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6日下午，上海市新成区新闸路一家人民银行营业所内，年过五旬的点钞员从一沓万元券中抽出一张钞票。他没有急着盖章入账，而是放在灯下反复端详，手指轻轻一捻，便察觉出了异常。
当时尚无专门的检验设备，钞票真伪主要靠经验。那张钞票印有深绿色兵舰图案，外观几乎与真钞无异，偏偏纸张手感发涩。分行鉴定后确认，这确是一张伪造的人民币。
这张假币的出现，远不只是营业所里的偶然差错。上海刚刚解放不久，新人民币正在逐步建立信用。有人企图通过伪造、散布假币，扰乱市场秩序，动摇群众对新政权金融制度的信任，性质十分严重。
上海解放本身就不是一场普通战斗。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上海时，城内仍有国民党军队二十余万人，并修筑了大量碉堡、地雷和防御工事。陈毅曾把上海之战比作“瓷器店里打老鼠”，既要消灭敌人，又要尽量保护城市和百姓。
战事结束后，暗中的较量并未停止。国民党方面曾试图阻止人民币在上海流通，金融领域的破坏活动随之出现。公安机关接报后，上海市公安局新成分局立即组织侦查，李谋谷、宋得新等人承担了调查任务。
侦查员很快查到，这张伪币来自兴隆公司。可公司财务人员和各柜台负责人都说不清来源，线索顿时中断。更棘手的是，米行、百货商店、银行和公共汽车系统陆续发现不同面额的伪币，说明伪造者已有较成熟的制作手段。
真正的突破，来自一宗假药案。
1950年5月，无锡一家私人医院购入一批盘尼西林，临床使用时却毫无药效。打开密封药瓶检查，里面装的竟是蒸馏水。负责牵线的掮客郭真峰为挽回名声，只得先行赔付损失，随后在无锡火车站意外遇到了供货人钱品君。
郭真峰当场揪住钱品君质问：“你卖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钱品君不肯承认，两人很快发生争执，被公安人员带走调查。钱品君交代，药品来自上海一名叫徐俊德的人，但他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住址。
上海侦查员赶到无锡后，没有急于逼问，而是用家乡话与钱品君交谈。闲谈间，钱品君说漏了一句：“徐老板本事大，药盒做得像真的，听说钞票也能造。”
这句话让侦查员警觉起来。假药包装和假币印刷，虽然用途不同，却可能使用相近的制版、套印技术。上海方面随即将两案并案分析，并对假药盒与伪钞进行技术比对，结果发现两者确有相似之处。
遗憾的是，徐俊德是真是假、住在哪里，一时都无法确定。建国初期公安力量有限，专业侦查人员更少，许多案件只能暂时保存线索，等待新的突破。但负责此案的人员并没有把它忘掉。
转机出现在1951年3月17日。上海仙凌诊所主任聂仙凌报案称，自己从掮客宁国宝手中购得两箱盘尼西林，验明全是假药。宁国宝后来赔了钱，聂仙凌便想撤回报案，侦查员却认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李谋谷、宋得新再次找到宁国宝。他起初不愿多说，直到被带回分局，才交代药品来自远东药厂一名“徐老板”。此人原名徐鑫山，解放后改名徐俊德。
宁国宝被暂时放回后，侦查员要求他留意徐鑫山的动向。不久，他在新闸路一家饭馆附近认出了徐鑫山的养女，并一路记下她进入的弄堂。公安人员调查居民情况后，确认目标可能藏在三十七号一户王姓人家。
抓捕行动很快展开。徐鑫山被捕时正在屋内饮茶，未料到藏身之处已经暴露。审讯中，他承认制造假药，并供出假币由同伙娄寿昌负责雕版伪造。
侦查员随即排查新闸路一带，最终在二百二十一弄二十一号抓获娄寿昌。娄寿昌拒不认罪，还以身体不适为由回避讯问。搜查他的住处时，公安人员却找出了大量伪钞、印版、印章和制假工具，证据摆在面前，他再也无法抵赖。
搜查期间，一名男子自称走错房门，转身便想离开。侦查员发现他神色慌张，进一步查明此人叫郑庆华，并赶到其住处搜查，果然发现了制造伪币的设备。顺着这条线索，案件牵出二十余名同伙。
审讯结果显示，娄寿昌精通美术和雕刻，过去曾伪造华中币，带入解放区扰乱金融。上海解放后，他又组织人员伪造人民币，并承接假药包装的印制。此案查明伪币总额达三亿三千七百万元，娄寿昌是主要组织者，真实身份为原国民党区分部执行委员。
案件侦破后，娄寿昌、郑庆华等十人被依法判处死刑。那张被老点钞员凭手感识破的钞票，最终成为撕开整个制假网络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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