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转折，出现在第一次战役之后。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敌军首次交锋。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完成了主要突击任务，第四十二军承担阻援，也打出了应有的战果。第三十八军虽然参加了作战，却没有完全截断敌军退路。
在战役总结会上，彭德怀的批评很直接。他认为，第三十八军对敌情估计偏高，行动不够果断，导致原定作战目标没有全部实现。面对梁兴初，彭德怀没有绕弯子：“仗没有打好，我也有责任，不能把责任都推给你们。”
这番话分量很重。第三十八军并不是一支普通部队，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平江起义部队，彭德怀对这支老部队有深厚感情，也因此提出了更高要求。批评越严厉，越说明他不愿意看到这支部队在关键时刻失去锐气。
不过，战场上的问题必须尽快解决。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考虑调一位作风强硬、敢打敢冲的将领，担任第三十八军军长。进入他视野的人选，正是当时在中南军政大学任职的贺东生。
贺东生的带兵风格，和彭德怀对第三十八军的期待十分接近。他作战坚决，临阵少有迟疑，部队遇到硬仗时，往往能把指挥员的行动变成全军的勇气。红军时期，他就以敢冲敢拼著称，曾在战斗中提刀冲入敌阵。
抗日战争期间，贺东生已经担任团级指挥员。一次反“扫荡”作战中，他带队迎击日伪军，冲在队伍前面。战斗结束后，部队一度找不到他，乡亲们以为贺团长已经牺牲，甚至准备了祭奠之处。
天黑以后，贺东生却押着俘虏、带着缴获的武器回到驻地。这样的经历，在当时部队中并非单纯的传奇，而是他长期形成的指挥习惯：关键时刻靠前，危险地方敢去，先让部下看到指挥员的决心。
解放战争中，贺东生曾任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二师师长。部队作战勇猛，他本人也被战友称为“贺大胆”“贺猛子”。有一次，他的部队缴获一批枪械，派人看守。钟伟率部经过时，因战斗需要取走了这些武器，双方由此发生争执。
两位将领脾气都直，话赶话之下，矛盾一度扩大。罗荣桓得知后出面调解，事情才平息下来。这个插曲说明，贺东生并非只会冲锋，他对部队装备和战果同样看重，带兵有自己的原则。
1950年，贺东生担任中南军政大学副校长。彭德怀提出调他入朝，原本希望借助他的强硬作风，迅速改变第三十八军的精神状态。贺东生本人也愿意到前线，甚至准备辞去学校职务。
但调令没有获批，原因并不复杂，却涉及两方面安排。一方面，第三十八军的问题需要调整，另一方面，中南军政大学的任务同样不能中断。新中国成立初期，军队建设正处于重要阶段，培养干部、整训部队，是一项关系长远的工作。
更关键的是，上级并没有认定梁兴初不堪任用。第一次战役中的失误，属于作战指挥和临战判断上的问题，并不等于一名将领已经失去带兵资格。梁兴初熟悉第三十八军，也了解这支部队的历史和干部情况，继续由他统率，便于稳定军心。
据此，彭德怀的建议没有被完全采纳，贺东生留在中南军政大学，梁兴初继续担任第三十八军军长。这个决定看似保守，实际却给了梁兴初一次用战果回答质疑的机会。
机会很快到来。1950年11月，志愿军发动第二次战役。第三十八军接到任务后迅速行动，部队在严寒和复杂地形中连续奔袭，十四小时推进七十多公里，抢在敌军机械化部队之前占领三所里、龙源里，并控制松骨峰一带。
这一次，第三十八军没有再停留在等待和试探上。它以猛烈穿插切断敌军退路，顶住了敌军反复冲击。经过两天两夜激战，敌军南撤通道被牢牢卡住，战役的关键一环由此形成。
战后统计，第三十八军取得了重要战果，缴获坦克、火炮和汽车等大量装备。彭德怀听到消息后，在嘉奖电上亲笔写下“第三十八军万岁”。从那以后，这支部队获得了“万岁军”的称号，梁兴初也用第二次战役的表现，证明了继续留任的意义。
贺东生没有进入朝鲜战场，并不意味着他的能力被否定；梁兴初没有被调离，也不代表第一次失误被忽略。一个留在军政教育岗位培养干部，一个回到部队完成整顿，正是当时根据战场需要和全局任务作出的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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