柜台的玻璃有点脏，左边角上还贴着一小块没撕干净的胶带，黑乎乎的。
我把公积金单子从窗口递进去，里面那姑娘低头敲键盘，敲了一半，手停了。
她抬头看我一眼。又低头看屏幕。再抬头。
“顾承泽？”
“嗯。”
“您稍等一下。”她站起来，椅子往后滑了半截，轮子卡在地砖缝里，咯噔一声。她没管，快步进了里间。
我站在那儿，右手食指在裤缝上抠了两下。公积金取过好几回了，从没这样。
里间门开了，出来个年纪大点的，胸牌上写“林小满”。她手里捏着一张打印纸，走到窗口前面，没坐下。
“顾师傅，”她压低了声音，“您名下有一笔境外转入，两百七十万。”
我没说话。
“还有一条语音留言。”她看了我一眼，“您……要不要听？”
我把手从裤缝上拿开。指头上全是汗。
她点了一下鼠标。喇叭里先是一阵沙沙的响，然后一个女声，很轻，像隔了很远。
“爸，我病了，不敢联系你。”
声音停了。
我认得这个声音。十六年了，我连她说话啥调都快忘了，可这一句出来，我耳朵里嗡的一下，像公交车气刹放气。
林小满又点了一下。
“……因为——”
没了。
我盯着那个喇叭，等了半天，什么也没有了。屏幕上的播放条已经到头了。
“就这些？”我问。
“就这些。”林小满说，“后面好像还有，但录音到这儿就断了。”
我把手伸过去，想拿那张打印纸。手有点抖。我把纸按在台面上，用指头压住，才拿起来。
纸上是流水。密密麻麻的数字。我一行一行往下看，看到第三行的时候，右手食指又开始抠纸边。
不对。
这账不对。
第一章
从银行出来，太阳很大，晃眼。我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把那张纸折了两折，塞进外套内兜。内兜是带拉链的，我拉上，又拉开，又拉上。
公交站台就在银行门口。我上了三路车，坐了两站，才想起来方向反了。下车，走到对面，再等。等车的时候，我把纸又拿出来看。
两百七十万。汇款方是一串英文字母，我不认识。每年一笔，有时候两笔，从二〇〇九年三月开始，一直到今年二月。最后一笔是上个月，五千澳元，折合人民币两万四。
我心里算了一下。十六年，平均一年不到十七万。不多不少，刚好是一个护士在澳洲能攒下来的数。
她不是没钱。她是攒着，不花。
车来了。这回我上了车，找了个靠后的位子坐下。前面一个老太太拎着一兜子芹菜，味儿挺大。我把窗户拉开一条缝。
到家快十一点。我把门反锁，坐在沙发上，把手机掏出来。
微信里，女儿的头像还是那张。一张侧脸，背景是海。十六年没换过。我点进去，上一条消息是二〇〇九年三月。她发的。
“爸，我到墨尔本了。别担心。”
我没回。
当时是没回。后来是想回，不知道怎么开口。再后来，就不知道还能不能回了。
我往上翻，翻了半天，全是空白。中间什么都没有。十六年，一条都没有。
我把手机搁在茶几上，去厨房烧水。水壶是旧的，底下一圈水垢，烧起来嗡嗡响。我站在灶台前，看着火苗。
水开了。我泡了碗面。面是红烧牛肉的，里头有香菜。我把香菜一根一根挑出来，搁在盖子上。
吃了两口，吃不下去。
我把筷子放下，回客厅，拿起手机，又点开女儿的头像。我打了几个字：“你还好吗。”
删了。
又打：“收到银行通知了。”
删了。
最后我发了一个字：“爸。”
发出去以后，我盯着屏幕看了五分钟。没有回音。那个字旁边连个“已读”都没有。
我把手机扣在沙发上，去阳台收衣服。衣服是昨天洗的，还没干透，摸上去潮乎乎的。我一件一件叠好，放进柜子。
下午两点多，我出了门。楼下老赵在花坛边上下棋，一个人对着棋盘摆子。看见我，招手。
“老顾，来一盘？”
“不了。”
“怎么了，脸这么长。”
“没事。”
我走过去，在他对面的小马扎上坐下。棋盘上是一个残局。红方剩一车一马，黑方双炮士象全。
“你说，”我盯着棋盘，“一个人十六年不给你打电话，突然给你汇钱，是什么意思。”
老赵抬头看我一眼。他手里捏着个黑炮，捏了半天，搁下。
“这事不简单。”
“废话。”
“我是说真的。”老赵把炮拿起来，在手里转了一圈，“汇钱不打电话，要么是不想让你知道，要么是不敢让你知道。不想让你知道，就是钱不干净。不敢让你知道——”
他把炮往棋盘上一放，砸得挺响。
“就是人有事。”
我没说话。老赵也不说了，低头看棋。
风从楼缝里灌过来，带着楼下饭馆的油烟味。三楼有人在炒辣椒，呛得我咳了两声。
“你这棋，红方赢。”我站起来。
“哎，你别走啊，我还没想好呢。”
我摆了摆手，上楼了。
晚上我没开灯，坐在沙发上，把手机的录音功能打开。我把银行那段留言，凭着记忆，一句一句录下来。我自己念的。
“爸，我病了，不敢联系你。”
我念了三遍。念到第三遍的时候，嗓子有点哑。
我关掉录音，把手机放在茶几上。茶几上还放着那张流水单，我拿起来，对着窗户透进来的路灯光，又看了一遍。
第三行的那个数字，不对劲。
第二章
第二天一早，我坐车去了老单位。公交集团在城南，我干了三十年，从修理工干到修理工退休。修理工没人记得，但车牌号我记得。哪年哪月哪辆车换过什么零件，我脑子里有一本账。
门卫老周认识我，摆了摆手让我进去。我去了档案室，找小刘调了二〇〇九年前后的旧账本。
旧账本是一摞牛皮纸装订的本子，封面用记号笔写着年份。我一本一本翻。二〇〇九年三月，我请过一次假。三天。
请假事由那一栏，写的是“家事”。
我记得那次。女儿出国，我没去送。她妈走得早，我一个人把她拉扯大。她说要去澳洲读书，我说行。她说要留在那边，我说行。她说要结婚，我说行。
然后她就不打电话了。
我翻到二〇〇九年三月十六号。那天我请了假，在家坐了一天。我记得我买了两斤排骨，炖了一锅，自己吃了三天。
账本上还有一笔，我差点漏过去。二〇〇九年五月，我以个人名义，给一个账号汇过五千块钱。收款人姓周。
周。
我女儿嫁的那个人，姓周。
我把账本合上，问小刘：“能复印吗。”
“顾师傅，您要这个干嘛？”
“对账。”
小刘没多问，给我印了。我把复印件叠好，塞进内兜。
从单位出来，我去了趟银行。林小满在。她看见我，从柜台后面出来，把我引到旁边的会客室。
“顾师傅，我查了一下。”她把门带上，声音压得低，“这笔钱是从澳洲一个信托账户转出来的，户主是您女儿。但操作人是另一个人，授权书在。”
“授权书谁签的。”
“周砚。”
我没吭声。
“还有个事。”林小满把手机拿出来，翻到一个页面，“这笔钱每个月都有进账，但进账之后，隔几天就会转出去一笔。转出去的账户，也是澳洲的。”
“转给谁。”
“一个医疗机构的账户。”她把手机推过来，“我查了一下，是一家肿瘤医院。”
肿瘤医院。
我右手食指在膝盖上抠了一下。布料粗，指甲缝里刮出一点白印子。
“还有一个账户。”林小满说，“是澳洲一家房产中介。”
“房子。”
“对。您女儿名下有一套房，去年挂牌了。”
我站起来。膝盖响了一声。
“顾师傅。”
“我没事。”
我出了银行，站在台阶上。太阳还是很大。我把外套扣子解开，又扣上。
十六年。她病了十六年。
我掏出手机，翻到女儿的微信。我还是发了一个字。
“爸。”
还是没回。
我站在那儿，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看了很久。
第三章
消息是第三天传开的。
我在楼下买菜，孙姨从后面追上来，手里拎着一袋橘子，塞给我。
“老顾，听说你闺女给你汇钱了？”
我没接橘子。
“两百多万呢，”孙姨声音不大不小，刚好够旁边几个买菜的听见，“我早就说，星遥这孩子心狠，可心狠归心狠，钱还是给寄的。”
“你怎么知道的。”
“嗨，银行那边谁不知道。小满她妈跟我跳广场舞，说的。”
我把橘子推回去。
“孙姨，这钱的事，还没弄清楚。”
“清楚不清楚的，反正是你闺女给的。”她把橘子又塞回来，“拿着拿着，你一个人吃。”
我没再推。拎着橘子上楼，进门就把橘子搁在鞋柜上，没动。
中午，我姐打电话来。我姐比我大四岁，住城西，一年见不了两回。
“承泽，星遥给你汇钱了？”
“你听谁说的。”
“孙姨给我打的电话。她说你发了。”
“我没发。”
“没发？两百多万呢。”
“钱在银行，我还没取。”
我姐那边顿了一下。“承泽，我跟你商量个事。你外甥要买房，首付还差三十万，你看——”
“姐。”
“哎，你听我说完。星遥这么多年没管你，这钱你拿着也是拿着——”
“姐，这钱不是给我的。”
“那是给谁的？”
我没说话。
“承泽，你别犯糊涂。你一个人过这么多年，星遥不管你，现在给你钱，你就拿着。外甥是自己人。”
“我再想想。”
“你想什么呀你——”
我把电话挂了。
下午，门铃响了。
我开门。门口站着一个男的，四十来岁，穿件浅色衬衫，袖口挽着，手腕上一块表。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带着笑。
“爸。”
我没动。
“我是周砚。”他把手伸过来，“星遥的爱人。”
我看着他那只手，没握。
“进来吧。”
他进了门，在沙发上坐下。我去厨房倒水，把杯子放在他面前。他看了一眼杯子，没喝。
“爸，银行那边的事，您知道了。”
“知道了。”
“这笔钱，是星遥让我转的。”他从包里拿出一张纸，“这是授权书，她签的。”
我接过来看。签名那栏写着“顾星遥”三个字。字写得挺好看，笔画顺溜。
我把纸放下。
“这字不对。”
“什么？”
“我女儿的签名，不是这么写的。”我说，“她小时候写字，最后一笔总是往上挑。你这个是往下压的。”
周砚笑了一下。“爸，人在国外待久了，签名会变。”
“她不是那种人。”
“爸——”
“你别叫我爸。”
屋里静了一下。周砚把那张纸收回去，叠好，放进包里。
“行。”他站起来，“顾师傅，这钱您要是不要，我可以退回去。但星遥那边，您也知道，她病着，需要钱。”
“她什么病。”
“这个……”他顿了一下，“她不想让您知道。”
“她不想让我知道，你转钱干嘛。”
周砚看着我，脸上的笑收了一点。
“是她让我转的。她说，万一她……这钱得有个去处。”
他走到门口，换鞋。换好了，回头看我。
“顾师傅，这钱您最好别动。动了，手续上麻烦。”
门关上了。
我站在客厅里，看着那杯没动过的水，水面还在晃。
我掏出手机，给林小满发了一条微信。
“查那个授权书，签名日期。”
过了十分钟，她回了。
“顾师傅，日期是去年十一月七号。”
我又发：“查我女儿的手术记录。”
“我查不到。”
“那查她住院时间。”
又过了十分钟。
“顾师傅，去年十一月七号，顾星遥在墨尔本皇家医院，做了开颅手术。”
我把手机放在茶几上。茶几上那张授权书，签名是十一月七号。开颅手术，也是十一月七号。
一个人躺在手术台上，怎么签字。
第四章
周砚走后的第二天，我去了趟派出所。
接待我的是个年轻民警，姓黄，二十来岁，说话挺和气。我把流水单、授权书复印件、微信记录都摊在桌上。
小黄看了半天，抬头问我：“顾师傅，您是说，这笔钱有问题？”
“签名日期不对。”
“这个……”他指了指授权书，“授权书是澳洲的，签名也是澳洲的。咱们这儿管不了。”
“那什么能管。”
“您得走涉外程序。找律师，或者通过大使馆。”
我从派出所出来，站在门口。风挺大，吹得旁边那棵梧桐叶子哗哗响。
我掏出手机，给老赵打电话。
“老赵，你那个在澳洲的亲戚，还联系着吗。”
“哪个亲戚？”
“你侄女。在墨尔本那个。”
老赵那边沉默了一会儿。
“老顾，你想干嘛。”
“我想找个人。”
“找谁？”
“找我女儿。”
老赵叹了口气。“我问问。”
下午，老赵回电话了。说他侄女认识一个护工，在皇家医院做过。叫陈芷。
“我把她微信推给你。”
“谢了。”
“老顾，”老赵压低了声音，“你小心点。那个姓周的，我打听了，在澳洲华人圈里挺有门路。换汇、贷款、房产，什么都做。”
“我知道。”
“你知道还——”
“老赵。”我打断他，“她是我闺女。”
老赵不说话了。
我加上了陈芷的微信。头像是一盆绿萝。我发了一句：“你好，我是顾星遥的父亲。”
那边过了很久，回了一条。
“她跟我说过你。”
“她怎么样。”
“不好。”
我盯着这两个字，看了半天。
“能视频吗。”
“不能。”
“为什么。”
“周砚在她病房装了摄像头。”
我把手机攥紧。指头在手机壳上抠了一下，壳是硅胶的，抠不动。
“她什么时候能好。”
“医生说不准。她这个病，拖了太久了。”陈芷发了一条，“她一直在等钱。但钱都被周砚管着。”
“转出来的那两百七十万呢。”
“那是她偷偷攒的。周砚不知道。”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天开始暗了，楼下的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陈芷，”我打字，“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你说。”
“帮我录一段她的话。不要周砚在旁边。”
那边又过了很久。
“我试试。”
第五章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没闲着。
我把那张流水单上的每一笔都抄了一遍，抄在以前单位发的笔记本上。蓝皮的那种，一块钱一本。我抄了三页。
二〇〇九年三月，第一笔，一万澳元。之后每年三月，都是同一天。有时候多，有时候少。最多的二〇一七年，五万。最少的是去年，五千。
我算了总账。两百七十万，差不多是她十六年的工资，去掉生活开销，全在这儿了。
她没花。
我想起她小时候。那时候我们住筒子楼，一间半。她在里屋写作业，我在外屋修东西。她妈走了以后，她就不怎么说话了。有一回她考试考砸了，我骂了她两句。她没哭，把自己关在屋里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出来，眼睛是肿的，但什么也没说。
她从小就这样。难受不说。
我抄完账，把笔记本合上。封面上是我以前写的名字，顾承泽，字写得歪歪扭扭。
手机响了。陈芷发来的。
是一条语音。我点开，先是一阵杂音，然后是一个女声。很轻，有点喘。
“爸……”
我闭上眼睛。
“爸，我病了。不敢联系你。”
声音停了一下。
“周砚说，如果我跟你说，他就……他就把房子收了，把保险退了。他说你一个人在国内，没人管你，我要是出事，你也活不成。”
她喘了一口气。
“我攒了钱。每年攒一点。我想等够了，就回去找你。可是医生说，我这个病，等不了了。”
又是停顿。
“爸，你别信周砚。他……”
后面没了。录音到这儿断了。
我把语音听了三遍。第三遍的时候，我把手机贴在耳朵上，听她喘气的声音。一下，一下。
我给陈芷发消息：“她手术怎么样了。”
“做了两次。第一次不成功，第二次是去年十一月。周砚签的字。”
“她人清楚吗。”
“大部分时候清楚。有时候糊涂。糊涂的时候就喊你。”
我看着屏幕。
“陈芷，你能不能帮我找个律师。澳洲的。”
“你要干嘛。”
“我要把那笔钱拿回来。还有那套房子。”
“周砚不会放手的。”
“我知道。”我打字，“所以我要找个能跟他掰扯的。”
陈芷发了一个名字和电话。我存下来。
然后我给林小满发了一条微信。
“小满，那笔钱，能不能先冻结。”
“顾师傅，境外资金，我们这边权限不够。”
“那怎么办。”
“您得本人去澳洲，或者委托律师。还有一个办法。”
“什么。”
“您报警。报诈骗。国内立案了，可以申请跨境协查。”
我盯着屏幕。
报警。
我想起那个姓黄的小民警说的，走涉外程序。我拿起手机，翻到派出所的电话，拨过去。
“喂，黄警官吗。我是顾承泽。上次那个事。”
“顾师傅，您说。”
“我要报警。”
第六章
报警的事，我没跟任何人说。
但消息还是传出去了。第二天，我姐又打电话来，语气不太好。
“承泽，你是不是报警了。”
“嗯。”
“你疯了？那是你女婿！”
“他是不是我女婿，还不一定。”
“你——”我姐那边喘了口气，“外甥买房的事，你到底帮不帮。”
“姐，这钱不是我的。”
“那是谁的！”
“是我闺女的。”我说，“她病了，要钱治病。”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
“病了？”
“嗯。”
“什么病。”
“脑子里的病。”
我姐没再说话。过了半天，她说了一句：“那你……你看着办吧。”挂了。
下午，周砚又来了。这回没进门，站在门口。
“顾师傅，您报警了。”
“嗯。”
“您知道报警意味着什么吗。”
“知道。”
“意味着星遥的房子要冻结。她的治疗费要从那套房子里出。您这一报，她可能连医院都住不下去了。”
我看着他。他脸上还是那个笑，但眼睛没笑。
“周砚，”我说，“你说这话，自己信吗。”
“信不信的，您自己想。”他往后退了一步，“我今天是来提醒您。您要是再折腾，星遥那边，我就不管了。”
“你什么时候管过。”
他脸上的笑没了。
“顾承泽，你别给脸不要脸。”
“我这张脸，不用你给。”
他盯了我两秒，转身走了。脚步声在楼道里响了一会儿，然后没了。
我关上门。背靠着门，站了一会儿。
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我接起来。
“顾师傅吗，我是派出所黄警官。您那个案子，我们受理了。但有个情况要跟您说。”
“你说。”
“周砚这个人，在国内也有案底。二〇〇八年，他因为非法换汇被处理过。后来出国了。”
“他什么时候出国的。”
“二〇〇九年二月。”
我攥着手机。
二〇〇九年二月。他出国。三月，我女儿开始汇第一笔钱。
“还有，”小黄说，“我们查了一下，您女儿那个信托账户，受益人写的是您。”
我愣了一下。
“您女儿去年改的。之前受益人是周砚。去年十一月，她做了手术以后，改成了您。”
“她怎么改的。”
“不清楚。但改是改了，有记录。”
我把手机从左耳换到右耳。
“小黄，麻烦你。能不能查一下，周砚在澳洲有没有其他账户。”
“这个得走程序。”
“我知道。麻烦你。”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屋里没开灯，外面的光从窗帘缝里透进来，在地板上画了一条白线。
我掏出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上面是我抄的那串数字。
两百七十万。
她攒了十六年。一年一年，一笔一笔。我算了一下，如果换成一天，差不多一天攒五百块。
她舍不得花。
第七章
陈芷又发来一条语音。这回长一点。
“爸，我跟你说个事。周砚不是我老公。”
我愣了一下。
“我们没领证。他说领证麻烦，要交税。我当时信了。”
她咳了两声。
“房子是我买的。首付是我自己攒的。他说他有路子，能帮我换汇，我就把钱给他了。后来房子写了他的名字。他说，这是为了避税。”
停了一会儿。
“我病了以后，他把我的卡拿走了。他说帮我管钱。我没办法。”
又停。
“爸，我后悔。我不该不打电话。我那时候觉得，我嫁出来了，混不好，没脸见你。”
她声音低下去。
“后来想打，又不知道说什么。一年拖一年。拖到现在。”
“爸，对不起。”
录音到这儿，停了。
我把手机放在膝盖上。客厅里很静，只有冰箱嗡嗡的响。
我坐了很长时间。
然后我给陈芷发消息：“周砚现在在哪儿。”
“他在墨尔本。这几天在跑中介，想卖房子。”
“房子是谁的名字。”
“两个人的。但周砚有授权书，他一个人能签。”
“能不能拦住。”
“我认识一个律师，叫David。他说可以申请禁售令。但要钱。”
“多少钱。”
“三千澳元。”
我算了一下。一万五人民币。
我打开手机银行，查了查余额。我自己的存款，八万七。退休金每个月四千二。
够了。
我转了钱。陈芷发了一个“收到”，然后没再说话。
第二天，陈芷发来一条消息。
“禁售令下来了。周砚疯了。他给我打电话，骂了一顿。”
“他骂你什么。”
“他说，让我别多管闲事。”
“他还说什么。”
“他说，顾承泽一个修车的，能折腾出什么。”
我看着这句话，笑了一下。
修车的。
修车的怎么了。修车的会看账。修车的知道，哪儿松了，得拧紧。
我给林小满发消息：“小满，那笔钱，能不能转到国内。”
“顾师傅，得本人操作，或者有完整的授权链。”
“授权链我有。”
“那也得澳洲那边配合。”
“那边有人配合。”
我放下手机，翻开笔记本。蓝皮本子，三页数字。我看着它们，看了一会儿。
然后我给我姐打了个电话。
“姐，外甥买房的事。”
“哎，承泽——”
“三十万，我借。但有条件。”
“你说你说。”
“让外甥帮我跑个腿。去趟银行，办个跨境委托。他年轻，懂这些。”
“行行行，我让他明天就去找你。”
挂了电话，我把笔记本合上。封面上的名字，顾承泽，字还是歪的。
我拿起笔，在那三个字下面，写了一行。
“账要算清楚。”
第八章
周砚是第五天回国的。
他回来那天，我正在派出所。小黄给我打电话，说人落地了，问我要不要见面。
“见。”
会面安排在派出所的调解室。周砚进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好看。衬衫还是那件浅色的，但袖口没挽，扣得整整齐齐。
他坐下，看了我一眼。
“顾师傅，闹到这一步，有意思吗。”
“有意思。”
“您想要什么。”
“我要我女儿的房子，我女儿的钱，还有——”我看着他，“你从她那儿拿走的那些。”
他笑了一下。“您有证据吗。”
“有。”
“什么证据。”
我把手机拿出来，点开陈芷发的那段录音。女声传出来。
“周砚不是我老公……房子是我买的……他把我的卡拿走了……”
周砚的脸僵了一下。
“这是剪辑的。”
“是不是剪辑的，让警察查。”
“顾承泽——”他往前倾了倾身子，“您女儿的病，是我在管。您把我弄进去，谁管她。”
“我管。”
“您？您一个修车的，懂什么叫开颅手术？懂什么叫术后护理？”
“我不懂。”我说，“但我懂一件事。”
“什么。”
“账要算清楚。”
我把笔记本从兜里掏出来，翻开，推到他面前。
“这是十六年的流水。每一笔，我都记着。二〇〇九年三月，你出国，她开始汇钱。二〇一〇年，你换了她的信托受益人。二〇一五年，你把她房子写成你的名字。二〇二一年，你开始转她的钱，转到一个肿瘤医院账户，但那个账户不是她的主治医院。”
我顿了一下。
“周砚，你转去那个账户的钱，干嘛了。”
他没说话。
“我让人查了。那个账户，是一个私人诊所的。你拿她的钱，去投了一个诊所。”
“那是投资。”
“用她的救命钱投资。”
周砚盯着我。他眼睛里有东西在转，转了半天。
“顾承泽，您以为您赢了？”
“我没赢。我闺女还在医院躺着。”
“那您还折腾什么。”
“我折腾，是因为她还在。”
我把笔记本收回来，合上。站起来。
“黄警官，该说的我说完了。”
小黄点点头，把周砚带走了。
我站在派出所门口，风比前几天小了点。手机响了，是陈芷。
“顾师傅，禁售令正式生效了。房子卖不了了。”
“好。”
“还有，David说，周砚的授权书有问题，可以撤销。星遥姐的账户，可以转回她自己名下。”
“好。”
“顾师傅，”陈芷停了一下，“星遥姐今天清醒。她想跟你视频。”
我攥着手机。
“现在？”
“现在。”
我走回派出所，跟小黄借了间屋子。手机架在桌上，屏幕亮起来。
画面有点晃，然后定住。
一张脸。瘦了很多。头发短了，贴着头皮。眼睛还是那双眼睛。
她看着我。
我看着她。
“爸。”
“嗯。”
“你头发白了。”
“早白了。”
她笑了一下。嘴角动了动，没笑开。
“爸，我……”
“别说了。”我把手抬起来，在屏幕上按了一下，像按在她脸上，“爸在。”
她眼泪下来了。没出声，就顺着脸往下淌。
我把手机往前凑了凑。
“等你好了，爸去接你。”
“嗯。”
“房子给你留着。钱也给你留着。”
“爸，那钱是给你的。”
“给我的也是你的。”我说，“账我算清楚了。一分不少。”
她哭得厉害，肩膀一抽一抽的。我把手机拿起来，贴着耳朵。
“别哭。爸在。”
第九章
周砚的案子，走了小半年。
诈骗，伪造授权，非法挪用。国内判了，澳洲那边也在走程序。房子解冻，账户转回星遥名下。那个诊所的投资，被追回来一部分。
我没要那些钱。我让陈芷帮我，全部转进星遥的治疗账户。
我姐来了一趟，坐在我家沙发上，东看西看。
“承泽，你这屋子，该收拾收拾了。”
“住着行。”
“外甥那三十万——”
“借条我收着呢。”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我给她倒了杯水，“姐，钱我会还。但不是现在。”
她叹了口气，没再说。
孙姨在楼下遇见我，问了句：“老顾，你闺女回来了？”
“快了。”
“那钱——”
“钱的事，你别操心了。”
她讪讪地笑了笑，走了。
我把阳台上的旧纸箱收了，该扔的扔，该留的留。星遥小时候的书，我留了两本。她的旧书包，我也留着。包带断了，我用线缝过。
那本蓝皮笔记本，我放进了抽屉最底下。三页数字，还在。
二〇二三年秋天，星遥回来了。
她坐轮椅，陈芷推着。机场人多，我站在出口，手里举着个牌子。牌子上写她的名字，写得挺大。
她看见我，抬起手。
我走过去。轮椅停下。
她仰头看我。
“爸。”
“嗯。”
“我回来了。”
“回来就好。”
我接过轮椅，推着往外走。陈芷跟在旁边，说了句：“顾师傅，星遥姐以后得复查，三个月一次。”
“我知道。医院我联系好了。”
“还有康复训练。”
“安排了。”
陈芷笑了笑，没再说。
出了机场，风挺大。我把外套脱下来，搭在星遥腿上。她伸手按住。
“爸，你不冷？”
“不冷。”
我把她推上车。车里暖气开着，玻璃上起了雾。她用手指在雾上画了一道，又画了一道。
我坐在她旁边，看着窗外。
车上了高速，路两边是杨树，叶子黄了，一片一片往下掉。
“爸。”
“嗯。”
“那两百七十万——”
“在呢。”
“你留着花。”
“给你留着。”我说，“等你好了，咱俩一起花。”
她没说话，把头靠在我肩膀上。头发蹭着我脖子，有点痒。
我没动。
车往前开，太阳从前挡风玻璃照进来，暖烘烘的。
我把右手从兜里拿出来。手指头上那道抠出来的印子，已经淡了。
账清了。
人也回来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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