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0年9月，紫禁城内，明光宗朱常洛病卧乾清宫，内侍来往匆忙，太医和御药房人员相继入内。距他登基，不过二十多天。这个熬过近二十年太子岁月的皇帝，刚刚坐稳龙椅，身体却突然垮了下来。
朱常洛生于1582年，是万历帝朱翊钧的长子。他的母亲王氏原为宫女，后来被封为恭妃。身份低微，既没有强势外戚，也缺少后宫势力，朱常洛从出生起便没有得到父亲真正的亲近。
万历帝宠爱郑氏。郑氏先后生下皇子朱常洵等子女，凭借皇帝的偏爱，在宫中地位一路上升。相比之下，朱常洛这个长子长期受到冷落，甚至直到13岁，才在群臣反复劝谏下正式接受教育。
这不是普通的父子失和，而是继承秩序迟迟无法确定。按照礼法，皇长子拥有天然优势；按照万历帝的个人意愿，朱常洵又似乎更受宠爱。朝廷大臣围绕册立太子争论多年，万历帝始终拖延，朱常洛也因此长期生活在不安之中。
1601年，朱常洛终于被立为太子。可册立之后，万历帝又把朱常洵封为福王，却迟迟不让他前往封地。这个安排在当时便引发了强烈疑虑，因为藩王就国是制度常规，福王长期留在京城，很容易被理解为皇帝仍未彻底放弃更换继承人的念头。
朱常洛的处境并未因此安稳。1611年，王恭妃在长期幽闭中去世。史料记载，她临终前一直惦念儿子。母亲离世后，朱常洛在宫中的依靠更少了。1615年发生的“梃击案”，更让东宫与郑氏一方的关系陷入危险。
那年，一名叫张差的人手持木棍闯入东宫。案件审理时，供词牵涉郑氏宫中的太监，但相关人员很快改口，张差也被以“疯癫奸徒”定罪处置。朱常洛没有把事情继续扩大，反而出面替郑氏说情。
“此事或许另有隐情，不可牵连贵妃。”
这句话未必出于宽厚，也可能是他在复杂宫廷环境中的自保。毕竟，万历帝仍在位，郑氏仍受宠，太子若把案件追查到底，自己未必能得到好处。
1620年七月，万历帝去世，朱常洛终于登基，时年38岁，年号泰昌。多年压抑之后，他表现出强烈的理政意愿。登基不久，便着手停止矿税、榷税，撤回相关使者，补充阁臣，并考虑犒赏边防将士。
这些举措来得很快，也触动了既有利益。朱常洛显然想抓住短暂时间整顿政务，但他长期缺乏稳定的政治支持，朝中各派关系又十分紧张。皇帝刚换人，许多积压多年的矛盾便一起浮出水面。
就在此时，郑氏送来八名女子侍奉皇帝。这个情节见于明末相关史料，但“借此谋害皇帝”的说法，后世一直没有确凿证据。更稳妥的判断是，朱常洛长期精神紧绷，登基后又急于处理政务，身体状况本就未必理想，突然改变生活节奏，可能加重了病情。
过了数日，朱常洛出现疲惫、面色不佳等症状，宫中开始召医。御药房太监崔文升奉命用药，其所进药物被认为具有强烈通利作用。服药后，朱常洛病情没有缓解，反而出现明显虚弱。
宫中有人劝道：“陛下已然羸弱，不宜再轻易加药。”
但病中的皇帝急于恢复，仍希望尽快见效。古代宫廷医疗缺少统一诊疗制度，药物进呈往往夹杂政治信任、个人判断和医术水平，稍有差错，便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几天后，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红色药丸，称其能够温补。朱常洛服下一丸后，曾短暂感到舒适，便又服第二丸。第二天清晨，他病情骤变，于1620年9月26日去世，距登基只有29天。
这就是明末著名的“红丸案”。围绕朱常洛的死因，后世形成多种解释：有人认为是纵欲伤身，有人认为是误服泻药后继续进补，也有人怀疑背后存在政治谋害。可从现有材料看，真正能够确认的，是连续用药与病情恶化之间存在直接联系，而幕后是否有人操纵，始终缺少足以定案的证据。
朱常洛死后，朝廷迅速陷入继承与责任追究的争执。崔文升、李可灼先后成为众矢之的，郑氏一方也再次被推到疑云之下。短短一个月，朱常洛完成了从太子到皇帝、再到先帝的转折，留下的不是一场已经查清的宫廷阴谋，而是一份被权力、医疗和猜疑共同撕裂的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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