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春，上海一家医院里，作家叶永烈推开病房门，探望躺在病床上的戚本禹。此时的戚本禹已经85岁，胃部疾病使他说话十分困难，只能偶尔应声，或用纸笔留下几个模糊的字。
这次见面并不热闹，却带着特殊的分量。两人早年因历史写作相识，叶永烈曾为撰写相关纪实作品向戚本禹了解往事。到了晚年，一个带着问题而来，一个已很难完整回答，几十年的时代变化，仿佛都压缩在这间病房里。
戚本禹出生于1931年，山东威海人。青年时期，他接受进步思想，参加革命工作，后来长期从事文字和政策研究。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在《红旗》杂志等机构任职，凭借文章和讲话进入公众视野。
1965年12月，戚本禹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文章在当时引起较大反响。此后，他进入中央机关工作，担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那一年，他只有32岁，正处于人生上升期。
文字能影响人，也能放大权力。戚本禹有较强的写作能力，熟悉历史材料，善于把复杂问题写成鲜明的政治判断。遗憾的是，在特殊历史环境中，他没有守住应有的边界，参与了错误的政治批判，发表过造成严重影响的文章。
有意思的是，那个年代的“笔杆子”并非普通意义上的文人。他们的文章常常会被迅速传播，甚至影响干部命运和社会舆论。戚本禹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越重要，承担的责任也越重。后来形势转变，他本人也成为被审查和批判的对象。
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被隔离审查。此后，他长期失去人身自由。曾经与他在文字工作中有联系的王力、关锋，也先后跌落。在政治风暴之中，昨日的同事可能转眼成为批判者，这种变化并不以个人意愿为转移。
十年特殊时期结束后，相关案件得到重新处理。1983年，戚本禹因诬告陷害、煽动群众等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由于此前已经羁押多年，1986年，他刑满出狱。那时的戚本禹55岁，人生中最有精力的阶段已经过去。
出狱后的生活十分低调。他改用“戚文”这一名字，回到上海，在上海图书馆从事资料整理工作。过去曾处在舆论中心，后来却成为普通工作人员，身份落差很大。图书馆方面安排他接触历史资料，也为其阅读和写作提供了相对安静的条件。
同事眼中的“戚文”，个子很高，话不多，做事谨慎。刚到单位时，他处理不少事情都要请示报告。有人听出他的山东口音，却不知道这个沉默的老人曾经在历史舞台上拥有过很大的影响力。
这段经历使他重新回到书桌前。工作之余，他整理史料，撰写文章和回忆文字。与过去不同的是，他不再拥有公开发表时的声势，只能以普通作者的身份慢慢积累。对一个经历过巨大起伏的人来说，安静本身也许是一种生活方式。
叶永烈曾为写作相关历史题材作品采访戚本禹。对于过去的许多问题，戚本禹并没有完全回避。他可以谈个人经历，也可以谈当年的文件和人物，但涉及不宜公开的内容，仍然保持谨慎。两人都是长期与文字打交道的人，谈话往往从一本书、一段史料开始，再牵连到更大的时代背景。
2015年以后，戚本禹往返于上海、深圳之间，处理自己的书稿。晚年身体出现不适，他起初没有特别在意。2016年初，病情加重，检查后发现患有胃癌。面对治疗选择，他更关心尚未完成的文字工作。家人和医生曾与他商量治疗问题，但年事已高的他没有选择激烈手术。
叶永烈得知后前往医院探望。病房外人来人往，医护人员只知道病人登记姓名为“戚文”，并未特别了解他的过往。走过普通病房，进入安静的单人病房，叶永烈看到的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善于写作、能够长篇议论的戚本禹。
“书看完了吗？”戚本禹艰难地问。
叶永烈告诉他，过去托付的书稿和资料已经认真看过。戚本禹听后点了点头，似乎放下了一件牵挂。谈话持续一段时间后，他的精神明显疲惫，只能用“嗯”“哦”回应，纸上的字也越来越难辨认。
叶永烈没有久留，临走前同家属交代了几句。这个曾经在报刊上频繁出现的名字，此时只剩下低声应答和病床旁的几页手稿。不到一个月，2016年4月20日，戚本禹在上海去世，享年85岁。直到这位老人离开，许多医护人员才知道，“戚文”就是当年那个曾在特殊年代拥有巨大影响力的戚本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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