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北京，国家开始实行工资制度，郑位三却没有等待一纸任命。此时的他疾病缠身，长期离开工作岗位，家中生活并不宽裕。但毛主席作出特别安排：郑位三虽未担任实际职务，仍按副总理级别享受待遇。
这项安排，表面看是对一位老同志的照顾，背后却牵连着一段鲜为人知的革命经历。郑位三不是因为退居幕后才获得这份待遇，而是早已在最艰难的岁月里，承担过许多人难以想象的责任。
更令人意外的是，待遇提高后，他每月增加的生活补贴并没有留在自己手里，而是陆续捐给老区群众和革命烈士后代。钱从哪里来，又去了哪里，他很少对外提起。对他来说，这不过是把组织给予个人的照顾，重新送回到更需要的人身边。
郑位三出生于1905年，湖北黄安人。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两年后，黄麻地区爆发武装起义，他参与地方组织和领导工作。起义受挫后，许多干部转移，郑位三却没有离开鄂豫皖地区，继续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坚持斗争。
那段岁月并不只是枪林弹雨。根据地遭到破坏后，干部既要组织游击作战，也要发动群众、筹措粮食、恢复队伍。郑位三长期在地方坚持，逐步建立起数支游击力量，为后来红军重新发展保存了基础。
家庭的变故，也接连压在他身上。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又因误食野菜中毒离世。亲人离去、环境恶劣、敌军搜捕不断，可他仍然留在山间和群众中间。有人劝他离开，他只说：“队伍还在，百姓还在，不能走。”
1934年，红25军开始向陕北转移，郑位三担任政治部主任，随部队参加长征。部队行军艰苦，战斗频繁，政治工作同样不能松懈。他负责稳定军心、组织宣传、联系群众，处理大量细碎而关键的事务。由于年长稳重、办事扎实，官兵亲切地称他为“位老”。
红25军抵达陕南后，郑位三没有随主力继续行动，而是留下组织地方斗争。红74师成立后，他担任特委书记，与师长陈先瑞一道，在山地和敌军周旋。部队一度与上级失去联系，粮食、药品和兵员补充都十分困难，但这支力量仍坚持下来，成为陕南地区重要的革命武装。
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负责新四军第四支队留守工作，并担任第四支队政治委员。郑位三的长处，不在于锋芒毕露，而在于能够把分散的人心、复杂的局面和艰苦的任务，慢慢拢到一起。这种能力，在根据地建设和部队整顿中尤其重要。
解放战争开始后，中原地区成为战略要地。国民党军队不断向中原解放区施压，1946年6月，全面进攻扩大，中原部队面临被包围的危险。中原突围并非一次普通转移，而是在重兵压迫下保存有生力量、牵制敌军的重要行动。
在这场行动中，李先念负责军事指挥，郑位三则以中原局代理书记、中原军区政治委员的身份，承担统筹和政治领导责任。部队要走，群众要安置，干部要分散，方向要统一，任何一环出错，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郑位三与李先念等人协同部署，使大批部队冲出包围，分赴各地继续作战。
中原突围之后，郑位三的身体状况不断恶化。多年战争留下的伤病，加上长期劳累，使他难以再承担繁重的领导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没有担任实际行政职务，生活也因此显得格外安静。
1951年，毛主席得知郑位三病情后，曾托人转达关怀，希望他早日康复，并考虑赴苏联治疗。郑位三经过权衡后没有前往，只说自己不懂俄文，在国内治疗更方便。后来病情反复，李先念和王光美也曾前往看望，并表示国内治疗条件不足时，可以转往北京。
1955年，郑位三一家迁居北京。国家实行工资制度时，毛主席特批他享受副总理待遇，每月增加生活补贴。可这笔钱并未成为他的个人积蓄，许多款项被他用于帮助老区和烈士后代。
他没有留下显赫的职位，也没有在公众视野中频繁出现。1975年，郑位三在北京病逝，终年70岁。党组织评价他“革命一生，战斗一生”，并肯定了他在危难关头不避艰险、始终忠于革命事业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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