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补贴年年加码、政策不断松绑，为什么年轻人依然不愿结婚、不愿生育？是房价太高、养娃太贵，还是有某种更深层的东西正在悄然瓦解？
对谈者包括研究者温奕飞与投资人杨天南，他们从家庭主妇工作的定价研究出发，延伸至产业结构变迁、教育内卷以及全球经济每三十年一次的周期性变化等议题，为当下的年轻人提供了观察时代的新视角。对谈的起点源于一次切身体验。
因为母亲与岳母外出旅行，自己承担了两周的全职主妇工作，负责接送孩子、辅导功课、点外卖和做家务，结果感到苦不堪言。他的第一感受是，想要同时做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好妈妈和好员工，在技术层面上就非常困难。
这一体验恰好引出了核心议题：社会是否低估了家庭工作的繁重程度？温奕飞团队近期正在做一项研究，试图为家务劳动给出更精准的定价。
他提到，网络上关于家庭主妇价值的讨论激烈，团队很好奇一个人全职在家承担所有家务、为整个家庭提供兜底服务，其市场价值究竟是多少。令他惊讶的是，这样一项看似基础的研究，此前竟然没有人系统做过。
研究的逻辑并不复杂。温奕飞解释，一个岗位的市场价值并不完全由劳动难度决定，而是由供需关系决定。
这是基本的经济学逻辑，看似残酷，却是现实。他举例说，自己家的阿姨对家庭的贡献程度可能相当于家庭主妇的五分之一，但由于市场供给充裕，其获得的社会回报并不算高薪。
团队的第一种算法，是以中国城镇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平均工资为基准，乘以家庭主妇的实际工作时长。家庭主妇与普通上班族的核心区别在于工作时长更长——不是八小时工作制，每天需要加班，周末也没有双休。
按六天乘以十二小时计算，大约每月一万四千元。团队中的另一位同学提出了修正意见。
他指出，家庭主妇本人也是劳动成果的消费者，三口之家中有三分之一的服务是她自己享受的。即便单身独居，她也要给自己做饭洗衣。
按此扣除后，大约为一万元左右。再对照市场上保姆的工资，并额外核算家庭主妇在孩子教育方面超出保姆职责的部分，最终得出的数字也在一万到一万一左右。
综合几种算法，中国城镇全职家庭主妇或家庭主夫的工资水平大约在一万元上下，这是一个基本水平。他特别强调，这并非平均水平——市场上采购社会服务时，会要求服务质量较高，如果劳动质量只是一般，雇主就会更换服务提供者。
如果一位女性是高知识人群，她提供的不仅是家务，更包括孩子教育的陪伴，这是外请的大学生、保姆或家教难以替代的。当她放弃职业成长去从事全职家庭主妇时，机会成本非常高，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越来越高。
从纯经济学的角度看，如果机会成本大于实际收益，理性人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温奕飞补充说，比如一个人出去工作可以月入两万，在家做家庭主妇要达到两万元的贡献水平其实很难。
对话中还涉及到情绪价值的测算。温奕飞提到，这是一个颇具争议的点。
男性可能会说，请阿姨不需要提供情绪价值，老板与阿姨之间是单纯的雇佣关系；而全职主妇则要求配偶表达感谢、嘘寒问暖，很多感受到的问题不能轻易指出，还要用委婉的方式表达。
女性方面则反驳说，很多阿姨无法提供的情绪价值，全职主妇也要提供——比如丈夫工作辛苦回家时的安慰与肯定。团队最终的测算方法，是对照日本相关研究中有全职主妇家庭的男性与配偶也上班的男性的精神健康情况。
目前的结果显示，前者获得的精神溢价更多，这其中包含了"能够养活配偶"的虚荣心满足，以及经济依附关系带来的心理松弛。杨天南建议，所有男性可以尝试在一年中划出至少一周时间，独自陪伴孩子或者承担类似家庭主妇的工作。
很多人会误以为全职主妇在家没干多少事，但事实上，全职主妇几乎没有整块时间——送完孩子后稍作休息就要准备午餐，下午接孩子回来后要辅导功课，接着准备晚餐、做家务，时间就这样被切得很碎。更大的压力在于社会化的缺失。
全职主妇如果去上班，天然会有同事交流、日常午餐这些社交场景，而全职在家后，这些都没有了，于是对配偶的情绪安抚产生了很高的期待。
而男性往往在事业中消耗殆尽，回家后把最放松的一面给到家人，像一节被掏空的电池回家充电，这与主妇期待持续的情感互动之间形成了矛盾。正是出于这种认知，杨天南一直坚持让妻子去上班，并想办法降低她工作的难度。
他认为，人都有花钱的需求，也有被社会连接的需求，工作恰恰能提供这些。从家庭议题延伸开来，对话进入了结婚率下降的讨论。
中国的结婚率是从2013年开始下降的。而2016、2017年的生育高峰，实际上是2015、2016年二胎政策放开后的集中释放，是一种被堵塞已久的需求的瞬间喷发，之后生育率便快速下降。
2012年至2013年结婚率下降的核心原因之一，是中国服务业第三产业的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这意味着女性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与男性的收入差距会减少。
在农业和工业中，男性的体能优势更加明显，收入差距更大；而当服务业占据主导后，女性的地位和收入显著提升。温奕飞指出，全世界的服务业超过工业之后都出现了结婚率下降的现象，不只是中国。
美国在70年代工业见顶、转向金融和服务业后，结婚率便一路下降。中国香港在改革开放后，大量纺织厂迁往内地，短短四五年时间内，结婚率也随之下降。
结婚率下降并不是说女性越有钱就越不愿意结婚，而是原本有一部分"可结可不结"的女性，为了生存不得不选择结婚。当女性的劳动收益和参与率提高后，这部分女性便可以选择不结婚。
这个趋势是不可逆的，除非消灭第三产业。杨天南补充了另一个重要视角：社会协同的增加，使得原本必须由另一半承担的功能，可以通过社会服务外包。
原本需要司机、厨师等家庭角色，现在都有网约车、外卖等社会服务替代。
智能手机普及带来了两件事：一是美团、滴滴等公共服务的兴起，当年的"百团大战"和"滴滴快的"补贴大战，使公共服务的使用频率和成本急剧下降，一个人也能方便地享受到三个人才有的规模化效率，家庭的规模化效益由此消失。
二是手机游戏在2012年至2013年前后兴起，大家的精神需求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对另一半的需求也没那么旺盛了。两种变化叠加，使得搭伙过日子在经济逻辑上不再成立。
2025年起施行的育儿补贴，每孩每年3600元发到三周岁、共10800元，已有3300多万婴幼儿家庭领取。但对照育娲人口研究2026版报告测算的58万元累计养育成本，占比刚过2%——救得了心，救不了账。
房价高、养娃贵这套解释，只是浮在水面上的那层油。真正塌下去的，是支撑了中国人两千多年的"生根执念"——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多子多福。
这三根柱子撑起了乡土中国两千年，可如今一根一根都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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