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学锋，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就六朝建康都城而言，孙吴是草创期，西晋和东晋初年延续了孙吴建业都城的空间范围及宫都设施。晋成帝咸和二年至四年（327—329）的苏峻之乱，将孙吴以来的宫室焚烧殆尽，东晋政府在王导的主持下重新规划修建了建康宫城和都城。新建的建康都城，一改孙吴建业城的多宫制形态，采用了当时中原地区业已流行的 “中世纪都城” 的形式，坐北朝南，左右对称，宫城位于中轴线北端，政府机构衙署位于宫城之南的御道两侧，宫城之北设置广阔的禁苑。¹ 新建的建康都城，作为中轴线的御道总长七里，南端的朱雀门至都城正门宣阳门之间五里，宣阳门至宫城正门大司马门之间二里，都城周围二十里一十九步，这个基本格局终东晋一代无所改动，并为南朝所继承。但是，进入南朝以后，尤其是刘宋时期，在这一基本格局之上对都城的多种设施及其空间布局进行了有意识的调整，建康的 “都城” 观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而建康郊外大中型墓葬葬地的选择，也不难看出随着都城观念的变化而出现了新的动态。
一、南朝建康都城的改制与天下中心的重建
晋成帝时虽然重新规划建设了建康都城，但由于东晋政权的流寓性质，长时间内没有放弃恢复中原的宏伟大志，因此，终东晋之世，虽然宫都至少有过三次大规模的修缮，但都城的规制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动，双阙、明堂等重要礼制建筑也没有建成。然而进入南朝以后，尤其是在刘宋时期，建康都城的改制措施频繁出现，以下我们选择几项与都城空间密切相关的内容加以略述。
（一）五十六篱门的设置与外郭城观念的形成
1. 许嵩撰，张忱石点校:《建康实录》卷七《显宗成皇帝》，中华书局，1986 年，第 181-182 页。对张校本句读有所调整。 2.《建康实录》卷七《显宗成皇帝》咸和五年九月条引《舆地志》注，第 179-180 页。原文作 “案《地舆志》”，但目前通常认为《地舆志》为南朝顾野王撰《舆地志》之误，本文径用《舆地志》。
东晋时期的建康宫城，虽然已经具备了完整的宫墙和宫门，但一开始似乎并没有建成完整的夯土包砖墙。《建康实录》卷七《显宗成皇帝》咸和七年冬十一月条载：“是月，新宫成，署曰建康宫，亦名显阳宫。” 作者许嵩注引《修宫苑记》云：“其西掖门外南偏突出一丈许，长数十丈地，时百度多阙，但用苫茆，议以除官身各出钱二千，充修宫城用。”¹ 可见宫墙的西南一部分仅用木栅苫茆围挡，并要求新除官员每人出钱二千，以筹集宫城修缮费用。
宫城尚且如此，都城墙与都城门的设施就更加简易了。晋成帝咸和年间新规划建康都城时，设置六座城门框定了建康都城的范围。许嵩引《舆地志》称，建康南面三门，最西曰陵阳门，后改为广阳门；正中曰宣阳门，世谓之白门，南对朱雀门；最东曰开阳门。东面南曰清明门；正东曰建春门，后改为建阳门。正西曰西明门，东对建春门。都城北面与宫城共用城垣，别无他门。² 后世都城门虽有增设，但最初设置的 “六门”，长期以来成为建康都城的代名词。
1.《宋书》卷八《明帝纪》载：“宣阳门，民间谓之白门，上以白门之名不祥，甚讳之。” 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70 页。 2.《资治通鉴》卷一三五齐高帝建元二年四月条下，中华书局，1956 年，第 4238 页。 3.《南齐书》卷二十三《王俭传》，中华书局，1972 年，第 434-435 页。 4. 发掘资料未公开发表，相关信息见王志高《六朝建康城遗址出土陶瓦的观察与研究》，韩国瓦学会第八届定期学术大会论文集《瓦的生产与流通》，2011 年 11 月，第 7-35 页。
都城正门宣阳门，又称白门。¹ 许嵩在《建康实录》卷七中记录 “六门” 时虽称宣阳门 “门三道，上起重楼，悬楣上刻木为龙虎相对，皆绣栭藻井”，给人一种高大坚固的印象，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在东晋与南朝刘宋长达这一百五十年的时间内，六门及门上的重楼可能都是用木桩与竹篱这类简单易得的建材构筑而成的，而城门之间的所谓都墙，亦全由竹篱围成。《资治通鉴》卷一三五齐高帝建元二年四月条下称：“自晋以来，建康宫之外城唯设竹篱，而有六门。”²《南齐书》卷二十三《王俭传》亦称：“宋世外六门设竹篱，是年初，有发白虎樽者，言‘白门三重门，竹篱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墙。”³ 可见，都城门及都城墙由篱门、竹篱改为夯土包砖城墙是萧齐建元二年（480）十月以后的事情。2011 年 5、6 月间在南京第六中学（秦淮区白下路 193 号）建设工地发现的夯土城墙遗址，据发掘者王志高先生推测，应为南朝萧齐以后建康都城南墙的偏东部分。⁴
东晋、刘宋时期的都城六门，虽然均是篱门，但与构成建康外郭空间的所谓 “五十六篱门” 又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太平御览》卷一九七《居处部・藩篱》引《南朝宫苑记》云：
建康篱门。旧南北两岸篱门五十六所，盖京邑之郊门也。如长安东都门，亦周之。郊门，江左初立，并用篱为之，故曰篱门。南篱门在国门西；三桥篱门在今光宅寺侧；东篱门本名肇建篱门，在古肇建市之东；北篱门［在］今覆舟东头玄武湖东南角，今见有亭，名篱门亭；西篱门在石头城东，护军府在西篱门外路北；白杨篱门外有石井篱门。
可见在建康都城之外，还建有篱门五十六所。
据《南朝宫苑记》的说法，建康篱门的性质相当于 “郊门”，即区分城与郊的空间节点，亦即郭门。因此，篱门有时也直接称郭门。《宋书》卷四十三《傅亮传》载，元嘉三年（426）宋文帝欲杀傅亮，先召傅亮入宫，傅亮因得密报，以嫂病笃为由返回，并 “遣信报徐羡之，因乘车出郭门，骑马奔兄迪墓”。² 得报后的徐羡之，“乘内人问讯车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灶中自到死”。³ 徐羡之出奔的事，在《建康实录》中写作 “车出南郭，步走新林，缢于陶灶”。⁴从傅亮之兄傅迪的葬地及新林这个地名中都不难判断，这里的 “郭门” 应该就是篱门。
五十六篱门的设置时间，据前引《南朝宫苑记》所称 “郊门，江左初立，并用篱为之，故曰篱门”，或许在东晋草创 “江左” 尤其是在成帝新规建康都城时已有所考量，但现有文献无法明确五十六篱门建置的具体时间，其在文献中的出现均在南朝。从前引傅亮、徐羡之出逃时所及之 “郭门”“郭” 或 “南郭” 等称呼来看，此时建康都城的外郭空间已基本确定，因此，我们将五十六篱门的出现及完备视为一个过程，并将之视为南朝建康都城的重要空间概念。
除《太平御览》引《南朝宫苑记》中保留下来的七处篱门外，《建康实录》卷十七《高祖武皇帝》载天监九年（510）“新作缘淮塘，北岸起石头，讫东冶，南岸起后渚篱门，连于三桥”，¹ 可见后渚篱门也是其中之一。但篱门的具体位置与外郭篱墙的走向，目前尚无考古资料，难以确定。盐泽裕仁先生在其《后汉魏晋南北朝都城境域研究》第七章《六朝建康的都市空间》中对篱门与外郭空间作了文字上的推测，亦即从钟山南麓出发，穿过燕雀湖西岸，经东府城东侧往西南迂回；北侧沿玄武湖南岸、鸡笼山北麓西行，穿过西侧丘陵通往石头城北侧。² 盐泽在著作中引用了杨国庆、王志高《南京城墙志》中的图 2—8《南朝梁代建康城布局示意图》，但在外郭篱墙的北线上两者并不一致。《南京城墙志》将外郭篱墙的北线设定在覆舟山、鸡笼山之南，这个设定是可信的。然而，关于外郭空间的南线，笔者的意见与《南京城墙志》的主张不同。
外郭篱墙南线的位置问题，与 “国门” 的位置有关。《隋书》卷七《礼仪志二》载梁天监三年（504）尚书左丞何佟之进奏：“案《礼》，国门在皋门外，今之篱门是也。今古殊制，若禁凶服不得入篱门为太远，宜以六门为断。”³ 皋门，通常是指宫门，国门在皋门之外，应是都城中轴线上的外郭城南门。何佟之直言萧梁时期的国门就是 “篱门”，因此应该位于建康都城中轴线的外郭篱墙上。梁天监七年（508）国门改建前是篱门，改建后则为砖木结构的城门。
国门又称望国门，关于其位置，《南京城墙志》图 2—8《南朝梁代建康城布局示意图》中，将其设定在六朝石子冈（今雨花台、邓府山、菊花台等一系列东西相连的冈阜）以南。¹ 作出上述推断的主要依据是历史文献中所见的 “五里”。“五里” 一说最早见于《建康实录》卷九注引《地图》：“朱雀门南渡淮，出国门，去园门五里。吴时名为大航门，亦名朱雀门，南临淮水，俯枕朱雀桥，亦名大航桥也。”² 引文中的 “园门”，《南京城墙志》的作者将之视为 “国门” 之误，由于 “国门” 距朱雀航 “五里”，其位置就只能在石子冈以南了。然而，笔者认为这里的 “园门” 应该是 “苑门” 之误。苑门就是孙吴时期正对苑城之门，晋成帝新规建康宫后，苑门成为都城正门宣阳门。许嵩所引《地图》叙述的主体是朱雀门，而朱雀门与宣阳门之间御道的长度恰为 “五里”，出了朱雀门（大航门），渡过朱雀航（朱雀桥、大航桥）往南通向国门。《地图》叙述的宗旨应该如上，完全没有 “国门位于朱雀航南五里” 的意思。但后世的文献在转抄过程中出现了偏误，最严重的是顾炎武《肇域志》引《图考》称：“宋于朱雀门之南渡淮五里又立国门，在长干东南，以示观望。梁天监七年，作国门于越城南，在今高座寺东，南涧桥北，越城东偏。”³ 从中不难发现，《肇域志》的 “宋于朱雀门之南渡淮五里又立国门” 一句，叙述本身与 “在长干东南”“南涧桥北，越城东偏” 的参照位置相互矛盾，因而误导了《南京城墙志》图 2—8《南朝梁代建康城布局示意图》的绘制。
国门的位置，依据现有文献资料应该是比较明确的。《建康实录》卷一《太祖上》许嵩自注云：“越王筑城江上，距今淮水一里半废越城是也。案，越范蠡所筑，城东南角近故城望国门桥，西北即吴牙门将军陆机宅…… 在三井冈东南一里，今瓦官寺阁在冈东偏也。”¹《梁书》卷二《武帝纪中》，天监七年（508）二月，为壮观瞻，“新作国门于越城南”。²《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城阙志一・门阙》：“古国门，梁天监七年作国门于越城南，在今高座寺东，南涧桥北，越城东偏。”³ 从国门与越城的位置关系来看，绝不会在石子冈（今雨花台）之南。顾炎武《肇域志》在抄录这一段古文献时，随意改动增减文字，其所录文字，在地理方位上自相矛盾，难以据信。
通过上述考证，笔者推断，南朝时期的 “国门” 是外郭篱墙上的南侧正门，类似唐长安城的明德门或东都洛阳定鼎门，是城、郊的分界线。包括国门偏西的南篱门在内的建康五十六篱门，同样具有城、郊分界的意义。基于都城空间与葬地的视角，作为六朝时期大型葬地的石子冈，也必须在 “城” 外的 “郊” 地。基于以上思考，笔者将建康外郭篱墙的南线推断在石子冈（今雨花台）北麓，而国门的位置则推定在今雨花台景区西北侧旧中华门火车站北侧，跨过雨花西路北侧的涧水（南涧，或称死马涧），正对今共青团路口。（参见图一）
（二）刘宋时期的礼制改革与天下中心的重建
《宋书》卷三十一《五行志二》载：“孝武帝大明七年、八年，东诸郡大旱，民饥死者十六七。先是江左以来，制度多阙。孝武帝立明堂、造五辂。是时大发徒众，南巡校猎，盛自矜大，故致旱灾。”¹ 说的是孝武帝即位以来的各项礼制改革，由于力度过猛，引发了吴、吴兴、会稽等东部郡县的连续旱灾。刘宋孝武帝即位后，对国家礼制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革，其内容远不止上引《宋书・五行志二》中涉及的立明堂、造五辂。宋孝武帝的礼制改革至少涉及王畿的设立、礼制建筑的建设、五辂的制造、山川祭祀、南巡等多个方面，其中与建康都城空间密切相关的是明堂、南北郊坛、驰道等设施的建设。
关于刘宋时期尤其是孝武帝大明年间的礼制改革及其意义，户川贵行先生作了一系列的研究。以下主要按户川的研究思路，略述孝武帝礼制改革的内容与意义。
首先是关于 “王畿”“神州”“神京” 等天下观的问题。《宋书》卷六《孝武帝纪》大明三年（459）条载：“以扬州所统六郡为王畿，以东扬州为扬州。” 户川贵行认为，扬州六郡的中心是都城建康，以建康为中心划定王畿的范围，看似没有任何问题。然而，曹魏、西晋的天下中心在中原，尤其是都城所在的洛阳。以洛阳为中心的天下观，在东晋时期依然没有变化。在以洛阳为中心的天下观念中，建康只是东南僻地。这样的天下观，对东晋南朝的正统性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弱点。² 中村圭尔先生就曾将解决这一问题视为 “东晋南朝最大的政治课题”，¹ 而这个 “政治课题”，进入南朝以后才逐渐得以解决。
此外，户川贵行还关注到了《金楼子》卷五《著书篇》引《丹阳尹传序》所云 “自二京板荡，五马南渡…… 既变淮海为神州，亦即丹阳为京尹” 一段，² 以及《宋书》卷二十《乐志二》载谢庄造《世祖孝武皇帝歌》“辟我皇维，缔我宋宇。刊定四海，肇构神京。复礼辑乐，散马堕城”。³ 以此为线索考察了 “神州” 一词内涵的变化，指出东晋前期 “神州” 指的是中原，随着侨民的土著化，恢复中原的志向逐渐消失，建康所在的扬州成了 “神州” 的所在，⁴将原本作为临时都城的建康首次建设成为神京，⁵以此观察到了宋孝武帝为重造以建康为中心的天下观的努力。
从以洛阳为中心的天下观这个角度来看，孝武帝将扬州设为王畿，将临时都城建康建设成神京的做法是非常特殊的。以洛阳为中心的天下观是过往历史沉淀下来的传统理念，但基于皇帝的居所在建康，侨民们也逐渐土著化这一现实，虽然是个渐进的过程，但以建康为中心的天下观念逐渐浮出水面。更何况，以洛阳为中心的天下观，恢复中原是至关重要的基础，但孝武帝之父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北伐失败后，南朝对北朝军事上处于劣势，恢复中原成为极端困难的事。正因如此，孝武帝面对现实，开始主张以建康为中心的天下观，改革建康都城的礼仪空间，克服因地理上的 “边境性” 而造成的王朝正统性上的弱点。¹ 一句话，如果说东晋政权还带有浓郁的流寓色彩的话，毫无疑问，南朝政权则已带上了浓厚的土著色彩。“江南一中国” 与 “中原一索虏” 这个南北政治、文化上的新对峙趋于定格。
然而，王朝正统性的主张，单凭设置王畿、神京这些概念还是不够的，正如妹尾达彦所说：“近代以前的王权，以自身为宇宙中心，将王都（帝都）视为价值和道德的源泉。由于其正统性的依据在于神灵或上天的超绝性和普遍性，所以帝国不存在国界的概念，只存在与王都距离远近相应的文化上的高下。可以说，帝国时代以王都为主要舞台而上演的王朝仪礼，功能在于将宇宙秩序与地上秩序对应的意识形态，用戏剧化的形式进行视觉化和具象化，在被统治者心中根植其统治的正统性，塑造其价值的核心性。”² 也就是说，正统性的主张，在确立都城 —— 天下中心的同时，仪礼是极其重要的。明堂、南北郊等礼制建筑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重建。
1. 明堂
明堂是历代都城空间中的重要礼制建筑，但终东晋一代，始终没有建设明堂。《宋书》卷十六《礼志三》称：“元帝绍命中兴，依汉氏故事，宜享明堂宗祀之礼。江左不立明堂，故阙焉。”³ 东晋不建明堂的原因，与东晋政权的流寓性质密切相关。东晋建国伊始的太兴二年（319），朝廷议论是否要在建康建立郊祀仪礼，尚书令刁协、国子祭酒杜夷建议 “宜须旋都洛邑乃修之”。⁴按刁协、杜夷的说法，当时朝廷的都城仍然在洛阳，与郊祀相关的礼制建筑必须在洛阳修建。刁协、杜夷的建议遭到荀组、王导等人的驳议，东晋还是在建康都城的东南 “巳地” 建立了南郊，不得不说这是一种现实的需要，但刁协、杜夷的主张，其实深刻反映了南渡侨人恢复中原的志向与神州都城在洛阳这一根深蒂固的天下中心观念。在东晋建国七十年后的孝武帝太元十二年（387）议建明堂时，吏部郎王忱还在主张 “明堂则天象地，仪观之大，宜俟皇居反旧，然后修之”。王忱的主张得到了会稽王司马道子、尚书令谢石的赞同，“于是奉行，一无所改”。¹ 这一理念依然没有被东晋政权及侨民放弃。
然而，进入刘宋以后，恢复中原的志向与天下中心的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流寓政权彻底走向土著化，宋孝武帝大明四年（460），在建康都城外东南侧首次建立了明堂。²
2. 南北郊坛
诸郊坛中，对王朝而言最为重要的是南北郊坛。六朝的南北郊坛，不同时期的位置均不同，其中宋孝武帝大明三年对南北郊坛位置的调整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孙吴南郊坛。孙权在位末期即太元元年（251）始祭南郊，郊坛位于刘宋秣陵县南十里郊中，³ 推测在今秦淮河南岸箍桶巷附近。⁴东晋初期的南郊坛设于 “东南巳地”。⁵关于 “东南巳地”，《建康实录》卷五太兴二年（319）称：“是岁，作南郊，在宫城南十五里，郭璞卜立之。” 许嵩注引《图经》云：“在今县城东南十八里长乐桥东，篱门外三里，今县南有郊坛村，即吴南郊地。”¹ 从地望上推断，孙吴、东晋两代的南郊坛基本上在同一个位置上。孙吴、东晋南郊之所以立于 “东南巳地”，与建康的地形，即城南有石子冈横亘东西，“南出道狭，未议开阐”² 密切相关。南朝刘宋初期还沿用了吴、晋南郊，但孝武帝大明三年九月，“移南郊坛于牛头山，以正阳位”，³ 南郊坛移到了宫城正南（午位）的秣陵县牛头山（今牛首山）下，这个地点在建康都城的中轴线南端。（参见图一）
东晋初年，由于恢复中原是王朝的政治课题，因此，天地合祭，未单独立北郊坛。《宋书》卷十六《礼志三》载：“明帝太宁三年七月，始诏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故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前旨，于覆舟山南立之。是月辛未，祀北郊。”⁴成帝立北郊的咸和八年（333）正月，新规的建康都城建设已告一段落，因此，立北郊也应该是与建康城的规划同步进行的。东晋成帝以后的北郊坛位于覆舟山南麓，刘宋文帝元嘉初年在覆舟山南新筑乐游苑时，将北郊迁到了覆舟山西北，后因扩展北湖（今玄武湖），又迁到湖堤的西北（具体位置不明）。由于这一带地势低湿，不久又迁到白石村东（今南京长江大桥南引桥之东）。后又以其地为湖，乃移于钟山北原道西，与南郊相对。⁵刘宋北郊坛移于 “钟山北原道西，与南郊相对” 的具体时间，《宋书》《南史》《资治通鉴》均未载，仅见于《通典》：“孝武帝大明三年，移北郊于钟山北原道西，与南郊相对。”¹ 可见，将北郊由白石村东移至 “钟山北原道西”，除旧处的地势低湿外，更重要的还是大明三年礼制改革的一环，最主要的目的是要 “与南郊相对”。“钟山北原” 的位置，笔者旧稿曾有过考证，大致位于钟山北麓今太平门外锁金村至新庄附近（参见图一），绝不会是钟山南坡山腹上的坛类遗址。²
经大明三年的改革，刘宋的南郊不再位于都城东南的巳地，而是被设置在了宫城正南午地，这里正是建康都城中轴线的南端。北郊也由游移不定，为 “与南郊相对”，被移到了建康都城中轴线正北的子地，完成了南北郊处于都城正南北的理念设计。
孝武帝崩后，长子刘子业即位，是为前废帝。同年，湘东王刘彧通过政变，杀死前废帝，夺取帝位，是为明帝。被杀的前废帝葬于 “秣陵县南郊坛西”，³ 接近宋孝武帝岩山陵区，可见此时的南郊尚在牛首山下，或者至少可以说明南郊坛在牛首山下这个观念已经趋于固定。宋明帝与孝武帝同为文帝之子，因此在皇统上直接继承文帝，对孝武帝时期的礼制改革多有恢复，南北郊坛的恢复原处即其中的重要项目。但以建康为中心的天下观，换言之即南朝的土著化倾向，是不可能再改变的，而南朝政治、社会的土著化，对当时葬制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三）萧梁时期 “都城” 概念的拓展
萧齐立国时间短暂，对都城的改造主要表现在都城墙的改筑上，建元二年（480）起，原本都城门及都城墙的篱门、竹篱逐渐被改建成了夯土包砖。萧梁建国后，天监七年（508）对都城中轴线上的国门进行改造的同时，又在宫城正门大司马门前造仁虎石阙，在第二道宫城正门端门前建造神龙石阙，改变了孙吴立都以来一直无阙的历史。¹ 石阙由巨石镌刻，高耸巍峨，夹道而立。侯景之乱时，百济使者哭于端门外石阙下是著名的故事。²
梁代是南朝发展的鼎盛时期，在都城建设上，除新规石阙、国门外，都城的境域观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尤其是在东方，都城的境域延伸到了较远的倪塘一带。
《太平寰宇记》卷九十《江南东道二・昇州》及《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均引《金陵记》称：
梁都之时，城中二十八万余户。西至石头城，东至倪塘，南至石子冈，北过蒋山，东西南北各四十里。³
这里值得关注的是都城境域的四至：东为倪塘，在今南京市区东南，今江宁区东山街道泥塘社区附近；南为石子冈，是包含今雨花台在内的城南东西走向的一系列冈阜；西为石头城，位于今水西门迤北至清凉山；蒋山即钟山，今称紫金山。（参见图一）
建康都城的四至，南、西、北三面，与孙吴、东晋以来的传统没有太大的变化，基本上保持着外郭篱门的范围。但从图一中不难发现，都城境域的 “东至倪塘”，已远远超出了外郭篱门的范围，向东延伸了十余公里（旧称二十五里），而导致这一观念产生的重要原因就是人工运河破冈渎的开凿与利用。
孙吴建业城的选址，起初完全是出于军事目的，似乎没有考虑到军粮、物资等经济因素。一旦定都以后，经济方面的困难便迎面而来，原先都城东部弧形地带的既有产业无法满足都城巨大的消费需求。为解决军粮问题，孙吴首先在建业东部弧形地带相对落后的湖熟、江乘两地设典农都尉，专事屯田。以后，屯田范围进一步扩大，先后在于湖（治今安徽当涂）设督农校尉，在溧阳（治今江苏溧阳西南）设屯田都尉，又在更东的毗陵（治今江苏常州）设置典农校尉，屯田区域不断扩大。
孙氏家族是吴郡富阳人，在定都建业之前，曾经有过以会稽（治今浙江绍兴）和吴郡（治今江苏苏州）为根据地的历史，他们非常清楚太湖平原及杭州湾地区的富庶。随着三国鼎立局势的基本稳定，建业的官私生活渐趋奢侈，向更东太湖流域和杭州湾地区的索取便提上了日程。
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开凿破冈渎，打通都城建业与太湖流域、杭州湾地区的漕运通道。
关于破冈渎的开凿及六朝建康都城圈向东方的扩展，笔者曾有过论述，此处不再赘述。¹ 这里想强调的一点是，若要确保建康都城政治、军事和经济的稳定，必须依靠破冈渎以东的吴郡、吴兴郡、会稽郡即 “三吴” 的粮食物资。《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载：“又都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贼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荻炭鱼薪之类过津者，并十分税一以入官。其东路无禁货，故方山津检察甚简。”¹ 方山津之所以 “检察甚简”，关键在于通过破冈渎运至建康的粮食物资，不存在 “禁货”，均是这座人口逾百万的大都会官民生活必需品，来者不拒。因此破冈渎成为六朝时期维系都城建康的生命线，而破冈渎的西端方山津则成为进入都城的交通枢纽。至于方山津附近的重要聚落倪塘，在人们的观念中也成为由富庶的三吴进入都城建康的门户。
以上，笔者对南朝时期建康都城的空间变化，主要从外郭篱门、南北郊坛及都城境域观念的变化这三个方面进行了概述，这三个方面的变动，与南朝墓葬尤其是大中型墓葬的葬地选择亦即空间分布之间，有着比较密切的关联。
二、都城境域的扩大与南朝墓葬的分布
政治与社会的不断土著化、人口的大规模增长、都城圈的扩大，影响到了建康都城周边葬地的选择与墓葬的分布。迄今公开发表的南京周边地区南朝墓葬发掘资料共计 94 处，其具体分布地点参见上图一。这个数据只是迄今公开发表的资料，并不是迄今发现的所有南朝墓葬。在上述数据之外，还有两种情况值得关注：（1）地面上尚存石刻遗存但未经考古发掘的南朝帝王陵墓，如栖霞区麒麟铺传宋武帝刘裕初宁陵，栖霞区甘家巷梁萧景、萧憺、萧恢墓以及多处失名墓。（2）经考古发掘但尚未公开发表者，这部分资料就笔者所知并不是很多。因此，在下文的探讨中，我们会将上述第（1）种情况一并考虑在内。关于这个数据，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94 处南朝墓葬均为大中型砖室墓，其墓主人应该都是当时社会的中上层人物，而属于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他们广泛采用的竖穴土坑墓无法在目前的资料数据中体现。正如新宫学先生在探讨明代北京城与葬地的关系时指出的那样，“不具备购置葬地财力的庶民阶层，通常只能葬入京城各城门外的漏泽园、义冢等公共墓地，从结果上来看，他们的墓地是距京城最近的”。¹ 这一意见可以指导各个时代都市及葬地关系的研究。南朝时期虽然尚未出现漏泽园、义冢等有组织的公共墓地，但建康都城郊外的居民就近埋葬的现象必定是非常普遍的；但因为资料的缺乏，我们只能将探讨的对象集中在大中型砖室墓上。
（一）建康的地理位置与六朝葬地的共性
两汉至六朝时期，南京地区集中的葬地均分布在建康城的南部、北部与东北部，东部地区有零散分布（参见图二、图三），仔细比较，可以看出一些共性与南朝时期葬地的一些特性。
由于建康都城位于秦淮河的入江口，城西紧邻长江，因此，居民葬地的选择只能是在其东、南、北三面进行。然而，由于建康东部弧形地带是秦淮河的冲积平原，秦汉以来置县，开发的历史相对较早，农田广布。孙吴定都建业后，这一带的在地居民依然按传统就近埋葬，而向都城集中的大量人口，则选择都城南部的石子冈及向西南沿江的山丘，以及都城北部幕府山及向东北延伸的丘陵岗地埋葬。因此，都城周边的六朝墓葬，始终集中在城南与城北，城东的分布则相对零散。
（二）都城境域的扩大与葬地的变动
两汉时期，由于南京尚未成为都城，因此，规模不大的葬地均集中在当时的江乘、湖熟、秣陵等诸县近侧，位于秦淮河入江口处的今南京市区，人口稀少，居住在这里的居民按就近埋葬的原则选择葬地，因此，今南京市区的中心地区鼓楼、光华门等地也有零星的墓葬分布。
孙吴定都建业后，随着人口的集中，城南石子冈沿线与城北幕府山沿线的墓葬数量出现了几何级增长。但由于建都伊始，采用了传统的多宫制形式，城郭尚不完善，因此，在宫都附近如今清凉山、峨嵋岭、御道街、大光路等地，依然分布着墓葬，西晋时期在今山阴路、草场门等地，也分布着一些零星的墓葬。
东晋成帝新规建康宫都后，虽然都城门及都城墙都还是篱门篱墙，但其象征意义极大，以后在建康都城范围内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大中型墓葬。然而，与南朝时期定型的外郭篱门相比，东晋建康都城的境域概念依然相对狭小，在都城西部今虎踞关、五台山等地还有部分墓葬零星存在，而作为最高等级的东晋帝陵，一处位于都城西北角的鸡笼山（今北极阁 — 鼓楼冈一带）之阳，一处位于都城东北角的蒋山（今紫金山西段富贵山）之阳，两处陵区距离都城墙都很近，直线距离均不超过 2—3 公里，说明都城墙之外的附近区域尚未进入郭城的范围，城与郊的界线停留在都城墙上的 “六门”。这也是笔者前文将五十六篱门及其构成的外郭篱墙即外郭城概念的最终形成定在南朝的重要依据。
由五十六篱门与篱墙划定的外郭观念的确定，是影响南朝建康城周围葬地选择的重要因素。由于外郭篱门成为城与郊的分界线，因此，南朝时期篱门范围内就再也没有发现过大中型墓葬。距离外郭篱墙相对较近的葬地，一处是富贵山六朝墓，包括晋恭帝玄宫石碣和富贵山 M1、M3、M5、M6，¹ 一处是太平门外南齐墓，² 还有一处是童家山南朝墓。³ 富贵山之阳是东晋的钟山陵区，这里分布着康帝崇平陵、简文帝高平陵、孝武帝隆平陵、安帝休平陵（推定为 1964 年发掘的南京富贵山大墓）和恭帝冲平陵。图一所示 “富贵山六朝墓” 包含进入南朝以后的恭帝冲平陵等 5 座墓葬，晋恭帝玄宫石碣外的 4 座墓葬虽然没有出土与墓主人相关的文字信息，但从选址上来看，墓主人可能都是南朝时期与东晋帝室相关的成员，可以说这是一处继承了东晋钟山帝陵传统葬地的墓地。太平门外南齐墓位于北篱门外，童家山南朝墓位于建康外郭西北部，这两处都已处在建康外郭之北。建康都城北篱门外的覆舟山、鸡笼山，将建康分为南北两个水系，南部是秦淮河水系，北部是金川河水系，南北两水系之间的分水岭正是覆舟、鸡笼二山。就六朝而言，秦淮河两岸是人烟稠密之处，而覆舟、鸡笼二山北侧金川河水系则湿地遍布，冈峦起伏，很少有人居住，广义上就是都城北部的葬地。因此，太平门南齐墓与童家山南朝墓出现在距外郭较近的葬地并不奇怪。
从图一中还不难发现，从外郭东篱墙往东南方向直至倪塘的秦淮河冲积平原上，迄今尚未发现大中型南朝墓葬。倪塘附近的城盖村、沙石岗一带，孙吴时期有著名的倪氏家族墓，是地方豪族就近而葬的典型。倪塘附近的下坊村和上坊村也多次发现东晋时期的墓葬。但与建康城南葬地与城北、城东北墓葬密集的现象相比，建康城东的墓葬数量及密集程度大大降低。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样，进入南朝以后，建康东郭到倪塘之间广大区域逐渐被视为都城境域，加上秦淮河冲积平原这一地貌的特征，除就近埋葬的中小型墓葬外，建康都城里的社会上层人员很少将这里选为葬地。
综上所述，南朝时期由于都城外郭的确定，郭城内至今尚无大中型墓葬发现的迹象。《隋书》卷七《礼仪志二》载梁天监三年（504），都令史王景之上奏，认为皇帝在郊庙祭祀进入斋戒时，遇上百姓丧事，哀哭之声传到斋所属于违礼现象，主张禁断。尚书左丞何佟之进奏曰：“案《礼》，国门在皋门外，今之篱门是也。今古殊制，若禁凶服不得入篱门为太远，宜以六门为断。” 朝廷给出的判断是：“六门之内，士庶甚多，四时蒸尝，俱断其哭。若有死者，棺器须来，既许其大，而不许其细也。” 采用了何佟之的建议，决定斋戒之期只须禁断斋所二百步之内的哭声。¹ 都令史王景之的议论当然只是站在仪礼的角度而发，唯恐哀哭声影响到斋戒，而何佟之的议论则基于现实，希望只禁断都城六门之内的哭声，不需扩大至郭内。但无论如何，他们的议论，针对的均为丧事，而不是葬事。因此，篱门郭内葬人的现象在南朝时期原则上是不存在的。从迄今发现的南朝大中型墓的分布情况看，城南的葬地均在外郭国门与南篱门之外，城北均在北篱门之外，这一现象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
三、建康城郊南朝帝王陵区的形成
（一）南朝帝王陵墓的判断与葬地分布
这里所说的帝王陵墓包括帝后陵与王侯墓葬两部分。南京地区目前地面尚存神道柱、石兽、墓碑的南朝帝王陵墓有 21 处，² 这只是众多南朝帝王陵墓中的一小部分。在地面石刻不存的情况下，笔者将判断帝王墓或相当于这个级别墓葬的标准设为以下几点：甬道内设有石门，墓室内往往设置石祭台、石质人物俑、石质动物俑、石墓志等，个别是陶俑。总之，石葬具的使用是帝王陵墓或这一级别墓葬的共同特征，而其中又以石门为主要依据。
由于南朝陵墓石葬具均为石灰岩，加之历代的盗掘，因此石祭台、石墓志、石俑的保存情况并不好；与之相比，甬道中的石门因体量大、难被盗掘，所以保存情况较好。石墓门由两侧门柱、双门扇和半圆形门楣构成，半圆形门楣上浮雕人字栱，石门上均刻有精美的线画。带有石门的南朝墓葬在南京地区发现较多，据公开发表的资料共计 31 座。
大中型墓葬甬道中设门是东晋的传统。东晋大中型墓甬道的门为木质，易腐烂，所以在发掘中只能确认门槽。设两道木门的是帝陵，南京大北园东晋墓与南京汽轮电机厂东晋墓是其代表，分别被推测为晋成帝兴平陵和穆帝永平陵。设置一道木门的除宗室王侯墓外，还有琅琊颜氏、陈郡谢氏等高门大族的墓葬。葬于刘宋建国次年（421）的司家山谢珫墓，¹ 甬道内设置一道木门，是高门大族墓葬甬道设置木门的最后一例，东晋以来的传统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南朝时期，除极个别的特殊赐葬外（如燕子矶梁普通二年墓，据出土墓志，墓主人非宗室成员），² 只有帝后陵墓甬道内设置两道石门，王侯墓葬甬道内设置一道石门。石门的有无，可作为判断是否为帝王陵墓的重要标准，也可成为判断南朝帝王陵墓所在位置的重要线索。
图四是基于南朝墓葬统计资料绘制的甬道内设置石门的南朝墓葬分布图，与图一的南朝墓葬分布图相比，帝王陵墓的选址依然集中在建康城南与城北这两大区域，说明除就近埋葬的平民墓葬外，居住在建康城内的社会上层，上从帝王下至贵族、官员，在埋葬空间的选择上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异。然而，图四没有标注地面尚有遗存但未经发掘的陵墓，如果将这一部分考虑在内，那么建康城东也存在着梁建安侯萧正立墓、陈霸先万安陵以及侯村、宋墅等好几处失名墓。但无论是城南、城北还是城东，与东晋陵区不同，南朝陵墓距离建康外郭的距离都很远，城东的几座陵墓也都在倪塘以东，这与建康都城境域观念不断更新有着较大的关系。总体上虽然如此，但具体陵区的形成，却依然有其各自的缘由。
笔者曾经指出，东晋鸡笼山陵区、幕府山陵区、钟山陵区的形成，与皇统的变化密切相关。¹ 这一政治传统继续影响着南朝。
（二）刘宋陵墓区的形成
刘裕原本是南渡侨居丹徒（今镇江市区及郊外）务农的社会底层人员，凭借军功逐步控制了东晋朝廷的实权，并最终代晋建立宋朝。建国后，追尊其父刘翘为孝穆皇帝，并整修丹徒县东乡练璧里雩山的刘翘及原配墓葬，号兴宁陵。刘裕继母萧氏薨后也别扩合葬兴宁陵。
由于刘裕是出身低微、寄居丹徒的侨民，自家不太可能有像样的、固定的墓地，缺乏中古贵族死后归葬旧茔的观念及家族纽带，因此，刘裕建国后就在都城东郊择地建立陵园，号初宁陵。初宁陵位于 “丹阳建康县蒋山”，² 皇后臧氏合葬。《建康实录》称初宁陵 “在县东北二十里，周围三十五步，高一丈四尺”。³ 今南京市栖霞区麒麟门麒麟铺村的一对石麒麟，被认为是初宁陵前的遗物。
刘裕死后，长子刘义符即位，是为少帝。少帝很快被杀，葬地不明。武帝第三子刘义隆随即被推上皇位，是为文帝。文帝死后葬长宁陵，“陵在今县东北二十里，周回三十五步，高一丈八赤（尺）”。¹ 文帝长宁陵与武帝初宁陵相距甚近，以至于《元和郡县图志》称 “宋武帝刘裕初宁陵、文帝义隆长宁陵，并在县东北二十二里蒋山东南”，² 将二陵视为同处。武帝初宁陵、文帝长宁陵一带可称之为刘宋蒋山陵区。文帝长宁陵的位置不明，尚无定论，³ 但钟山东南马群白龙山南朝墓（甬道内一道石门）⁴附近到今麒麟铺之间可以作为候补地点。
文帝被自己的长子刘劭所杀，文帝第三子刘骏发动政变登上皇位，是为孝武帝。孝武帝死后 “葬丹阳秣陵县岩山景宁陵”，⁵皇后王氏祔葬。景宁陵的地点，《建康实录》称 “在今上元县南四十里岩山之阳”。⁶《元和郡县图志》称 “孝武帝骏景宁陵，在县西南四十里岩山”。⁷孝武帝景宁陵为什么没有安排到蒋山陵区，而是在城南岩山营建，这应该与皇统观念有关。孝武帝的生母路氏，以色貌选入后宫，生下孝武帝后升为淑媛，地位较低，直到孝武帝政变成功即位为帝后，才被尊为皇太后。路太后死后，宋明帝诏命 “史官可就岩山左右，更宅吉地”，“葬世祖陵东南，号曰修宁陵”。⁸可见路太后修宁陵也在岩山陵区。南朝帝室葬制中，有在生母墓侧留 “长子位” 的规定，岩山陵区就是以路太后修宁陵与孝武帝景宁陵为主营建的。
孝武帝是通过政变夺得皇位的，在皇统上，当然不可能继承少帝，甚至也不可能继承其兄文帝，只有声称直接承自武帝，他的皇位才具有合法性。因此，像东晋帝陵那样，另择他地营建陵园势在必行。岩山的具体地点不详，推测在今南京市城南将军山之南。隐龙山发现的 3 座大墓，甬道内各设一道石门，且均出土石祭台、石俑、石兽等高等级随葬品，推测与孝武帝景宁陵有关。¹ 这个陵区可以称作岩山陵区。
孝武帝死后，由长子刘子业继位，不久被废，史称前废帝。死后葬 “丹阳秣陵县南郊坛西”，²《建康实录》亦载 “葬少帝于南郊坛”。³ 这里的 “南郊坛”，即前文所述孝武帝大明三年礼制改革时在牛首山设置的南郊坛，可知前废帝葬在建康城南牛首山西侧。前废帝何皇后早薨，明帝即位后，“迁后与废帝合葬龙山北”，⁴据此，更可具体到前废帝葬于牛首山西侧的龙山。十余年后，继明帝而立的后废帝刘昱，死后也葬在 “丹阳秣陵县郊坛西”，⁵《建康实录》亦称 “葬丹阳秣陵县郊坛西”。⁶郊坛西陵区与孝武帝岩山陵区相距不远，从大范围上来看可视为一处，但郊坛西陵区毕竟葬的是前后两位废帝，陵区性质与岩山陵区应该不同。
通过政变从前废帝手中夺取皇位的是文帝第十一子刘彧，是为明帝。明帝与孝武帝是同父异母兄弟。出于同样的皇统问题，明帝不可能葬入蒋山陵区，也不可能葬入岩山陵区，另外营建陵区当在预料之中。明帝死后，“葬临沂县幕府山高宁陵”，⁷《建康实录》亦载其 “葬临沂县幕府山高宁陵”。⁸明帝之所以选择建康城北幕府山为陵区，主要是因为其生母沈婕妤元嘉三十年（453）卒后葬在幕府山。明帝即位后追尊为皇太后，陵曰崇宁。¹ 可见明帝幕府山陵区是追随生母沈婕妤崇宁陵而建的。幕府山陵区，据《元和郡县图志》称 “在县北十九里幕府山东南”，² 新宁砖瓦厂 1 号墓等幕府山东南麓的高等级墓葬或许与之相关。³
综上所述，刘宋陵区可以分为蒋山、岩山、郊坛西、幕府山四处，之所以刘宋帝陵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陵区，与刘宋宗室骨肉相残，皇统屡变有极大的关系。
（三）建康东北萧梁陵墓区的形成
与刘宋与陈朝帝王的出身相比，建立齐、梁两代的兰陵萧氏虽然门第不算太高，但南渡后在武进县（天监元年改为兰陵县）东城里（今丹阳市东北）一带建立起了萧氏祖茔，逐渐走上了教养化贵族的道路，经齐、梁两代的经营，成为南朝贵族的一员，进入隋唐，兰陵萧氏被视为南朝文化的代表。齐、梁帝后死后归葬东城里北部的经山与南部的东城山里，没有在建康城郊营建陵园。
与帝后的归葬不同，齐、梁两代的王侯大多在建康郊区择地埋葬，萧齐的情况不太清楚，萧梁的王侯墓葬比较清楚，主要集中在建康城东北的甘家巷一带，计有 9 处地面遗存。个别的如建安侯萧正立墓和南康简王萧绩墓则位于建康城东南的江宁和句容，当然部分失名墓为萧梁王侯墓葬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建康东北的今甘家巷一带，两汉吴晋以来就是相对集中的葬地。萧梁王侯墓为什么会集中选择葬在甘家巷一带？换言之，是何种原因促成建康东北萧梁王侯陵区的形成？通过考察第一批葬入该区的萧氏墓主身份和相关经历，可以断定其关键人物是梁武帝萧衍的长兄萧懿和五弟萧融。
萧懿于齐永元二年（500）征讨叛将裴叔业，任豫州刺史，后又入建康平定崔慧景之乱，同年十月因受东昏侯猜忌而被毒杀。萧懿被杀后，南齐朝廷对萧氏兄弟展开搜捕，萧融因此被抓并遇害，“诸弟侄各得奔避”。¹ 直至次年九月，萧衍大军进至建康西南的新林时，诸弟侄才敢浮出水面，奔赴相见。萧懿、萧融被朝廷所害，萧氏众人因遭搜捕而隐匿逃亡，在这种形势下，两人应很难得到妥善安葬。萧衍平定建康代齐即皇帝位后，于天监元年（502）追赠萧懿为长沙郡王，“葬礼一依晋安王故事”。² 萧融墓志称萧融天监元年 “葬于弋辟山”。³ 弋辟山就在甘家巷村迤北。萧融墓经过发掘，砖室总长 9.8 米，墓室内宽 3.15 米，墓葬规模超过同时期一般高等级墓葬，⁴与稍后的萧象⁵、萧秀⁶、萧伟⁷等宗王墓规模相当，达到了萧梁王墓的级别。显然，两人是在天监元年按照新追赠的身份重新安葬的。萧懿墓的具体地点目前无法得知，然而根据萧融墓以及此后其他兄弟的葬地选择来看，也应该位于甘家巷一带。
天监元年对萧懿、萧融（可能也包括萧敷、萧畅）的重葬，或许就是建康城东北萧梁王侯陵区形成的契机。梁武帝即位之初对诸兄弟的一系列追赠、重葬、册封、任命，宣示了宗室力量在新建政权中的显赫地位和重要意义，这对稳固自身的统治地位无疑大有帮助。在将宗室陵区确定在建康东北的同时，梁武帝追封亡妻郗氏为皇后，将位于故里东城里山祖茔的郗氏墓扩建为 “修陵”，明确了自己百年之后归葬祖茔、合葬修陵的态度，以此突出了皇帝在萧梁宗室中的特殊地位。天监元年宗室墓葬制度的调整，是梁武帝即位之初实施的一项重要措施。某种意义上，建康东北萧梁陵区的规划，拉开了梁武帝时期一系列制度变革的序幕。
甘家巷一带现存墓主身份相对明确的萧梁陵墓包括： 吴平忠侯萧景墓、始兴忠武王萧憺墓、鄱阳忠烈王萧恢墓、安成康王萧秀墓、桂阳简王萧融墓、南平元襄王萧伟墓、新渝宽侯萧暎墓、临川靖惠王萧宏墓、昭明太子萧统安陵及其生母丁贵嫔宁陵 ¹、桂阳敦王萧象墓。因有多座墓葬已发掘，信息明确，结合墓葬资料和地表石刻，对萧梁宗室埋葬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四）陈朝陵区的形成
陈高祖陈霸先出自吴兴郡长城县（今浙江长兴县），是南朝晚期典型的地方武力强宗，与宋武帝刘裕相似，死后归葬故里旧茔的观念稀薄，建国后在建康东郊营建陵园。《陈书・高祖传》称葬万安陵，皇后章氏祔葬，但未言具体地点。《建康实录》称 “葬于万安陵，在今县东南三十里彭城驿侧，周六十步，高二丈”，²《元和郡县图志》称 “陈武帝霸先万安陵，在县东三十八里方山西北”。³
近人据历代文献将之考订在今江宁区上坊村石马冲。¹
陈朝第二代皇帝文帝陈蒨，是高祖陈霸先的侄儿，始兴昭烈王长子，死后葬永宁陵。《陈书》本纪未载永宁陵的地点，《建康实录》称 “陵在今县东北四十里陵山之阳，周四十五步，高一丈九尺”，²《元和郡县图志》亦称 “文帝蒨永宁陵，在县东北四十里蒋山东北”。³ 关于永宁陵的位置，20 世纪 30 年代，学者朱希祖认定今栖霞区新合村狮子冲的一对麒麟是陈文帝永宁陵前石刻。⁴1973 年，在南京东郊灵山南麓发掘了一座南朝大墓，当时曾有意见认为灵山大墓才是陈文帝永宁陵。⁵罗宗真先生通过对灵山大墓所出高达 79 厘米的青瓷莲花尊的考察，认为这类罕见的青瓷莲花尊，在国内其他地区亦均见于南朝晚期和隋代墓葬中，因此认定灵山大墓就是陈文帝永宁陵。⁶2013 年经考古发掘，证实狮子冲南朝大墓为梁昭明太子与其生母丁贵嫔的安宁陵，而非陈文帝永宁陵，⁷因而 1973 年发掘的灵山大墓是陈文帝永宁陵的可能性非常大。陈武帝万安陵与文帝永宁陵虽然都在建康城之东，但万安陵在建康东南，永宁陵在建康的正东偏北，两陵之间相距甚远，应该不属于同一个陵区。
文帝死后，长子陈伯宗继位，两年后被废，是为陈废帝，不知是否有陵号，亦不知其葬地。始兴昭烈王第二子，文帝之弟陈顼继位，是为陈宣帝。宣帝死后葬显宁陵，《陈书》《建康实录》均不载其陵所，相关信息最早见于《元和郡县图志》：“宣帝顼显宁陵，在县南四十里牛头山西北。”¹ 牛头山在建康城南，作为陈武帝的侄儿、陈文帝的弟弟，又是通过宫廷政变获得的皇位，因此，基于皇统的差别，宣帝择地另建陵区也在情理之中。牛头山西北善桥油坊村一带，1960 年发掘了宫山大墓，² 该墓因墓壁上完整的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 砖印壁画而著名。1961 年，南京博物院又在宫山大墓附近的油坊村罐子山北麓发掘了一座南朝晚期的大型砖室墓，³ 该墓虽然盗毁严重，但从残砖上依然可以判断出有 “羽人戏龙”“羽人戏虎”“竹林七贤与荣启期” 等帝陵特有的砖印壁画痕迹，应该属于南朝晚期帝陵，目前学界一致认为是陈宣帝显宁陵。王志高通过对墓葬形制、随葬遗物、甬道内的两道石门以及仅见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 而不见 “羽人戏龙”“羽人戏虎” 砖印壁画等现象，判断宣帝显宁陵附近的宫山大墓为陈废帝陵墓。⁴笔者赞成此说。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以罐子山南朝墓为中心，包括其 2 公里范围内的西善桥砖瓦厂义阳郡公黄法氍墓（卒于宣帝太建八年）⁵、马家店砖瓦厂南朝墓⁶、铁心桥小村南朝墓⁷等南朝晚期大型砖室墓，共同构成了包括西善桥、油坊村、铁心桥在内的陈朝牛头山西北陵区。
由此，陈朝立国 32 年，历 5 帝，除后主国亡入隋卒葬北邙山外，其他 4 帝分别葬于建康东南的方山陵区、城东的灵山陵区与城西南的牛头山西北陵区。
四、结 语
东晋政权脱胎于中朝西晋，带有浓厚的流寓色彩，即使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北伐失利的现实面前，恢复中原故土，依然是东晋政府的政治追求。因此，包括生死空间在内的礼仪制度的完善，都处在一种临时的感观上。然而，到了东晋晚期刘裕彻底掌控东晋朝廷的实权以后，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在朝着现实主义的方向发展。义熙九年（413）的彻底土断，象征着在社会生活层面上与中原做出了告别；义熙十三年灭秦后，即使是在 “残民不见王师百年于兹矣，始睹衣官，人人相贺”¹ 的关中百姓面前，刘裕还是毅然决然地将其彝器、浑天仪、土圭、指南车、计里鼓、秦汉大钟、魏铜螭蟠、百工等象征国家礼仪、国家技术的器物和人物带回了建康，这是政治上与中原的决裂。这一切都显示着流寓政权的终结和土著政权的开始。
刘宋建立以后，作为东晋历史发展的尾绪，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再次发动北伐，遭到失败。失败后的刘宋朝廷最终认识到恢复中原已不是自家事，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孝武帝开始主张以建康为中心的天下观，改革建康都城的礼仪空间，“江南一中国” 与 “中原一索虏” 这一南北政治、文化上的新对峙趋于定格。南朝政权的土著化，给建康的都城空间与郊域墓葬带来的影响是重大的，这里不再重复，仅就帝王陵墓石刻与封土来窥视这一影响的结果。
许嵩《建康实录》卷八叙述东晋穆帝葬永平陵时，通叙了东晋帝陵的所在：“案，晋十一帝有十陵，元、明、成、哀四陵在鸡笼山之阳，阴葬不起坟。康、简文、武、安、恭五陵在钟山之阳，亦不起坟。惟孝宗一陵，在幕府山，起坟也。”¹ 关于晋穆帝永平陵堆砌封土的原因，笔者在旧稿中已有说明。² 东晋时期的贵族墓是否普遍起坟，目前还不是太清楚。据迄今为止的发掘事例，西晋时期的宜兴周氏家族墓有封土；南朝刘宋时期的明昙憘墓，发掘时墓上的封土虽然不是很厚，但却表明是起坟的；东晋琅琊王氏成员王丹虎墓，发掘时墓室距地面 10 余米，在不大的范围内挖下 10 余米砌墓室是难以想象的，因此，推测上面的覆土应该是封土。江南墓葬，为了防湿，多在山腹上埋葬，因此，即使有封土，其坟亦不会太高，又可能封土未经夯实，所以保存至今的实例恐怕不多。穆帝永平陵被安置在幕府山之阳，又起坟，有意识地将之作为一般皇室贵族成员对待的可能并不是没有。穆帝永平陵之外的东晋九陵，在埋葬形式上全部采用 “阴葬不起坟” 的制度，这是曹魏、西晋以来的中原制度。然而，前文所引史料中出现的南朝帝陵，宋武帝初宁陵 “周围三十五步，高一丈四尺”，宋文帝长宁陵 “周回三十五步，高一丈八赤（尺）”，陈武帝万安陵 “周六十步，高二丈”，陈文帝永宁陵 “周四十五步，高一丈九尺”，等等，都筑起了周长 60 米左右、高近 5 米的封土。
由于年代久远，南朝帝王陵墓上的封土几乎不存，但至今还矗立在陵墓神道两侧的麒麟、辟邪、神道柱、墓碑等石刻，告诉我们南朝至少在葬制上已经告别了曹魏两晋以来的文化传统，建立起了独自的制度体系。江南成故乡，这正是南朝政权土著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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