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条上的字并不多，却足以改变一场战斗的走向：日伪军已经掌握新四军的行动部署，正准备调集兵力实施突袭。粟裕没有追问送信人是谁，也没有召开长时间会议，而是立即下令收拢部队，停止原定行动，并关闭各处电台。
屋里的人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有人问：“是不是情报出了差错？”
粟裕只说：“宁可错过，也不能把部队送进包围圈。”
这包烟来自伪军内部，递送情报的人叫施亚夫。
施亚夫是江苏南通人，少年时期便进入纱厂做工。那个年代，工人生活艰苦，进步思想却在城市和乡村间悄然传播。施亚夫很早便接触到革命活动，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兵运和地下联络工作。
1931年，他曾进入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并参加淞沪抗战。表面上，他是一名普通军人，暗中却承担着联络进步力量、搜集军政信息的任务。这样的身份，决定了他必须少说话、多观察，更不能留下明显痕迹。
1934年，施亚夫因叛徒出卖被捕，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审讯和威逼没有让他开口。后来，日军空袭造成监狱受损，他趁乱脱身，重新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这次经历并没有让他远离危险，反而使组织看中了他的特殊条件。施亚夫熟悉国民党军队内部情况，又有一定社会关系，能够在复杂环境中隐藏身份。组织希望他在苏中建立武装，并进一步打入汪伪政权内部。
施亚夫没有犹豫。他先联络旧日同伴，组织起一支二十多人的抗日队伍，又设法取得武器。待条件成熟后，他借助熟人介绍进入汪伪军政系统，逐渐接触到军官训练机构和地方军事人员。
潜伏并不是坐在屋里等消息，而是要在敌人的规矩中生活，接受他们的盘问，参加他们的会议，还要让身边的人相信自己。施亚夫在军官轮训期间表现得颇为积极，因此结识了一批伪军军官，也因此获得了接触核心情报的机会。
1942年11月初，一次涉及日伪军联合行动的会议上，日军军官谈到了新四军的活动区域和作战安排。施亚夫听着听着，意识到事情并不寻常。敌人掌握的内容过于具体，显然不是普通侦察能够获得的。
他故意提出疑问：“这个地方地形特殊，新四军未必会在那里集结。”
对方随即恼怒，脱口说出情报来自日军特务系统安插的人员。施亚夫表面上赶紧解释，心里却已经明白，新四军内部可能出现了泄密渠道。
离开会议后，他立即设法把情况写下，藏进香烟盒中，再通过可靠的副手送往新四军指挥机关。那时的联络方式十分隐蔽，火柴、香烟，甚至一件普通物品，都可能成为传递消息的工具。
送出情报后，施亚夫又若无其事地返回原处。他知道，自己稍有异常，潜伏多年的身份便可能暴露。更危险的是，日伪军已经开始调动，留给新四军判断和转移的时间并不充裕。
粟裕收到香烟时，原定部署已经展开。若按照原计划行动，部队很可能撞入日伪军预设的包围圈。面对这种情况，继续查找内奸并不能解决眼前危机，先保存部队才是要紧之事。
命令很快传达下去。电台暂时停止使用，已经出发的部队被紧急通知改变方向，指挥机关也加强警戒。粟裕没有贸然反击，而是让部队避开敌人锋芒，等待新的判断依据。
这一决定看似保守，实际相当果断。战场上最难的并非发起进攻，而是在即将行动时承认原计划可能已经失效。粟裕选择停下来，避免了情报泄露带来的连锁损失。
日伪军发现行动落空后，开始在相关人员中排查。施亚夫虽然一度受到怀疑，但仍继续利用身份搜集信息，并设法传递给新四军。随着类似情况不断出现，他的处境越来越危险。
在组织安排下，施亚夫后来带领一批人员起义，在新四军部队接应下返回根据地。随同归来的队伍被编入苏中军区抗日武装，他也承担了新的军事领导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施亚夫曾在南京公安和江苏地方建设部门任职。2010年11月23日，他在南京逝世，享年96岁。那包香烟早已无从保存，但其中那张改变部署的纸条，留下了抗战时期地下情报工作的一个细节：真正决定成败的，往往不是纸面上的兵力数字，而是消息能否在最危险的时刻抵达该抵达的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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