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六点二十，我掀开冰柜盖子，一股白气扑到脸上。我伸手进去摸雪糕，指尖先碰到一层霜。
门口两把塑料椅上坐着人，谁也没说话，就那么看着马路那头。蝉在树上叫，叫得人心里发空。
王姨从五号楼过来，胳膊上挎着一把活动扳手，铁头磨得发亮，木柄上缠着两圈黑胶布。
“小许，给我拿瓶水。”她隔着半个院子喊我。
我从冰柜里抽了瓶最便宜的递过去，问她这是干啥去。
“上建国家，厨房那管子漏半个月了。”她把水夹在腋下，拧开盖子灌了一大口。
“他不找人修？”
“找人修不要钱啊。”她把扳手往胳膊里夹了夹，抬脚就走。
塑料凉鞋踩在水泥地上啪啪响，一直到拐过五号楼才听不见。
我回头看门口的椅子。最边上坐着老周，膝盖上搁一个塑料袋，里头两根火腿肠。
他把报纸叠得四四方方，叠好了抖开，抖开了又叠，叠得纸角都起了毛。
“周叔，吃了没？”我问他。
“吃了。”他说，“挂面。”
“就吃挂面？”
“一个人，吃不了多少。”
太阳落到六号楼后头去了。招牌上的塑料布哗啦哗啦响，响得没完没了。我拉下卷帘门，坐到柜台后头。
柜台底下压着一个硬皮本子，原先是我记赊账用的。后来赊账的人少了，我就拿它记别的。
记谁来了，谁来接孩子，谁家儿子来了待多久。
我把本子摊在膝盖上，用指头点着数。常来我门口坐的退休老人，正好二十位。
我在这个小区南门里开了十一年店。十一年前我在纺织厂，厂子倒了，我拿八千块买断工龄。
那时候苗苗刚会走，我在南门租了间十几个平方的门脸，卖烟酒副食，顺带代收快递。
小区是老小区，六栋楼，没电梯，住的大多是老人。我男人在工地上，一年回来两趟。
家里就我和苗苗。我妈住六号楼，一个人，我爸走得早。
开店的都知道,门口那几把塑料椅是我的眼睛。夏天坐满，冬天也有人端着缸子出来晒太阳。
他们在我眼皮底下说儿女，说退休金，说谁家的儿媳妇又买了个什么包。
听多了，我就往本子上记。本子第一页的字歪歪扭扭。
“三号楼赵大姐，孙女二年级，天天接。”
“五号楼王秀兰，儿子建国，儿媳小敏，孙子腾腾。”
“一号楼老孙头，外孙女上幼儿园，天天骑电动车送。”
“二号楼老周，周德海，退休会计，儿子周强。”
写了半年，我发现一件事。这事说出来不好听，可我数了三遍，都没数错。
儿女来得最勤的那几家，老人手里都不宽裕。
王姨退休金三千二，赵大姐三千六，老孙头两千八。可他们家的孩子，一天最少来一趟。
来得最少的那几位，退休金反倒高。
老周一个月八千四，儿子一个月来一回。二号楼老李，退休前是中学老师，女儿两个月没露面。
我在本子上画道道，画得满页都是。画完我又觉得，这事没那么简单。
第二天上午，王姨的儿媳妇小敏来了。
小敏在我这儿买了两盒酸奶，一盒给腾腾，一盒她自己喝。
“我妈腰又疼了。”她一边扫码一边说。
“那你还让她干活？”
“她自己要干。”小敏说，“我拦都拦不住。”
她拎着酸奶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头，说了句：“许姐，我妈要是来你这儿坐着，你帮我劝劝她。”
“劝她歇着？”
“劝她别老往楼上跑。”她叹了口气，“六楼，我爬着都费劲。”
她走了。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说不上是个什么滋味。
下午老周来了，还是要买挂面。
我给他拿了一包，顺手搁了两个鸡蛋在袋子里。
“鸡蛋不要。”他说。
“送的。”
“谁要你送。”他把鸡蛋拿出来放回筐里，推得很客气，也很犟。
他坐在门口的椅子上，把挂面夹在胳肢窝里，半天没动。
“你本子上记什么呢？”他忽然问。
“记账。”
“记谁的账？”
“记你们的。”
他笑了一下。那种笑不太像笑，嘴角动了动就回去了。
“我儿子上礼拜来了。”他说。
“嗯，我看见车了。”
“拿了两箱奶，坐了十分钟。”
“不少了。”
“王秀兰家呢？”
“她儿子一天两趟。”
老周把手里的挂面换了只手拿，塑料袋窸窸窣窣响。
“她有钱？她退休金才三千二。”
我没吭声。他就那么看着我，等我说。
“那你说，”他又问，“他们图啥？”
我看着他膝盖上那包挂面，想了半天。
“图您还能搭把手。”
老周没说话。他把烟从兜里摸出来，捏了捏，没点着，又塞回去了。
过了好一会儿，他说：“我搭不上手了。”
五月底，苗苗月考。我妈早上七点就来敲门。
她手里提着一袋鸡蛋，还有一小把香椿，叶子还带着露水。
“你别管，我给苗苗煮。”
“妈，你歇着，我自己来。”
“你六点半就得开门，你煮什么。”她把鸡蛋往灶台上一放。
她从门后把围裙拿下来，自己系上。带子在背后绕了两圈，打了个结。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她。她个子小，够吊柜的时候得踮脚。
她今年七十六了。背有点驼，走路的时候两只手在身侧晃。
苗苗出来的时候，桌上已经摆好了。
一碗卧鸡蛋，一碟香椿拌豆腐，一个热馒头，馒头底下垫着一张餐巾纸。
“姥姥，你怎么又来了。”苗苗一边拉椅子一边说。
“我不来谁给你煮。”
苗苗埋头吃，吃了两口抬头：“姥姥，你手怎么了？”
我妈把手往围裙后头一背：“切菜切着了。”
我看见她手背上贴着一块创可贴，边缘翘起来了。
苗苗吃完饭，书包一背，我妈就跟出去了。
“我送她到校门口。”
“学校就隔两条街。”
“两条街也有车。”
六月头上，老周跟我说，他要去儿子家接孙女。
“以前都是我接。”他说。
“您孙女多大了？”
“三年级。那会儿她妈上夜班，我天天去。”
“那现在谁接？”
“她姥姥。”
他说这三个字的时候，把报纸卷成了个筒，攥在手里。
第二天他真去了。下午四点半，我在门口看见他从西边回来，走得挺直。
“接上了？”我问。
“没有。”他说，“她姥姥先到了。”
他在椅子上坐下来，坐了半个钟头，一口水没喝。
“我跟老师说我是她爷爷。”
“老师怎么说？”
“老师说，”他顿了顿，“老师说，要登记，让我等家长来。”
说完他从口袋里摸出两颗糖，放在我柜台上。
“给苗苗的。”
“您留着给您孙女。”
“她不吃这个了。”
那两颗糖在我柜台上搁了三天，我收进了抽屉里。
过了两天，他又去了儿子家，说是要修马桶。
那天晚上八点多，我在店里理货，听见楼道里有人吵。
是周强。他声音不大，但是顶人，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撂。
“您拧坏了我找谁去？楼下人家墙都泡了。”
老周没声。
“赔了人家三千，我这月车贷还不上。”
老周还是没声。
后来我听见老周说了一句：“我给你。”
“您给我什么？”
第二天早上，老周来买烟。他要的是最便宜的那种。
“三千我给他了。”他说。
“您哪来的钱？”
“存折里取的。”
他拿烟的手抖了一下，火柴划了三回才划着。
“周叔，”我说，“您下回别去了。”
“我不去我干啥。”
他说完就走了，烟叼在嘴上，一口没抽，烧到一半自己灭了。
六月中，王姨摔了。
给儿子家扛米，六楼，她扛到四楼半，腿一软就坐下去了。
米撒了一楼梯，白花花的，人坐在地上起不来。
是三号楼的老孙头先发现的，喊了人，又跑回楼里拿手机。
我在店里听见救护车响，跑出去的时候，她已经被抬上车了。
小敏在后面跟着，眼睛红红的，手里还攥着腾腾的水杯。
王姨在医院住了十四天。
我去看她那天，病房里三张床，她靠窗。窗台上放着一个保温桶。
“今天谁来了？”
“建国早上来的，送了粥。”
“小敏呢？”
“她下午来，接腾腾。”
“那你晚上一个人？”
“晚上没事。”她盯着天花板上的一块水渍，“就是翻身费劲。”
我给她削了个苹果，皮削断了三次。
她吃了两小块，把剩下的推给我。
“小许，我跟你说个事。”
“您说。”
“我这次摔得不是时候。”
“怎么不是时候。”
“腾腾放暑假了，小敏单位正忙。我这一躺，她得请假。”
她看着窗户外面，楼下有护工推着轮椅走过，轮子吱呀吱呀的。
“我不能歇。”她说，“我一歇，这家就没人来了。”
我手里的苹果皮断了。
“您别瞎想。”
“我不是瞎想。”她说，“你看老周。”
我没接话，把苹果皮扔进垃圾桶。
她又说：“你也别笑我。你妈不也一样，天天给你接苗苗。”
我愣了一下。
“那不一样。”
“有啥不一样。”
我从床头柜上拿起水杯，给她倒了半杯水，没说话。
王姨出院那天，我去接的。
建国开车来的，小敏坐在副驾，腾腾在后座吃薯片，油手往椅背上抹。
王姨从电梯里出来，走得慢。建国伸手去扶，她把手甩开了。
“我自己能走。”
她上车之前，回头看了一眼医院大门。
“我这辈子，头一回坐小汽车。”
车上腾腾吵着要开空调，小敏说费油，建国没吭声。
夏天来了。店里的冰柜从早响到晚，嗡嗡的，跟有只大虫子在里头。
早晨的太阳斜着照进来，落在地上一块一块的。
老周还是那个样子，一天来两趟。早上买一份报纸，下午买一包挂面。
他开始在我门口修东西。
先是把门口那两把塑料椅的腿锯平了，又把其中一个的螺丝拧紧。
“晃得人屁股疼。”他说。
又帮三号楼的小孩补了两回车胎，补胎不要钱，还搭进去两片胶。
有一天他孙女自己来了，穿一条黄裙子，脚上一双白凉鞋。
“爷爷，我买冰棍。”
老周从椅子上站起来，站得特别快，膝盖响了一声。
他掏钱的时候手忙脚乱，零钱撒了一地。
小女孩蹲下去帮他捡，捡了半天。
“爷爷你手抖什么？”
“没抖。”
冰棍五毛钱。他给了一张十块的，我找了他九块五。
他把零钱叠好，塞进那个塑料袋里。
八月初，老周住院了。
是心脏，要做支架。前一天晚上他来了我店里。
那天他买了一包好烟，三十多块的那种，红壳子。
“小许，帮我个忙。”
“您说。”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边角磨白了，中间的折痕深得发黑。
“我要是出不来，你把这个交给我儿子。”
“您别胡说。”
“你应一声。”
我把信封接过来，捏了捏，里头是纸，不厚。
“行。”
他点点头，又买了两根火腿肠，转身要走。
“周叔。”我叫住他，“那包好烟，您自己抽一根。”
“那个留着。”他说，“来人再抽。”
他住院住了九天。他儿子来了一次。
那天下午，我在店里看见周强的车停在门口，没熄火。
他进去二十来分钟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在楼下抽了根烟，抽一半就掐了。
他没往医院那边看一眼，开车走了，尾气喷在路牙子上。
我站在店门口，手里的抹布一直没放下。
老周出院是我叫的车。他从楼上下来，瘦了一圈，裤腰松了，用一根绳系着。
到楼下，他不肯上楼，坐在我门口的椅子上。
我把信封还给他。
他捏着信封，捏了半天，手指头一遍一遍摩挲那个折痕。
“你看了没？”
“没看。”
“你看看吧。”
他把信封拆开，抽出里面那张纸，递给我。
是一张手写的账。圆珠笔，字很小，一行一行排得整整齐齐。
“二〇一三年，周强结婚，十八万。”
“二〇一六年，买房首付，二十八万。”
“二〇一八年，换车，十二万。”
“二〇二〇年，孙女上私立，六万八。”
“二〇二一年，周强做生意亏了，十五万。”
“二〇二二年，小敏开店，十万。”
我在心里加了一遍，八十九万八。
底下还有一行：“红包，每年一万，九年，九万。”
八十九万八加九万，九十八万八。
“差一万二，就到一百万。”他说。
我把纸还给他，手有点抖。
“那您手里还有多少？”
“三万七。”
我看着他，一时说不出话。
怪不得他天天吃挂面。怪不得他买火腿肠只买两根。
“我不是跟你诉苦。”他说。
“我知道。”
“我就是不明白。”
他把纸叠好，塞回信封，一下一下把折痕按平。
“我给他这么多，他一年来看我十二回。”
“王秀兰一分钱没有，她儿子一天来两趟。”
风从南门那边吹过来，招牌上的塑料布哗啦哗啦响。
我说：“周叔，钱是死的。”
“人呢？”
“人是活的。”我说，“您得让他觉得，离了您不行。”
老周笑了一下，呵了一声，像漏气。
“我这把年纪，还能让人离不了？”
“能。”
那天晚上我把信封翻过来，看见背面有铅笔字。
很淡，擦了又写，纸都擦毛了。
“周日来。”划掉了。
“下周日来。”又划掉了。
再下面一行，写着：“不来也行。”
我盯着那四个字，盯了很久。
第二天我问他，背面那字是谁写的。
“我记性不好。”他说，“写着提醒自己。”
他把报纸叠起来，叠得四四方方。
叠完了又抖开，抖开了又叠。那天他叠了七回。
九月初，苗苗开学，初二。
开学那几天我店里忙，进货、理货、贴价签，一天站十二个钟头。
我妈天天来。
早上来送苗苗，中午来给我送饭，晚上来接苗苗。
“妈，你别跑了，一天三趟。”
“我闲着也是闲着。”
她说完就去擦柜台。我柜台上本来就干净，她擦了三遍。
有一天晚上，我回家已经九点多了。
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我摸着墙上去，扶手上一层灰。
到三楼，我听见家里有声音。是水声，还有金属碰瓷砖的响。
我开门进去，厨房灯亮着。
我妈趴在地上，上半身钻在洗手池底下。
她膝盖底下垫着苗苗那件旧棉袄，袖子上全是灰。
手边放着一把活动扳手，铁头磨得发亮，木柄上缠着两圈黑胶布。
“妈，你干什么！”
“管子漏了。”她在底下瓮声瓮气地说。
“漏了你叫我啊。”
“叫你明天来，得淌一夜水。”
我蹲下去拉她。她不肯起。
“马上就好，就差半圈。”
我看着她那双手。指头关节都是肿的，指甲缝里是黑的。
手背上那块创可贴还在，换了一块新的，边角照样翘着。
过了一会儿她出来了，扶着灶台站起来的。
站起来的时候“嘶”了一声，很轻，像怕被人听见。
“好了。”她说，“你试试。”
我打开水龙头，不漏了。
她从地上捡起那把扳手，用围裙擦了擦。
“这扳手哪儿来的？”
“王秀兰给的。”
“你什么时候跟王姨……”
“上回在医院，她说好用，给了我一把。”她把扳手往桌上一放，“比你爸那把强。”
她要回家，我留她住下。
“不了，我明早还得买菜。”
她走到门口，又回头。
“苗苗的书包我给她装好了，卷子签了字。”
“嗯。”
“冰箱里那罐萝卜干是你王姨的方子，我腌的，你尝尝。”
门关上了。我站在厨房里，听着她的脚步一层一层往下走。
我收拾灶台的时候，看见她的布包忘在椅子上。
布包拉链坏了，用一根红绳子系着，打了个死结。
我想给她送下去，又想起她明天还来。
包里有个塑料袋，露出来一角。我抽出来看，是几张纸，折得小小的。
是电费单、水费单，我家的。缴费日期都过了，单子上盖着“已缴”的章。
单子底下还有个小本子，比她手掌大一点，封皮是买酱油送的。
我一页一页翻。
“三月二日，苗苗月考，早起煮蛋。”
“四月七日，小许来例假，炖排骨。”
“五月十九日，小许店里忙，我接苗苗。”
“六月十一日，膝盖疼，贴膏药，别跟小许说。”
“六月十二日，买小油菜，苗苗爱吃。”
翻到最后一页，写的是：“这个月没帮上什么忙。”
我把本子合上，坐在椅子上。
坐了很久，坐到厨房那盏灯自己跳了一下。
第二天早上七点，门响了。
我妈提着两个塑料袋，里头是菜，塑料袋勒得她手指发红。
“今天小油菜便宜，两块八。”
她把菜往灶台上一放，围裙从门后拿下来。
围裙的带子系不上，她够不着后面，手在背后绕了两圈。
我走过去，替她系上了。
她愣了一下：“你今天不用开门？”
“晚点开。”
那天早饭是我做的。鸡蛋煎破了两个，苗苗说好吃。
我妈坐在桌边，看着我们吃，手放在膝盖上。
“你怎么不吃？”
“我吃过了。”
她面前那碗粥放凉了，结了一层皮。
那把扳手，我擦干净了，放在鞋柜上。
她第二天来的时候看见了。
“你的扳手。”我说。
她拿起来掂了掂，又放回去了。
“搁你这儿吧。你家老是漏。”
王姨现在不扛米了。
她改成在我门口坐着择菜，等腾腾放学。菜篮子搁在腿上，一边择一边看表。
有一天她跟我说：“我算是想开了。”
“想开啥？”
“能用一天是一天。”
“这叫想开？”
她笑，把菜篮子往腿上一搁。
“你还年轻。”
老周现在在小区里挺忙。
他给四号楼修了个电饭锅，给一号楼换了个插座，还帮人磨了三把菜刀。
他孙女开始自己来买冰棍了，不再是他去接。
小女孩在门口喊“爷爷”的时候，老周的报纸就叠不好了。
“爷爷你叠得像包子。”
“你懂什么。”
他嘴上这么说，报纸还是叠成了包子，一整个夏天都是。
十月底，天凉了。早上有雾，雾散了才看得见六号楼的窗户。
我给我妈买了双棉鞋，四十二块，鞋底带防滑纹。
她试了试，说有点大。
“大点好，垫双鞋垫。”
“那得穿到明年。”
“那就穿到明年。”
她把鞋脱下来，用塑料袋包好，抱在怀里抱回了家。
那天傍晚我又掀冰柜盖子。
白气扑到脸上，跟半年前一模一样。
门口两把椅子坐满了人，有人自己从店里搬了个小马扎。
我妈坐在最边上，手里剥毛豆。
苗苗放学回来，书包往地上一扔。
“姥姥。”
我妈应了一声，把一颗毛豆塞到她嘴里。
“生的！”
“生的才甜。”
我把硬皮本子摊在柜台上。
二十个名字，从头到尾一行一行。
我翻到最后一页，添了一个。
我没写名字，只写了“六号楼”。
写完我合上本子，去给她续了杯热水。
杯子是搪瓷的，边上磕掉一块瓷，是她的，一直在她包里带着。
她接过去，两只手捧着，低头吹了吹。
风从南门那边过来，招牌上的塑料布哗啦哗啦响。
响得挺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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