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明走的那天,雨下得不大,但一直没停。
我坐在殡仪馆走廊的塑料椅上,膝盖上搭着他那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夹克。火化排号是四十三,前面还有六个人,有老有少,哭声高高低低,我听着听着就麻木了。十五年零三个月,我把他从一米七五的男人伺候成一把骨头,最后连骨灰盒的尺寸我都想好了,要最便宜的,因为活着的时候他就总嫌我花钱大手大脚。
儿子周小军从外地赶回来,跪在灵前磕了三个头,站起来眼圈红红地跟我说:“妈,你总算解脱了。”
我没接话,只是把夹克往膝盖上又抻了抻。解脱?我不知道。
收拾遗物是三天以后的事。十五年的东西堆在那间朝北的小卧室里,病床撤走之后,地上还留着四个压出坑的脚印。我蹲在地上擦地板,擦了又擦,像要把那些年一块儿擦掉。他常年躺着,肌肉萎缩得厉害,最后几年脊柱侧弯得厉害,翻个身骨头都在响。我学会了打针、换尿管、拍背排痰,凌晨三点听着他喉咙里呼哧呼哧的声音,就条件反射地坐起来。
衣柜最底下是个纸箱,装着他的旧毛衣和几本《故事会》。我把毛衣一件件往蛇皮袋里塞,手指头忽然碰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一本裹在毛巾里的塑料皮笔记本,不厚,封面印着烫金的山河,边角都磨白了。
我没想太多,以为是以前的工作笔记。他出事之前在建筑公司做施工员,喜欢在纸上写写画画。我随手翻开。
第一页就写了一行字,圆珠笔,力气大得把纸都戳出了印子。
“不是意外。推我下楼的是你的手。”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久到窗外有只鸟叫了三声又飞走了。手里的毛衣掉了,缠在我脚脖子上,我没去管。
不可能。医生说得很清楚,他是从工地的二楼脚手架摔下来的,目击工友也证明是踩空了架子板,腰椎爆裂性骨折,这辈子都站不起来了。公司赔了钱,赔得还算痛快,我当时还觉得人家讲理。这是意外,是命。
可是他的手,我认得他的字。结婚证上他签过名,“周”字那个口从来都是往左边歪的。
我把日记本合上,又打开,那条缝怎么都消不掉。我想把本子塞回纸箱,手却不听使唤地往后翻。
第二页写着时间,往后翻了翻,几乎每隔几天就有记录,有时画个叉,有时写两个字:“疼”“酸”“她换药了”。从出事那天开始,一直写到今年开春手抖得握不住笔才停。
原来他一直在记。记了十五年。
我拿着本子坐在冷冰冰的地板上,屁股底下是那张他睡了十五年的护理床留下的压痕。我开始从头看。
出事前那段日子,他记了工地的事。包工头姓赵,老赵,我记得那个人,四方脸,说话笑眯眯的,出事后来家里送过两回水果。日记里写得不多,就一句:“老赵让签字,不签就换人。”翻过去一页又写:“签字了,对不住老周。”
老周?他不是姓周?
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这个“老周”说的是他带过去的同村周德福,他堂兄。出事那天周德福也在现场,后来来看过两回,每次坐不到十分钟就走。我翻来覆去看了几遍,没有更多解释,就夹在那些“疼”和“酸”之间,像一根刺掉进了棉花里。
出事那天的日记写了整整一页。字迹很乱,有些地方被水渍晕开了,大概是汗。
“她说去买饭,走了十分钟。脚手架响了一声,我回头,脚下就空了。”
“醒来在医院,她说我踩空了。她眼睛红红的,我信了。”
“后来我想了很久。那天中午没有人上楼,架子是下午才搭的。我掉下去之前,背后有人推了一把。我感觉到手。女人的手。”
我手开始抖。
那天中午我确实走了。他打电话让我去工地外面买盒饭,他吃不惯食堂。我拎着盒饭回来的时候救护车已经来了,他躺在地上,安全帽摔在一边,周围的工友说他自己踩空了。我一直这么相信,十几年都是这么相信的。
他为什么会觉得是我?
我坐在地板上想了很久,手心全是冷汗。那天我穿什么衣服、走哪条路、排队排了多久,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没有推他。我怎么会推他?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来一件事。出事前一个月,我们吵过一架。吵得很凶,我把结婚证都撕了。为什么吵的我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他最后指着我鼻子说:“有本事你让我死。”我当时站在阳台上,楼下是水泥地。我没有说话,只是看着他。
这个画面一下子就冒出来了,像从水底翻上来的死鱼,带着腥味。
我强迫自己继续往下看。
出事以后那几年,日记里频繁出现一个人名:小何。何红梅,康复医院给我推荐的护工,来家里帮过半年忙。她比我小八岁,离婚带个闺女。周德明那段日子情绪特别差,摔饭碗、骂人,我实在扛不住了才请的人。小何话不多,手脚麻利,给他翻身擦洗比我做得好。有一回我提前回家,看见她坐在床边攥着他的手,两个人都不说话,她就那么攥着。
我当时什么也没说,后来找借口把她辞了。
日记里写:“小何说,她知道不是我。她问过我,要不要报警。我没让。”
我整个人像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小何知道些什么?她为什么说“不是我”?她凭什么断定不是我?除非周德明跟她说过。他说了什么?她信了什么?
我突然想起来,小何走的那天,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记了十几年,说不清道不明的,有点冷,又有点可怜。我以为她是舍不得这份工。
我继续翻。
后面几年,日记变短了。有段日子就一个字:“忍。”再翻几页:“小军来看我了,她炖了排骨。肉都给了小军,我喝汤。挺好的。”
这里写得倒是真的,家里买排骨,肉都留给儿子和他,我喝汤。这十几年我瘦了快二十斤,邻居都说我伺候病人辛苦,其实我只是把肉都省下来了。
再往后翻,有一页写着:“今天她把我推出来晒太阳,风挺大,她给我掖了掖毯子。我想,也许真是意外。”
翻过去又写:“可是那天架子是下午搭的,她走的时候架子还没搭。她怎么知道我会掉下去?不,她不知道。是我多心了。”
再翻:“小何说报警,我没让。报了警,孩子怎么办?她坐牢,小军谁管?”
我一页页看下去,手指头越来越凉。
原来他一直在两个念头之间来回撕扯。有时候他确定是我推的,有时候又觉得是自己多心。他不敢报警,不敢质问,甚至不敢跟我对质。他瘫在床上,吃喝拉撒全靠我,他怕我走了他没人管。儿子还小。他赌不起。
但他心里始终有一根刺。
我继续翻,最后面几页,字迹已经歪歪扭扭了,肺癌晚期转移,他到最后半年几乎说不出完整的话,只能用笔。
最后一页写的是:“这辈子就这样了。她伺候我十五年,也算还了。下辈子别见了。”
下面还有一行,特别小,像是后来补的:
“但不甘心。”
我把日记本合上,坐在地上,腿麻得已经没知觉了。
窗外雨还在下,打在空调外机上,嗒嗒嗒的。我想起他最后那几天,喉咙里全是痰音,说不出话,眼睛却一直看着我,看得我心里发毛。我当时以为他是害怕,还握着他的手说“别怕,我在呢”。他眨了眨眼,眼角有一滴泪,我给他擦了。
他到底是害怕,还是想问我?还是想跟我说什么?
我永远都不知道了。
日记本旁边还有一样东西,夹在封底夹层里。我抽出来,是一张折得小小的纸条,上面的字是小何写的,我认得她那笔一笔一划的钢笔字。内容很简单:“周哥,我信你。你什么时候想报警,告诉我。我电话没换。”
后面跟着一串号码。
我拿着那张纸条,对着光看了很久。号码早就打不通了,十几年了。
我该怎么办?去报警?报什么警?说他觉得是我推的?他人都死了,我连他掉下去的真正原因都不知道。也许真是意外,就像我记忆里那样。也许他摔糊涂了,记错了。也许有另外一种可能,是我自己都不敢想的。
但我知道一件事:这十五年,他每一天都在怀疑我。我把饭端到他嘴边,他看我一眼;我给他翻身,他盯着我的手;我夜里起来给他吸痰,他清醒着听我的动静。他活在我手心里,而我浑然不觉。
我以为我在赎罪。我以为我照顾他,是对得起他。
可他从头到尾都认为,这是我的罪。
我把日记本和纸条重新包好,放回纸箱,用毛衣压住,再把纸箱推到衣柜最里面。蛇皮袋勒进手心,一道红印子。
我没有告诉小军。没有告诉任何人。
那天晚上我坐在客厅里,电视开着但没声音,手机刷来刷去什么也看不进去,过了一会儿又拿起来看了一眼。茶几上是他用过的水杯,我忘了收,里面还有半杯凉白开,杯沿上沾着一点干掉的口水印。
我盯着那个杯子,忽然站起来,拿起杯子去厨房洗了。
水龙头哗哗哗地响,我把杯子冲了又冲,手指头进去搓了两遍,放在沥水架上翻过来扣着。
厨房的灯管闪了闪,发出嗡嗡的声音。我站在水槽前面,手撑着台面,低着头。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那天中午我走了以后,工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我知道,这十五年,他每一口饭都吃得不安心。
而我每一口,也都没有滋味。
本文为虚构故事,人物、情节和场景均为艺术创作,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勿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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