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宪宗七年十一月，交趾北境，一支蒙古军队列阵于热带丛林的边缘。
据《元史·兀良合台传》记载，这支由兀良合台统率的军队自云南南下，兵锋直指安南陈朝都城升龙。
士兵们身披厚重皮甲，战马喷着白气，脚下的泥土滚烫而潮湿。
他们刚刚征服了大理国，此刻又奉命“假道安南”以从西南面合围南宋。
道路两旁是遮天蔽日的热带林木，空气中弥漫着腐烂枝叶的气味，与士兵们熟悉的漠北草原截然不同。
安南国王陈日煚此前已将蒙古使者投入狱中。
据《元史·安南列传》记载，兀良合台遣使“招谕”安南，得到的回应是使节被扣留。
于是，蒙古军越过边界，攻入安南境内。
陈日煚撤离都城升龙，蒙古军入据该城。
然而据《大越史记全书》记载，蒙古军仅在升龙停留了九天，便因“气候郁热”而被迫北返。
陈朝军队趁势在东步头水战击溃蒙古水师，蒙古军回程途中又遭到归化寨人的袭击。
以所向披靡著称的蒙古铁骑，在安南的湿热丛林中第一次尝到了失利的滋味。
这场发生在1257年末至1258年初的战事，揭开了蒙古与安南之间长达三十余年军事博弈的序幕。
1258年夏，兀良合台派使者讷剌丁出使安南，明确要求安南“矢心内附”，否则“明以报我”。
陈太宗承诺遣子弟为质，随后双方议定三年一贡为常例。
1260年忽必烈称帝后，蒙古对安南的政策逐渐收紧。
忽必烈册封陈光昺为安南国王，同时设置安南国达鲁花赤，以讷剌丁充任，往来其国督察。
据《元史·安南列传》记载，至元五年（1268年），忽必烈将一套被称为“六事”的要求正式提上日程。
这六项要求是：一，君长亲朝；二，子弟入质；三，编民数；四，出军役；五，输纳税赋；六，置达鲁花赤。
其核心意图在于全面控制安南的君主、资源与行政，将名义上的藩属关系变为实质性的直接统治。
安南对这六项要求的回应是拖延与拒绝。
据《元史·安南列传》记载，1276年，忽必烈平定江南后，遣使散儿海牙来谕六事。
陈日烜的回答是：“先君弃世，予初嗣位……昔谕六事，已蒙赦免。”
他声称自己生长深宫，“恐死于道路”，拒绝亲自入朝。
安南一方面维持三年一贡的朝贡关系，另一方面对六事的实质性内容拒不履行。
双方关系日趋紧张。
1278年，陈日烜禅位于子陈昑（仁宗），退居太上皇但仍主理朝政。
元朝使节柴椿在此期间被打伤。
1283年，元朝试图拥立安南宗室陈遗爱为新的安南国王，亦未成功。
忽必烈决意以军事手段解决安南问题。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六月，忽必烈封第九子脱欢为镇南王，赐螭纽金印。
同年七月，脱欢奉命征占城，假道安南。
据《新元史·脱欢传》记载，十二月，元军至安南境，国王陈日烜遣其从兄兴道王陈国峻（即陈兴道）将兵拒之。
脱欢谕令陈兴道退兵，陈兴道不从。
于是元军分兵六道进攻。
陈兴道何许人？
据《大越史记全书》记载，陈国峻生于1228年，是陈朝皇族、南定美禄县即墨乡人。
他受封兴道王，故又称陈兴道。
陈兴道曾著《檄将士文》激励将士抗元，文中以“忘家忘身”之语号召国人。
他在安南军队中享有极高威望。
1285年正月，元军转战至富良江，大败安南水军。
陈日烜弃城而走。
元军进入升龙，不屯富良江北。
唆都率军从占城北上与脱欢会合，水陆分兵追击陈日烜。
五月，左丞李恒在安邦海口几乎擒获陈日烜。
然而，据《新元史》记载，恰在此时，“会暑雨疫作盛，又粮运不继，诸将议退军，脱欢从之”。
元军还至册江，结浮桥将渡，伏兵从林中发起突袭。
唆都战殁，李恒殿后，毒矢贯其膝。
脱欢仅以身免，士马亡失过半。
第一次大规模征伐以元军惨败告终。
但安南也付出了沉重代价。
陈日烜在战后遣使谢罪，送还俘虏，试图缓和与元朝的关系。
1286年，忽必烈罢征日本兵，集中力量大举伐安南。
据《元史·安南列传》记载，忽必烈下诏暴陈日烜罪状，削其封号，以陈益稷为安南国王，赐符印。
命镇南王脱欢、湖广左丞相阿里海牙以兵纳陈益稷。
此次调发江淮、江西、湖广三行省蒙古汉军七万人，战船五百艘，云南兵六千人，海外四州黎兵一万五千人，由海道万户张文虎等运粮十七万石，总计水陆军十万之众。
1287年十一月，脱欢次思明州，命右丞程鹏飞与奥鲁赤等分道并进。
十二月，元军渡富良江，进逼王京。
陈日烜与其子退走噉南堡，元军攻下之。
元军再次占领升龙。
然而，安南采取的坚壁清野策略使元军的处境迅速恶化。
据《大越史记全书》记载，安南军民在撤退时带走粮食、烧毁房屋，使元军所到之处“亦不敢劫掠”，被安南百姓称为“佛贼”。
元军虽占领了升龙，却只得到一座空城。
海上粮道的断绝成为致命一击。
据《元史·安南列传》记载，张文虎所率的运粮船队在海上遭遇暴风，加之安南水军的袭击，粮食损失殆尽。
陆上补给线也频频遭到安南地方武装的袭扰。
元军因“粮匮师疲”，被迫决定撤退。
1288年四月，脱欢下令撤军。
陈兴道得知元军即将撤退，下令在白藤江中插下削尖的木桩。
据现代考古发现，这些木桩采自安兴森林的格木，长度多在两米左右，形态分为独木桩和“X”形两种，主要布置在争江、抽江和谷湍濑左侧。
白藤江是一条注入北部湾的河流，受潮汐影响显著。
陈兴道派遣一队战船袭击乌马儿率领的元朝水军，随后假装败退，诱使元军水师进入白藤江预设的伏击圈。
当元军船只进入后，陈军利用退潮的时机发动火攻。
江水退去，木桩刺穿元军舰船底部，数百艘战船被困江中。
据《元史·安南列传》记载，乌马儿等将领被俘杀，元军水师全军覆没。
陆路元军的撤退同样艰难。
脱欢率军从小路撤回广西境内，途中遭遇安南军队的层层阻击。
据《新元史》记载，来阿八赤、樊楫及万户张玉皆战殁。
脱欢“仅卫得出境，士马亡失过半”。
白藤江之战的消息传至大都，忽必烈勃然震怒。
据《元史·安南列传》记载，忽必烈以脱欢“再伐安南无功，丧师辱国，终身不许入觐”，令其留镇扬州。
元朝在安南方向上的军事行动至此陷入僵局。
三次征伐安南，元军投入的总兵力超过十万，却始终无法将安南纳入版图。
据《元史》记载，元军在安南面临的核心困境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气候与疫病。
元军主力来自北方，安南的热带气候使其极为不适。
《元史·兀良合台传》记载，1258年蒙古军因“气候郁热”而撤军。
1285年的战事中，“暑雨疫作盛”直接导致元军撤退。
其二，后勤补给。
安南采取坚壁清野策略，使元军无法就地筹粮。
海上粮道屡遭风暴和安南水军的破坏，陆上补给线也频频被切断。
其三，骑兵优势丧失。
蒙古铁骑的机动性在安南的丛林与沼泽地带无从施展，而安南军队擅长的水战与游击战术则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据《元史·安南列传》记载，1289年，陈日烜遣使谢罪，并送还部分俘虏。
忽必烈虽怒意未消，但安南方面在送还俘虏的同时秘密处死了乌马儿等将领，既表达了和意，又保住了立场。
1294年忽必烈去世，元朝对安南的强硬政策随之松动。
据《元史·成宗本纪》记载，成宗即位后，放弃了对安南强制“六事”的要求，改以三年一贡维持关系。
安南仍保持实际独立，元朝也再未发动大规模征伐。
从1257年兀良合台进入安南，到1294年忽必烈去世后元朝放弃强制要求，前后三十七年间，蒙古帝国的铁骑在这片南疆的土地上三度兴师。
他们曾攻入升龙，曾追击陈朝君主入海岛，曾以十万之众水陆并进，却始终无法将这道边界真正纳入帝国的版图。
安南的陈朝以丛林为屏障，以潮汐为武器，以坚壁清野为策略，将地理、气候与后勤的每一分劣势都转化为了蒙古军的困局。
白藤江的水波日日涨落，那些插在江底格木桩，有的至今仍留在广宁省的泥土层中。
它们见证过一场决定性的潮汐，也见证过一个帝国在热带丛林边界上的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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