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广州黄埔岛，年轻的宣侠父站在军校宿舍外，手里攥着一份刚写好的意见书。他要质疑的，不是课程安排，也不是军饷待遇，而是校长蒋介石正在推动的一项做法：由校长直接指定各队的国民党小组长。
这件事看似细小，背后却牵涉军校内部的权力边界。宣侠父认为，党内职务应当依照组织原则产生，不能变成校长个人掌握的工具。别人或许愿意少说几句，他却偏偏把话写得明明白白，送到了蒋介石面前。
蒋介石当时还不是后来那个掌握全国大权的人，但在黄埔军校已经拥有很强的控制力。他把宣侠父叫去谈话，本想凭校长身份压住这名学生。没想到，宣侠父没有退让，反而指出，军权不能凌驾于党权之上，更不能借军校之名培植个人势力。
屋里的气氛很快冷了下来。
蒋介石问：“你这是在怀疑学校的决定？”
宣侠父回答：“规矩若能因个人意志改变，军校也就失去了立校的根本。”
这番话让蒋介石十分恼怒。宣侠父被关禁闭，并被要求写悔过书。廖仲恺也曾出面劝解，希望他暂时低头，保住这段求学经历。可宣侠父没有照办，留下“大璞未完终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的诗句，收拾行李离开了黄埔。
他因此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中唯一被开除者。
表面看，这是一个学生与校长之间的冲突；往深处看，却是两种道路的第一次正面碰撞。蒋介石重视服从和控制，宣侠父看重原则与公共责任。对蒋介石而言，这样的人很难纳入自己的权力体系；对宣侠父而言，离开黄埔并不等于政治生命结束。
离校之后，宣侠父进入西北地区从事革命和军事工作。他善于分析局势，也能把复杂的道理讲得让人听懂。冯玉祥在西北活动期间，对他的才干颇为看重。有人评价，宣侠父一席谈话，胜过许多门火炮。这样的评价并非单指口才，更说明他能够在不同政治力量之间沟通，抓住问题的关键。
抗日战争爆发后，宣侠父受党的委派在西安开展统战工作。他以公开身份和社会关系为掩护，与国民党方面接触，争取抗战力量，传递各方信息。西安是当时西北政治、军事和交通的重要节点，许多军政人物聚集于此，工作风险很高。
宣侠父既熟悉国民党内部的运作方式，又有较强的组织能力。更让蒋介石忌惮的是，他不是只会宣传口号的人员，而是能够影响地方实力派和军政人士的实际行动。一个了解对手、又不受对手控制的人，往往比公开的敌人更令独裁者不安。
1938年，蒋介石方面曾试图以出国考察、赴德学习等条件吸引宣侠父离开西安。宣侠父没有接受。国难当头，他不愿把自己的工作交给别人，也不愿以个人安全换取远离战场的机会。
此后，针对他的危险逐渐逼近。
1938年7月31日，宣侠父在西安失踪。关于他遇害的具体经过，后来出现过不同说法，但大量材料都指向同一事实：这不是普通失踪，而是一次有组织的绑架和杀害。军统系统有关人员的供述，也使案件背后的指令来源逐渐显露。
有资料提到，执行者曾将宣侠父秘密拘押，使用绳索等方式将其杀害，遗体随后被转移掩埋。案件之所以多年后仍留下线索，与参与者之间的利益纠纷和互相推诿有关。一些细节未必能够完全核实，但蒋介石方面试图掩盖宣侠父下落，却是当时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事实。
周恩来曾就宣侠父失踪一事向蒋介石交涉，要求说明情况。蒋介石起初以“自行离开”等说法搪塞，后来面对不断出现的证据，态度转为强硬。师生关系至此彻底撕裂，而所谓“黄埔学生”的情分，也被权力斗争碾得粉碎。
宣侠父遇害时只有39岁。他没有在战场上牺牲，却倒在了抗战后方的黑暗角落。遗憾的是，受当时条件限制，他留下的许多文字和工作记录未能完整保存，后人只能从档案、回忆材料和相关人员供述中拼接出那段经过。
从黄埔校园里的一份意见书，到西安城中的突然失踪，宣侠父一生并非没有机会选择另一条路。只要他愿意收敛锋芒，接受安排，或许可以得到职位与安全。但他没有这样做。被开除，未能改变他的方向；被追杀，也没有抹去他在抗战和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名字。
蒋介石当年想除掉的，正是那个不肯把原则让给权力的黄埔学生。这个学生离开军校时孑然一身，留下的却是一句诗，以及一条没有向强权弯曲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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