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天津邮局，几名侦查员盯住一张港币汇款单，谁也没有想到，这张不起眼的单据，竟会牵出北京城内一部被称为“万能电台”的潜伏设备。
案子的起点，并不在枪声和爆炸现场，而在一笔转手十分蹊跷的汇款。收款人取出港币后，立即存入中国银行，像是专门把境外钱款转入北京。更耐人寻味的是，单据上的名字叫“计爱琳”，而监听电文中，台湾方面反复提到“计小姐”。
此时，毛泽东访问苏联已经引起了敌我双方的高度关注。1949年12月6日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苏联。两小时后，军委监听部门截获北京潜伏电台发往台湾的电报，内容称毛泽东已经秘密启程，沿途戒备森严。
周恩来获悉后，立即要求公安机关查明电台。杨奇清负责组织侦破，冯基平承担专案工作，曹纯之、张烈等人分头展开调查。时间极紧，案情却像被层层包裹，单凭电波测向，很难马上找到藏身地点。
有人提出从特务档案查起，曹纯之却认为不能把希望押在厚厚的名单上。潜伏人员可能使用化名，也可能根本没有正式档案。办公室里，他盯着桌上的《政治经济学》，忽然想到一个现实问题：潜伏人员要长期活动，就必须得到经费。
钱从哪里来？
台湾方面不便直接把款项送到北京，天津便成了可疑的中转地。天津距离北京不远，商贸往来频繁，且旧有特务关系复杂。这个判断很快得到监听电报印证，电文中出现了天津忠祥棉布庄、天源义记行等地址，还要求通知“计小姐”更换收款地点。
侦查员赶到天津后，查到计爱琳的汇款记录，又沿着收款地址追到北京和平门外梁家园东大院。户口资料中没有计爱琳，只有计致玫、计采楠、计雪玲三名姓计的女性。
线索不能只看表面。
计致玫年近四十，已有家庭；计雪玲年仅十五岁，仍在读书；计采楠二十九岁，曾在辅仁大学学习音乐，解放后没有固定职业，却出手阔绰，还能拿钱帮助家人周转。她的生活经历复杂，同境外人员有来往，种种迹象都使侦查员把目光集中到她身上。
然而，怀疑不是证据。专案组没有贸然抓人，而是通过北京新侨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继续接近计采楠。侦查员冯铁雄以商人身份进入公司，逐步查明，计采楠既以本名入股，又借用“计爱琳”这一名字持有股份。
这层关系说明，计爱琳并非偶然出现的化名。
更关键的突破，来自计采楠的弟弟。她对外宣称弟弟计兆祥已经死亡，可调查发现，计兆祥曾是北平特警学校学生，解放前在绥靖系统担任报务员，还被国民党特务头目陈恭澍选中，负责留下潜伏。
一名曾与他共事的人回忆，1949年3月前后，自己还见过计兆祥陪妻子到医院检查。所谓“死亡”，显然是为了掩盖身份。与此同时，计采楠频繁与一名叫“计旭”的男子联系，侦查员很快判断，这个化名很可能就是计兆祥。
抓捕依旧没有立即进行。
杨奇清提醒：“越是紧张，越不能乱。”外围人员一旦被捕，真正的电台很可能立刻转移。于是，侦查员继续跟踪，并通过李超山家中的一次电话，掌握了计旭的联络号码和见面时间。
计采楠与计旭在北海漪澜堂会面后，侦查员沿线追查，确认计旭居住在南池子附近。经过熟人辨认，计旭正是计兆祥。随后，四辆测向车展开交叉定位，最终把交点锁定在磁器库南岔七号院。
电台，极可能就在这里。
但案件并未就此收网。监听部门发现，台湾保密局还派张大平、于冠群空降东北，准备与所谓“技术纵队”接头，伺机破坏毛泽东返程安全。李克农判断，必须先打掉东北这条线，不能让北京方面提前受惊。
1950年2月，张大平、于冠群在东北落地即被捕。侦查员随后冒充两人，与“技术纵队”接头，套取名单和计划。哈尔滨、长春、满洲里三地随即联动，相关人员被一举控制。
东北隐患解除后，北京抓捕行动随即展开。计兆祥家中，密码本藏在枕边，手枪压在沙发里，电台则被藏进墙壁夹层。这个长期向台湾发报的潜伏据点，终于被完整搜出。
李克农随后提出，用缴获的电台给毛人凤发去一封电报。电文直指计兆祥已经落网，并警告台湾方面停止继续派遣人员进行破坏。对毛人凤而言，他苦心经营的“万能电台”不仅被破获，连最后一封电报，也成了对方送回来的当面回击。
1950年6月2日，计兆祥经北京市军法机关审理，被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那张天津汇款单、一个“计小姐”的化名，以及一串看似零散的电话，最终把整条潜伏网络牵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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