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姐腿疼一年多久治无效，奔赴上海问诊，医生一句话让我看傻了|上海市|女医生|心理医生|胯骨|腿疼|诊室

我姐那条腿

我姐腿疼了一年多。

起初是膝盖疼，后来整条腿都疼，左边胯骨疼完右边胯骨疼，白天疼夜里也疼，坐着疼躺着也疼。她说是走路走多了，歇歇就好。可歇了大半年，一点没好。又说是更年期，过了这阵子就好了。可这阵子过得也太长了。

姐夫带她跑遍了老家所有的医院。县医院拍了片子，说骨头没事，开了一堆止痛药。市医院做了核磁，说有点腰椎间盘突出，开了理疗。省城的大医院也去了，挂了个专家号，专家看了半天片子，说不太确定，建议住院观察。住了一个星期，各种检查做了个遍，出院的时候诊断书上写了一长串，什么“退行性病变”“腰肌劳损”“神经性疼痛”，密密麻麻一大段，药开了一袋子，可腿还是疼。

我姐瘦了一大圈。她本来是个爱说爱笑的人，以前每年过年都是她张罗一大家子的饭菜，一个人在厨房里忙前忙后还能哼歌。去年过年我去她家，她坐在沙发上，脸色灰扑扑的，勉强笑了笑，说：“你来了。”就再没说话了。她疼得没力气说话。

姐夫说，她夜里经常疼得睡不着，怕吵醒他，就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开着电视，声音调得很小，坐到天亮。姐夫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她，她就摆摆手说没事，你睡你的。

我姐这辈子，就是个特别能忍的人。小时候家里穷，她初中没读完就出去打工，供我和弟弟上学。后来结婚，姐夫家条件也一般，两个人白手起家，吃了多少苦从来没跟人说过。生了孩子，坐月子的时候没人照顾，自己爬起来做饭洗衣服，落了一身毛病。我妈走的那年，我姐在灵堂前守了三天三夜，眼泪都没怎么掉，等人都散了，她一个人趴在妈睡过的床上，哭得喘不上气。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什么苦都往肚子里咽。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说，姐，去上海吧。我查了，上海有个医院的骨科全国有名，我陪你去。

我姐不想去，说太远了，太麻烦了，花那个钱干什么。我说你现在走路都费劲，再拖下去要坐轮椅了。她沉默了很久，说，好。

挂了半个月的号，才挂上一个专家。那天早上我陪着她坐高铁去上海，一路上她靠在椅背上，闭着眼，脸色蜡黄，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我看着她，心里特别难受。

到了医院，人山人海。全国各地来的病人挤满了走廊，每个人脸上都挂着一样的表情——又疲惫又期待。我们等了整整一个上午，终于叫到我姐的号。

进去诊室，里面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女医生，短发，戴着眼镜，看起来很干练。她看了我姐带去的所有检查报告，一页一页翻得很仔细。然后她抬起头，问我姐：“你哪里疼？”

我姐说：“左边胯骨，连着整条腿，膝盖也疼，脚踝也疼。”

“什么时候最疼？”

“走路疼，站着疼，坐着也疼。晚上疼得睡不着。”

“什么时候不疼？”

我姐想了想，说：“躺着不动的时候，稍微好一点。”

医生点点头，从桌子后面站起来，走到我姐面前。她让我姐躺在检查床上，然后伸手按了按她的腰。我姐倒吸了一口冷气。医生又按了按她的胯骨，我姐没反应。医生按了按她的膝盖，我姐也没反应。然后医生让我姐坐起来，又让她躺下，又让她翻身，折腾了好一阵。

最后医生站直了身体，摘下手套，看着我姐，说了一句话。

“你这条腿，什么毛病都没有。”

我和我姐都愣住了。

“什么？”我姐说，“怎么可能？我疼了一年多，怎么会没毛病？”

医生坐回椅子上，看着我们，语气很平静：“你所有检查都做了，片子也拍了，血也抽了。骨头没事，关节没事，神经没事。你的腿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我姐的脸色一下子白了。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她疼了一年多，跑了那么多医院，吃了那么多药，受了那么多罪，现在有人告诉她，你腿没毛病？那她疼的是什么？

我替我姐问了出来：“医生，那她为什么这么疼？没毛病怎么会疼？”

医生推了推眼镜，看了我一眼，然后把目光转向我姐。她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你最近是不是心情不太好？”

我姐愣了一下，没说话。

医生又问：“这一两年，家里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我姐的嘴唇动了动，还是没说话。可我发现她的手开始发抖。

医生继续说：“你腿疼了一年多，什么检查都做了，全是正常的。能引起这么大面积疼痛的器质性病变，按理说早就该查出来了。但你没查出来。所以你这个疼，很可能不是骨头和神经的问题。”

她顿了顿，声音放得很轻：“是情绪的问题。”

我姐的眼泪忽然就掉下来了。无声地，一颗一颗往下掉。她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

医生递给她一张纸巾，然后跟我说：“你姐这个情况，我们叫躯体化症状。就是心理上的压力和痛苦，身体替你表达出来了。你姐姐这一年多，是不是遇到了什么过不去的坎？”

我忽然想起来。一年多前，我姐的儿子，我的外甥，离婚了。离婚倒没什么，关键是他把三岁的女儿丢给了我姐，自己跑到深圳去了，一年到头连个电话都没有。我姐一边带着孙女，一边还要瞒着所有亲戚，怕人笑话。姐夫身体也不好，干不了重活，家里的开销全靠她打零工撑着。她从来没跟我们抱怨过一句，每次打电话都说“没事没事，好着呢”。

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那些咽下去的眼泪，那些深夜里一个人扛的绝望，身体全都替她记住了。

“医生，”我姐终于开口了，声音哑得厉害，“那我这个疼，能治好吗？”

医生看着她，说：“能。但不是吃药能治好的。你得把心里那些事说出来。跟家里人说说，跟朋友说说，实在不行，找个心理医生说说。你憋了太久了。”

从诊室出来的时候，我姐靠在走廊的墙上，捂着脸，肩膀一耸一耸的。我站在她旁边，什么也没说，就陪着她。来来往往的人从我们身边走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病，自己的疼，自己的故事。

那天晚上我们没赶回去，在上海住了一晚。我姐吃了碗面，吃得比平时多。然后她坐在床边，跟我说了很多。说外甥小时候多听话，说儿媳妇走的那天孙女哭得撕心裂肺，说她每天晚上等孙女睡了之后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抽烟，她以前从来不抽烟。

她说：“弟，你说我是不是特别没用？连个孩子都带不好。”

我说：“姐，你带大了我，带大了弟弟，又带大了外甥，现在又带孙女。你不是没用，你是太累了。”

我姐哭了。哭得很厉害，像要把这一年多的眼泪全流出来。我坐在旁边，递纸巾，什么也不说。我知道，她需要的不是我劝她，是她自己把那些憋着的东西倒出来。

第二天回老家，我姐开始变了。她不再一个人扛了。她把孙女白天放到托儿所，自己去社区活动中心跟一帮老太太学跳广场舞。她给外甥打了电话，说了很久，让他每个月至少回来一趟看看孩子。她还去看了心理医生，每周一次，去了一个月。

腿还是疼。但她说，疼得比以前轻了。有时候能一觉睡到天亮了。

前几天我去看她，她正在厨房里做饭。看见我来了，笑着说：“来得正好，我刚炖了排骨。”

我看着她系着围裙在灶台前忙活的背影，想起一年多前她坐在沙发上灰扑扑的脸。她现在还是瘦，但眼睛亮了，说话也有力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