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德顺，今年六十八岁，是个退了休的锅炉工。这辈子没啥大本事，就好两口——抽烟抽了四十三年，喝酒喝了四十年。焊工出身，年轻时候在厂里蹲锅炉房，那环境粉尘大、噪音大，下了工浑身骨头缝里都是乏的，就靠着烟酒缓劲儿。那时候车间主任在大会上说抽烟喝酒是毒药，底下我当笑话听，觉着这么些年的老习惯，咋说戒就戒得了。我没想过有一天，我会跪在自己那口烟瘾跟酒瘾面前，把东西一样一样捡起来扔进垃圾桶。

那年腊月，我正坐在家里沙发上看《亮剑》，李云龙刚喊完开炮，我忽然觉着胸口闷得慌，像一块鞋底子贴在胸骨上，压得人喘不上气。我寻思是坐久了，站起来走了两步，结果不光没松快，后背也跟着疼起来，那疼不是尖疼，是闷闷的、钝钝的，一直往上牙床子蹿。我扶着墙，喊了一句桂香，我胸口疼。老伴正在厨房里剁馅儿，听见我的声不对，举着菜刀就冲出来，看见我脸色发灰、汗珠子顺着额角往下滚，她吓得菜刀掉在地上，喊儿子张涛快打120。张涛当时正在里屋打游戏，出来看了一眼，立马掏出手机拨了电话。救护车来得快，到了医院急诊，医生一看我的心电图，脸色就变了，说急性心梗，赶紧送导管室。我记得躺在手术床上，头顶那盏无影灯特别亮，晃得我睁不开眼，旁边的医生护士戴着口罩，说话声音嗡嗡的，我隐隐约约听见什么支架、什么血管堵了。我心里想着，这就要死了吗？后来我就啥也不知道了。

等我再醒过来，已经躺在监护病房里，胸口疼倒是没了，嗓子干得冒烟。床边坐着老伴，眼睛红得像兔子，见我睁眼，她立刻凑过来，嘴唇哆嗦着说老头子你可算醒了。我张了张嘴，声音哑得自己都认不出来，说啥时候了？她说你手术做完三个多小时了，大夫在你血管里放了一个支架，把堵住的地方撑开了。我当时脑子里还不太清晰，就觉着胸口里头好像多了一样东西，说不出来是啥滋味。第二天早上查房，一个四十来岁的医生站在我床边，手里夹着一沓报告，板着脸问我，张师傅，你抽烟喝酒有多少年了？我咧咧嘴，想说句客套话，没成想他一摆手拦住了我，说话跟刀子似的：你抽了几十年烟，喝了几十年酒，你这些坏习惯把你血管祸害成啥样了你知道不？你这次急性心梗，是左前降支近段完全堵死了，这个位置一堵，大半个左心室都没血了，你要再晚来二十分钟，命都没了。

他说完这段话，把手里的报告往我枕头边上一放，加重了语气：支架只是把你堵死的那一小段血管撑开了，不等于你全身的血管都好了。你血管壁上那些斑块还在，你高血压高血脂还在，你那些坏习惯如果再不改，过不了多久，旁边的地方还会再堵，支架里面也可能再长血栓。你记住了，缝好一道口子不等于你这条命就上了保险，你后半辈子怎么管自己，才决定你能不能安安稳稳享几年福。我听完，嘴上下意识地应了一句好好好，大夫，我知道了，我戒我戒。医生又看了我一眼，说张师傅，你这话我天天听人讲，可真正做到的，十个里头没有一个。他走以后，老伴在旁边抹眼泪，儿子张涛站在床尾，铁青着一张脸，盯着我没说话。我被他那眼神看得发毛，就说你有话说话，别拿眼珠子瞪你老子。张涛开口说，爸，你这回要是再不听大夫的，下次我就不打120了，我直接给你订块墓地。我躺在床上，被他这话噎得半天没接上话。

出院那天，是腊月十六。主治医生姓杨，站在办公室门口送我，又叮嘱了一遍：张师傅，药一天都不能停，阿司匹林、他汀、降压药，缺一样都不行。烟一根都不能抽，酒一滴都不能沾，饮食清淡，适量活动，定期复查。他说完了朝我点点头，转身就回了办公室。我拎着药袋子，站在走廊里，心里其实没太当回事，觉着大夫都是把话说重，好让人害怕。我抽了四十几年的烟，你叫我戒，那不比剜肉还疼？再说我就算一天抽三根、喝两盅，还能把我咋样了？

回家以后的头一个礼拜，我还真老实了几天。烟瘾上来的时候，我就翻出几颗水果糖含在嘴里。酒瘾上来的时候，我就泡一大缸子浓茶，咕咚咕咚灌下去。老伴看我这样，高兴得跟过年似的，逢人就说我家老头子学乖了。我也觉得自己挺了不起，觉着这大夫的话也不过如此。

到了大年初二，老家的表弟带着一家子来拜年。他一进门就从后备箱里拎出两瓶酒，一瓶茅台，一瓶五粮液，往桌上一放，说哥，今年过年得喝顿好的。我看着那两瓶酒，喉咙里咕噜一声咽了口唾沫。老伴在厨房里探出头来说，他表弟，你哥刚放完支架，不能喝酒。表弟哈哈一笑，嫂子，就喝一小杯，意思意思，能咋的？我听着这话，心里那个痒啊，就跟猫爪子在挠似的。我琢磨着医生的话，再琢磨着眼前这瓶五粮液，觉着大过年的少喝一小口总不算啥，又不是拿酒当饭吃。

我端起小酒杯，倒了大半杯，表弟给我凑了个满。我一仰脖，那口酒顺着嗓子眼儿一路烧到胃里，砸吧砸吧嘴，那股熟悉的香气冲上来。我眯着眼咂摸了一下，心里头忽然特别舒坦。放支架这事儿，说到底也就是个小手术，我这不活得好好的吗？桌上的人开始推杯换盏，我第二杯也下了肚。老伴沉着脸，一言不发，把一盘凉菜推到我面前，我摆摆手说不用。那天中午我一共喝了三小杯酒，抽了四根烟。喝完没觉得咋样，我还挺得意，觉得自己这点酒量，还跟年轻时一样。下午客人走了，老伴坐在客厅沙发上，背对着我。我凑过去想跟她说话，她头也不回地说，张德顺，你要是自己不想活，就早说，我也好给自己找条后路。我被她这句话刺得一下子拉下脸来，说你这是啥话？我喝几口酒咋了？我心里有数。老伴还是不回头，声音却发抖了，说你有啥数，你连自己血管堵成那样都不知道。

这以后，我表面上不再在家抽烟喝酒，可底下，我起了小心思。我把烟藏在车库的工具箱里，每天下午趁老伴去超市买菜，就溜下楼，蹲在楼道拐角抽上一两根。酒的话，我找了个保温杯，往里倒两口白酒，再兑满水，颜色看着像茶水，趁人不注意抿两口。儿子张涛有天晚上回来，路过楼道拐角，闻见一股烟味，当场就瞪起眼睛问我是不是又抽了。我一口咬定说没有，是楼上邻居老赵在那儿抽的。张涛没揭穿我，但回家以后，他把他妈拉到卧室里嘀咕了半天。那天夜里，我听见老伴有声没声地叹气，半天没睡着。

过了正月十五，有一天下午，我像往常一样躲在楼道拐角抽烟。那天点着第二根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胸口一阵发紧，跟针扎似的，紧接着后背也酸起来，胳膊发麻。我扶着墙站了几秒钟，觉着可能是天气冷，让烟呛着了。我没当回事，抽完那根就上楼了。可到了晚上，躺下以后，胸口那种发紧一阵接一阵地冒出来。我翻了个身，想压一压，没想到压不住，又有点喘不上气。我坐起来，靠在床头，老伴在旁边睡着了。我没敢叫醒她，想着坐一会儿兴许就好了。坐了有十来分钟，那症状还真的轻了一些，我便又躺下来。第二天一早，我没跟家里人说，自己骑着电动车去了趟社区医院，找那个给我建档的孙大夫。他给我量了血压，做了一台心电图。做完他拿着图谱看了半天，眉头皱起来，说张师傅，你这心电图看着倒还凑合，不过你这血压怎么又高了？上次出院时候不是控制得挺好吗？我说可能这两天没睡好。他又问我，烟酒戒了没有？我犹豫了一下，说戒了戒了。他嗯了一声，没再说什么，只给我开了一点降压药，让我按时吃，早点去市医院复查一下支架。

我拿上药，出了社区医院，坐在电动车上，手里攥着那盒药，看着路边药店橱窗里的香烟广告，心里忽然慌得不行。我觉着自己身体里好像有什么东西不大对劲，可又说不上来到底哪不对劲。我没去医院复查，我想着等过阵子天气暖和点儿再去，兴许那时候血管自己就好了。就这么又过了半个多月，我照旧偷偷抽烟偷偷喝酒，只不过烟从一天四五根降到了一两根，酒从一天三四口降到偶尔抿上一口。我觉着自己已经在改了，改得比很多人强多了。

可这世上有很多事，不会因为你觉着自己改了，它就放过你。

二月初二那天，我陪着老伴去城郊农贸市场买菜。那天风特别大，吹得路边的树杈子吱嘎吱嘎响。我骑着电动车带着老伴，走到半路，忽然胸前一阵剧烈的闷痛，像是有人拿一把大铁锤，狠狠砸在我胸骨上，砸得我眼前一下子发黑。我握不住车把，车子猛地一歪，幸亏老伴眼疾手快跳下车拉住了我。我整个人栽在地上，浑身冷汗冒出来，衣服湿透了，嘴唇发麻，脖子像被人死死卡住一样透不过气。老伴蹲下来扶我，喊了我几声我没应，她慌了神，掏出手机先打了120，又给儿子打过去。电话接通，她带着哭腔喊，你快来，你爸又犯病了。

救护车拉上我的时候，我靠在担架上，眼前一阵一阵发花。我听见一个急救员拿着仪器报什么，又听见他跟司机说，左室前壁大面积缺血，疑似再梗。再梗。我脑子里突然像过了一遍电一样，想起杨大夫说过的话——你要是再犯，可就不一定有这回这么幸运了。我躺在救护车上，眼睛盯着车顶那盏橙黄色的灯，心里头头一回真切地觉着，这回怕是真的完了。

到了医院，又是导管室。杨大夫白大衣都没来得及换正，戴着手术帽冲进来。他看了我一眼，目光里带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劲儿，像是生气，像是无奈，又像是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他一边消毒一边问我，张师傅，你是不是又抽烟喝酒了？我当时还嘴硬，低着声说没有。杨大夫轻轻摇了摇头，没再说话。推药之前，我听见他低声跟旁边的护士说了一句，支架内再狭窄，百分之九十九，先扩一扩看。

我躺在手术台上，眼睛盯着天花板那个无影灯，大脑一片空白。一个模糊但无比清晰的念头撞进我的脑袋里：张德顺，你这条命又捡回来一回，你还有几回可以捡？等我再醒过来，天已经黑了。病房里很安静，老伴趴在我床边，头发花白的脑袋枕在胳膊上，睡得很沉。儿子张涛站在窗边，背对着我，肩膀微微耸动。我嗓子干得发不出声，咳了一下，他立刻转过来，眼睛又红又肿，像是狠狠哭过一场，声音沙哑地说，爸，你可算醒了。我听他说话带着鼻音，心里头猛地一酸，嘴张了又合，说不出一个字来。我看着自己的手，右手的指头因为常年夹烟，指缝里泛着暗黄的印子，那都是烟熏的。我又低头看自己的手腕，那里扎着留置针，连着吊瓶，滴答滴答地往血管里灌着药。我忽然想，这条命，就是这么一针一针吊着的。

第二天上午，杨大夫来查房，他没骂我，倒是搬了个凳子坐在我床边，跟我慢声细语地说了起来。张师傅，你这回造影，原来的支架里面又堵了。我给你用球囊重新扩了一下，又加了一个新的支架叠上去，算是暂时又通了。可我告诉你，你这条血管，我今天给你捋直了，明天你要是再抽烟喝酒，它还能堵，堵到我没东西给你放的时候，你就真没救了。你想想，你老伴天天在床边守着你，你儿子在门外哭都不敢让你看见，你就为了那一口烟、一口酒，让他们一次次跟着你遭这些罪，值当吗？我躺在那里，眼泪不知道怎么回事，唰一下就流下来了，顺着眼角淌进耳朵里，热烫烫的。我张了张嘴，想说话，声音却是抖的，我说杨医生，我这回真戒，你给我个机会。杨大夫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不是我给你机会，是你自己给多少回的命，你这不是第一回，也别想再赌下一回。

我出院那天，是二月初十。这回出院，我没让儿子开车来接，我说我自己走回去。老伴说你别逞能，你要走我就陪着你走。那天下午，阳光特别好，我一步一步走在人行道上，走得很慢，走一段歇一会儿。我看着路边漫过来的树影，忽然觉得这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路，怎么走起来心里头这么沉。回家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车库，把工具箱里的那半包烟翻出来。我盯着那个烟盒，看了足足有几分钟。然后我走到厨房，拧开水龙头，把那半包烟丢进水槽里，看着烟被水泡透，黄色的烟丝从裂开的纸卷里淌出来。老伴站在门口，一声不吭地看。我转身又回了卧室，床头柜的抽屉里，藏着那瓶喝了一半的酒。我拎出来，拧开瓶盖，那股酒精味儿冒上来，我胃里忽然一阵翻涌，差点当场吐出来。我把酒瓶举到水池上头，哗啦一声全倒了个干净。倒完了，我蹲在地上，两只手抱住头，闷闷地说，桂香，我这回说戒，是真的戒。老伴走过来，也蹲下来，把我揽进怀里，带着哭音说，张德顺，你要是早这么想，你何至于受这两回罪。我靠在她肩上，没出声，心里头却跟明镜似的——前回出院，我说要戒，那是嘴上戒；这一回，我是拿命换来的戒。

往后的日子，说实话，真难熬。烟瘾上来的时候，一根烟的记忆就顺着喉咙一路窜到肺里头，我喉结骨碌碌地动，手往裤兜里摸，摸到一颗棒棒糖。酒瘾上来的时候，我端起茶杯喝一大口水，灌下去，打个嗝，那股想喝酒的劲儿慢慢就过去了。头一个月，我夜里老是睡不踏实，翻来覆去，手心冒汗，脾气也大得很，为一点小事就跟我老伴吵嘴。老伴都忍着，不跟我一般见识，只把茶杯塞到我手里，说你别着急，喝口水压压。

儿子张涛看我这样，主动提出来每天晚饭后陪我出去遛弯。我们爷俩沿着小区门口那条河岸走，一走就是一个多小时。头几天，我走到一半就想往回返，身上没劲，腿也跟灌了铅似的。张涛就在旁边数落我，说爸，你这烟戒了以后，饭量倒是见长，可你这腿脚看着还跟七八十的老头似的。我说你爹本来就六十八了。他笑了一声，说六十八咋了，人家八十老头还天天跑步呢。我让他噎得没话说，只能继续往前挪。

大概到了第三个月，我觉着自己身上有劲了。早起上秤，瘦了七斤，腰围细了一寸多。最要紧的是，夜里睡觉踏实了，不起夜，也不胸闷，早上起来嘴里也干净了，不泛酸水，不干咳。老伴说我脸色红润了，连说话的声音都比以前响亮。

到了五月份，我回医院复查。杨大夫拿着报告看了半天，抬起头来，脸上头一回露出笑意。他说张师傅，你这回是真戒了？我说真戒了，烟一根没抽，酒一滴没喝，连酒桌上的酱油我都换成醋了。他没接我这玩笑话，反而认真点了点头，说张师傅，你知道我做这个手术做了多少年，见过多少支架术后回去又抽烟喝酒的人吗？我摇摇头。他说十个里头，能撑过三个月的，不到五个；能撑过一年的，不到两个。你这三个月指标恢复得这么好，血压血脂比以前降了一大截，血管也恢复得比我想象中顺利，说句实话，能像你这样做到的人，真不多。他顿了一下，又叮嘱一句，但你别以为戒了烟酒就万事大吉了，你的药一顿都不能停，阿司匹林、他汀，一样都不能断。饮食要清淡，作息要规律，明年这个时候再回来复查。我连连点头，说我记住了。

出了诊室，老伴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等我。她见我出来，站起来，手里拎着一个保温杯，拧开盖子递给我。我接过来喝了一口，是温水，不烫不凉，正好。老伴问我，大夫咋说的？我说指标都好，血管也通着。她嗯了一声，又仔细看了我两眼，这才露了笑模样，说那咱回家，我给你做清蒸鱼吃。我点点头，跟着她往楼下走。走到医院门口，阳光特别亮堂，晒得人身上暖洋洋的。我站在台阶上看了一会儿天，又看了看不远处那家药店门口挂着的戒烟宣传画，上面印着一颗被烟熏黑的心脏。换作以前，我看一眼就过去了，可今天，我站在那儿看了好久。

回家路上，我忽然想起杨大夫说过的那句话——支架不是保险箱，能保命的是你自己管住自己。我活了六十多年，头一回觉着这话真切得很。烟酒的快活只是一时，命没了，啥都没了。那天晚上，我坐在客厅沙发上，窗外路灯亮着，老伴在我旁边剥橘子，儿子在里屋跟儿媳妇视频，逗孙子笑。我闻着橘子皮那股清甜的味道，心里头忽然涌上一阵从前从来没体会过的舒坦，像是一块压了很久的石头终于搬开了。我伸手接过老伴递来的两瓣橘子，放进嘴里，酸酸甜甜的。这日子，还是活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