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春，湖南板仓，向振熙收到女婿毛泽东寄来的信。信纸不长，真正让她停目良久的，却不是寿词本身，而是落款中多出的一个名字。

这位老人便是杨开慧的母亲。杨昌济去世后，她独自承担起抚养家庭的重担，也曾在毛泽东最艰难的岁月里给予支持。那份情分，早已超出普通亲家之间的往来。

1920年1月，杨昌济病逝，向振熙年约五十岁。毛泽东筹办文化书社时经费紧张，她拿出丈夫丧事后留下的奠仪钱相助。钱不算多，却解了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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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毛泽东与杨开慧投身革命，向振熙既要照料孩子，也要替他们遮掩行踪。她未必完全知晓女儿女婿在做什么，却明白那是一件危险的事。能帮一把，就尽力帮一把。

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捕。同年11月，她在长沙英勇就义。噩耗传来，向振熙悲痛欲绝，三个外孙也失去了母亲。为了躲避搜捕，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后来被送往上海，祖孙从此长久失散。

那些年，向振熙常站在门口张望。她等的不是普通亲人，而是生死未卜的三个孩子。战争年代，许多家庭的离散并没有告别，只有一扇门、一条路，以及迟迟不来的消息。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向振熙听到消息后，最先问起的仍是毛泽东和外孙。杨开智将母亲的牵挂写信告知北京，毛泽东回信说：“老夫人健在，我心甚慰。”

不久，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回湖南探亲，毛泽东托她带去信件和礼物。朱仲丽到达向家时，杨开智夫妇陪着老人一同拆信。向振熙反复读着信上的字，临别时只叮嘱：“请告诉润之，好好保重身体。”

这句话很平常，却让毛泽东沉默了很久。朱仲丽转述老人想了解他家庭情况时，他没有多作解释，只是点头。对向振熙而言，女儿已经不在，女婿身边是否有人照料，当然是她最挂心的事。

1950年，向振熙迎来八十大寿。毛泽东没有只寄礼物，而是让长子毛岸英回湖南祝寿。祖孙隔了近二十年再次相见，老人伸手摸着毛岸英的脸，连声说道：“伢子，我认出你了。”

毛岸英带去的，还有父亲亲笔写的寿词和一张照片。寿词下方，毛泽东特意写上了江青的名字。这个安排并不张扬，却十分明确：他要让岳母知道，自己已经有了新的家庭，也希望老人不必再为他的生活牵挂。

向振熙看着那个名字，心里自然明白。她没有追问，也没有多说，只把照片拿在手中，喃喃念着：“二十年了。”对她来说，这既是女儿离去的二十年，也是一个母亲替女儿继续惦念亲人的二十年。

毛岸英问外婆还有什么要求，老人只说想借十元钱，把乡亲们的账还上。她一生帮人多，向人求助少。此次寿辰，最重的礼物不是钱，而是失散多年的外孙终于站到了面前。

遗憾的是，这次相见竟成祖孙最后一面。1950年11月，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毛泽东承受丧子之痛，却没有把噩耗立即告诉远在湖南的老人，唯恐她年事已高，难以承受。

1951年，毛泽东又让毛岸青回湖南探望向振熙。老人见到外孙，仍旧先问他的生活和工作。后来，毛泽东持续寄给她生活费用，偶有疏漏，也会设法补上。

1960年，向振熙九十岁时，毛泽东托杨开英转交二百元，并写信说：“杨老太太今年九十岁寿辰，无以为敬，现寄去二百元，烦请转敬。”1962年冬，九十二岁的向振熙病逝。毛泽东发去唁电，寄送五百元，并嘱咐可将她与杨开慧合葬，因为“我们是一家人，不分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