；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要求东北军继续向陕北红军施压。

矛盾由此不断累积。一次谈话中，杨虎城提出，若蒋介石始终不肯改变方针，恐怕只能采取“兵谏”。张学良起初没有明确表态，但随着局势恶化，他逐渐认定，单靠劝说已经难以推动蒋介石转变。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孙铭九奉命率领东北军卫队执行控制蒋介石的任务。华清池守卫部队进行了抵抗，战斗并不轻松。蒋介石趁乱翻越院墙，向骊山方向逃走，卫队在山中搜寻了几个小时。

据孙铭九一方的回忆，他带人沿山搜索时发现了蒋介石，并向张学良报告：“委员长已经找到了。”蒋介石当时受惊跌伤，只能接受东北军控制。至于究竟是谁第一个接触到蒋介石，后来出现过不同说法，王玉瓒在1979年致信叶剑英，便坚持认为自己率部完成了这一任务。

这场争议并不能抹去孙铭九的作用。无论从指挥卫队、突破防线，还是参与搜山来看，他都是行动中不可忽视的人物。更重要的是，西安事变把“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问题推到了全国面前。

事变发生后，南京方面一度准备采取军事行动，甚至有人主张轰炸西安。中共中央判断，蒋介石一旦遇害，国内局势极可能再次陷入大规模混战，日本则会从中获利。12月17日，周恩来、叶剑英等抵达西安，经过多方斡旋，事变最终走向和平解决。

然而，和平解决并没有让东北军内部的矛盾消失。12月25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随后被扣留。孙铭九等少壮派军官对此极为愤怒，认为张学良遭到欺骗，主张以强硬手段迫使南京释放张学良。

1937年2月2日，主张稳定局势的东北军将领王以哲被刺杀，西安局面迅速失控。孙铭九被杨虎城方面通缉，在周恩来等人帮助下，他前往陕北避险。不得不说，这次行动加深了东北军内部的分裂，也使原本复杂的局势更加难以收拾。

此后多年，孙铭九一直处在危险之中。蒋介石对西安事变参与者并不宽容，他先在天津躲藏，后来转往上海租界。抗战后期，为求自保，孙铭九曾进入汪精卫政权任职；抗战胜利后又转向国民党方面。这样的经历，成为他后来接受审查时必须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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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孙铭九在东北被解放军俘获。他解释说，自己原本是准备寻找中共方面的关系，但接头人员遇害，才辗转进入其他阵营。这一说法是否完全可信，历史上很难下定论。不过，他在抗战时期没有直接参与大规模屠杀，也没有留下对人民犯下严重血债的记录。

新中国成立后，相关方面对孙铭九的历史经历进行了审查和处理。考虑到他在西安事变中的特殊作用，以及后来行为中的具体情况，并没有对他采取严厉惩处。获释后，孙铭九在上海担任市政府参事，并长期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

这个安排既不是对其全部经历的认可，也不是简单抹去他在特殊时期的失误，而是把西安事变中的功劳、后来复杂的政治选择以及实际责任区别开来。至于“究竟是谁第一个找到蒋介石”，由于当事人的回忆各有侧重，至今仍只能依据多种材料相互参照，难以作出绝对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