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引子
国庆回家，三叔非要在院子里水泥地上烧烤。我说水泥地会炸，他笑我读书读傻了。木炭烧到一半，地面突然炸开，两米高的火星溅了我一脸。我捂着脸倒下去的时候，听见三叔在喊——“先别管他，快拍照，这地炸得真好看。”
第一章 体面
我们李家在贺州下面的一个镇上，算是有头有脸的人家。
说是有头有脸，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爷爷那辈是种地的，到了父亲这辈，大伯进了镇上的信用社，二叔在县城开了个五金店，三叔在广东打工攒了点钱回来盖了楼。我父亲排行老二，在县城五金店隔壁开了个农机维修铺，手艺好，人老实，镇上的人都叫他“李师傅”。
但父亲最在意的，不是手艺，是面子。
李家有三个儿子，这在镇上不算多。但李家三个儿子都盖了楼，这就少见了。大伯的楼在镇中心，四层，贴着白瓷砖，门口两棵铁树。二叔的楼在县城边上，五层，装了电梯。我父亲排行老二，他的楼在镇上老街上，三层，没贴瓷砖，是水泥面的外墙，灰扑扑的，跟旁边几栋楼比起来，矮了一截，旧了一截。
这栋楼是1998年盖的。那年我五岁，父亲把攒了十年的积蓄全砸了进去，还借了亲戚两万块。盖到第三层的时候钱不够了，父亲把屋顶的琉璃瓦换成了水泥瓦，外墙的瓷砖换成了水泥抹面。他跟母亲说，先盖起来，等有钱了再装修。母亲说好。
这一等，就是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里，大伯的楼翻新了两次，二叔的楼装了电梯，三叔的楼贴了真石漆。只有我父亲的那栋楼，还是水泥外墙，还是水泥瓦，还是那个样子。每次亲戚聚会，大伯母都会说一句“老二家的楼也该装修了”，二婶会接一句“是啊，现在装修又不贵”，三叔不说话，但他那栋楼就在旁边，新崭崭的，对比鲜明。
父亲每次都笑呵呵地说，不急，住着挺好。
我知道他急。他每天晚上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的时候，眼睛会时不时地瞟向窗外。窗外能看到三叔那栋楼，真石漆的外墙在月光下发着柔和的米白色，像一块巨大的蛋糕。父亲的楼是灰的，暗暗的，像一块没发好的面团。
但父亲不说。他这个人，一辈子不说。
父亲排行老二，在李家三兄弟里是最不起眼的一个。大伯是信用社的信贷员，穿衬衫打领带，坐在办公室里给人办贷款。二叔在县城开五金店，脑子活，会做生意，逢年过节给亲戚送东西，出手大方。三叔在广东打工，虽然苦，但挣得多，回来盖了楼买了车，风风光光。
只有父亲，守着一间农机维修铺，修拖拉机、修水泵、修摩托车。手上一年四季都是机油，衣服上总有洗不掉的油渍。他不善言辞，不会应酬，亲戚聚会的时候，大伯和二叔在那里高谈阔论，三叔在那里讲广东的见闻，父亲就坐在角落里，喝茶，听他们说，偶尔笑一下。
但父亲有一样东西，是三个兄弟里最好的——那个院子。
院子是1998年铺的。盖楼的时候，院子还是泥地，一下雨就泥泞不堪。父亲咬咬牙，买了水泥和沙子，自己动手铺。白天在铺子里修车，晚上回来铺院子。母亲在旁边打下手，递水泥、递沙子、提水。两个人干了半个月，才把院子铺平。
铺完那天，父亲站在院子里，用脚踩了踩地面，说：“这地，比楼结实。”
母亲说：“楼也结实。”
父亲说：“楼是给别人看的，院子是自己用的。”
那以后，母亲每天扫院子，下雨天拿拖把拖，冬天怕冻裂了拿草帘子盖。她比伺候父亲还上心。父亲说，院子就是李家的脸面。不是外面的楼，是里面的地。
第二章 三叔回来了
今年国庆，三叔从广东回来了。他今年五十三，在广东打了二十年工，攒了钱，在镇上盖了楼，又买了车。他那台白色的SUV停在老街路口的时候，半个镇的人都出来看。三叔摇下车窗，跟每个人打招呼，笑得满脸褶子。
他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来我家。
“二哥，”三叔坐在我家客厅里，翘着二郎腿，手里夹着烟，“国庆了，咱们兄弟聚聚。我买了炭，买了肉，买了海鲜，就在你家院子里烧烤。”
父亲说好。
母亲在厨房里切菜，探出头来说：“老三，别在你二哥院子里烤，他那院子是水泥地，烤了不好清理。”
三叔摆摆手：“嫂子你放心，我带了烧烤架，有腿的，不直接放地上。”
母亲没再说什么。她这个人，一辈子不跟人争。
国庆那天下午，三叔把烧烤架搬到院子里。那是他新买的折叠烧烤架，不锈钢的，四条腿，亮闪闪的。他把木炭倒进去，浇上酒精，点了火。火苗窜起来的时候，他高兴得像个孩子，拍着手说：“二哥你看，这火多旺！”
父亲站在旁边，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慢慢扇着。他说：“老三，这水泥地下面有水分，你火别烧太久。”
三叔说：“二哥你放心吧，我这烧烤架有腿，离地十公分呢。”
父亲没再说什么。
我站在客厅门口，看着院子里的两个人。三叔蹲在烧烤架前，翻着肉串，嘴里哼着歌。父亲站在旁边，扇着扇子，偶尔弯腰看看火候。院子里飘着烤肉的味道，混着木炭的烟味，闻着很香。
母亲端着一盘切好的茄子出来，放在旁边的小桌上。她看了一眼烧烤架，又看了一眼地面，嘴唇动了动，但最终什么也没说。
我蹲在旁边剥蒜，剥了两头，手指头沾满了蒜汁，辣辣的。我站起来去洗手，走过烧烤架的时候，感觉脚底下的水泥地有点烫。那是太阳晒的，也是木炭烤的。我没在意。
三叔往烧烤架里又加了一铲子木炭，火苗舔着烤网，肉串滋滋冒油。他拿起一串鸡翅，凑到鼻子底下闻了闻，说：“二哥，这鸡翅腌得入味，一会儿你多吃两串。”
父亲说好。
然后地面炸了。
第三章 炸了
没有任何预兆。一声闷响，像是有人在地底下放了个鞭炮。烧烤架旁边的水泥地面突然鼓起一个包，然后崩裂开来，碎水泥块和火星一起往上蹿，蹿了足有两米高。木炭被掀翻了，烧红的炭块和火星四散飞溅，有几块直接砸在烧烤架上，把烤网砸歪了。三叔手里的鸡翅飞了出去，他整个人往后一仰，坐倒在地上。
我冲出去的时候，火星已经溅了一院子。有一块烧红的炭块弹到了我的左脸上，我感觉到一阵剧烈的灼痛，捂着脸蹲了下去。
父亲第一时间冲到了我面前。他弯下腰，用手掌挡在我脸前面，喊了一声：“德明！你怎么样？”
我说不出话。脸上火烧火燎地疼，像是有人拿烙铁在烫我。父亲把我往屋里拉，一边拉一边回头喊：“老三！打电话叫救护车！”
三叔坐在地上，没动。他愣愣地看着地面，看着那个被炸开的水泥坑，坑里还在往外冒烟。然后他忽然笑了一声。
“二哥，”他说，“这地炸得真好看。”
父亲猛地回过头，瞪着他。那个眼神我从来没见过，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父亲眼睛里碎了。
“你说什么？”
三叔指着地上的坑，说：“你看这个坑，圆得很，跟炸弹炸的一样。这要是拍下来发到网上，肯定火。”
父亲松开了我的手，走到三叔面前。他弯下腰，一把揪住三叔的衣领，把他从地上拽起来。他的声音很低，低得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
“老三，我儿子脸上被炸了，你跟我说这个？”
三叔的笑容僵住了。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父亲已经松开了手，转身朝我走过来。他扶着我的肩膀，把我往屋里带。我听到母亲在厨房里尖叫，听到邻居在院子外面喊“怎么了怎么了”，听到三叔在后面喊“二哥我不是那个意思”。
但我什么都没说。我捂着脸，跟着父亲走进屋里，坐在沙发上。父亲去冰箱里拿了冰袋，用毛巾包着，敷在我脸上。他的手在抖，抖得很厉害。
“爸，”我说，“没事，小伤。”
父亲没说话。他蹲在我面前，看着我的脸，眼睛红了。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院子里。我听到他跟三叔说了一句话。
“你走吧。”
脸上的伤不算重，但也不轻。镇上卫生院的医生说，二级烧伤，好在面积不大，抹了药膏，缠了纱布，说一周左右能好，但可能会留疤。父亲问能不能不留疤，医生说看个人体质，不敢保证。
从卫生院回来，父亲一句话没说。他把我扶到床上躺好，把药膏和纱布放在床头柜上，又去厨房给我煮了一碗面。面端过来的时候，他坐在床边，看着我吃。我吃了一口，说咸了。他说，嗯，盐放多了。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院子里。
第四章 伤
我从窗户里看到他在院子里站着，看着那个被炸开的水泥坑。坑不大，直径大概二十公分，但周围的几块水泥板已经松动了，一踩就碎。烧烤架倒在旁边，木炭散了一地，烤网歪了，鸡翅和肉串泡在土里。整个院子像是被炸弹炸过一样，乱七八糟的。
父亲蹲下来，把那些散落的木炭一块一块地捡起来，放进一个塑料袋里。他又把烤网捡起来，用抹布擦了擦上面的灰。然后把烧烤架折叠好，靠在墙边。最后他拿起扫帚，把地上的碎水泥块和炭灰扫成一堆，装进另一个塑料袋里。
整个过程中，他一言不发。
天黑了。院子里的灯亮着，昏黄的光照在那个水泥坑上，坑的边缘参差不齐，像是被什么东西啃了一口。父亲站在坑旁边，站了很久。
我披着衣服走到院子里，站在他身后。他没回头，但他知道我在。他说：“德明，你记得这个院子是什么时候铺的吗？”
我说：“盖楼那年。”
“对。1998年。我跟你妈两个人，一锹一锹地把水泥抹平的。那时候没钱请工人，自己干的。你妈的手磨出了血泡，晚上我用针给她挑。她说不疼，但我看到她偷偷抹眼泪。”
我没说话。
“铺完那天，你妈说，这院子真平整，以后可以在上面晒谷子，可以摆桌子吃饭，可以让你骑小自行车。她说这院子比楼还重要，楼是给别人看的，院子是自己用的。”
父亲停了一下。他的声音很平，像在说一件很久远的事。
“二十多年了，你妈每个星期都扫这个院子，下雨天拿拖把拖，冬天怕冻裂了拿草帘子盖。她比伺候我上心。”
我看着父亲的背影。他的肩膀微微塌着，头发白了一大半。院子里很安静，只有远处传来几声狗叫。
“爸，”我说，“三叔他也不是故意的。”
父亲没接这句话。他转身走进屋里，过了一会儿又出来了，手里拿着手机。他拨了个号码，等了几秒，说：“老三，明天你来一趟。把那个坑补上。你自己补。”
电话那头不知道说了什么。父亲说：“我不管你有事没事，你把我的院子炸了，你就得给我补好。明天早上八点，我等你。”
他挂了电话，把手机揣进兜里，然后看着我。
“德明，脸上还疼吗？”
“好多了。”
“明天去医院看看，别留疤。”
“知道了。”
父亲点了点头，转身进了屋。我站在院子里，看着那个水泥坑。坑不深，底下的泥土露出来了，湿漉漉的，混着炭灰，黑乎乎的。我蹲下来，用手指头碰了碰坑的边缘。边缘很粗糙，硌手，像是砂纸。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在这个院子里骑小自行车。那是一辆红色的三轮车，我爸从县城旧货市场买回来的，车把上缠着胶布，铃铛不响了，但还能骑。我每天下午在这个院子里骑，从东边骑到西边，从南边骑到北边，转了一圈又一圈。我妈坐在门槛上织毛衣，一边织一边看我。她说，德明，慢点骑，别撞墙。我说好，然后骑得更快。
那个院子，是我童年全部的世界。
现在它被炸了一个坑。
第五章 补坑
第二天早上八点，三叔来了。
他开着他那台白色SUV，停在老街路口，然后拎着两袋水泥和一把抹刀走进院子。他穿着一件旧T恤，上面沾着油渍，看来是在广东干活的时候穿的。他进门的时候，父亲坐在客厅里喝茶，没看他。
“二哥，”三叔站在院子门口，“我来了。”
父亲没抬头，说：“坑在院子里，你自己看。”
三叔走进院子，看到那个水泥坑，蹲下来看了看。然后他站起来，去院子外面的水龙头接了一桶水，把坑里的炭灰和碎渣冲干净。他从袋子里倒出干水泥，在地上堆成一个小堆，中间挖了个坑，倒上水，用抹刀搅拌。
父亲坐在客厅里，透过窗户看着。我坐在他旁边，脸上还贴着纱布。母亲在厨房里做早饭，锅铲碰着铁锅，叮叮当当的。
三叔搅拌水泥的动作很熟练。他在广东做了十几年建筑工，抹灰、砌砖、浇混凝土，什么都会。他把搅拌好的水泥填进坑里，用抹刀刮平，然后拿了一块木板，在上面反复抹了几遍，把表面抹得光光滑滑的。坑的边缘，他用抹刀一点一点地修整，把翘起来的碎水泥块敲掉，把新水泥填进去，抹平。
整个过程，他一句话没说。太阳升起来了，照在他背上，把他的旧T恤洇湿了一大片。他抹完最后一遍，站起来，用手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二哥，”他站在院子里喊，“补好了。”
父亲走到院子里，蹲下来看了看。新补的水泥跟旧水泥颜色不一样，深灰色，跟旁边的浅灰色对比很明显，像是一块补丁。但表面抹得很平，跟周围的地面齐平，踩上去很结实。
父亲站起来，看着三叔。三叔站在那儿，手里拿着抹刀，身上全是水泥灰，额头上还有一道汗痕。他的表情有些局促，不像平时那样嘻嘻哈哈的。
“二哥，”他说，“对不起。”
父亲看着他，没说话。
“我那天说拍照，是嘴欠。我没想那么多。德明脸上受伤了，我心里也难受。真的。”
父亲还是没说话。他转过身，走进屋里，过了一会儿又出来了，手里拿着一瓶水。他递给三叔，说：“喝口水。”
三叔接过水瓶，拧开盖子，咕咚咕咚喝了半瓶。
父亲蹲在新补的水泥旁边，用手掌摸了摸表面。他的手指头在新水泥上按了一下，留下一个浅浅的印子。他说：“三天别踩。”
三叔说：“我知道。”
父亲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看着三叔。他说：“老三，你在广东盖了那么多楼，抹了那么多灰，但你自己家的院子，你从来没管过。”
三叔没说话。
“你二哥的院子，你炸了，你补。你三弟的楼，你路过一百回，你进去过几回？”
三叔低下了头。
父亲说：“进去吃早饭吧。你嫂子煮了粥。”
三叔点了点头，跟着父亲进了屋。他走过我身边的时候，停了一下，看了我脸上的纱布一眼。他张了张嘴，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
“德明，对不住。”
我说：“没事，三叔。”
他进了屋，坐在餐桌前。母亲给他盛了一碗粥，放在他面前。他端起碗，喝了一口，说：“嫂子，粥好喝。”
母亲说：“好喝就多喝点。”
第六章 水泥地上的全家福
国庆假期结束之后，三叔回了广东。走之前，他又来了一趟我家。这次他没开车，是走路来的，手里提着一袋水果。他站在院子门口，没进来，喊了一声：“二哥。”
父亲从屋里出来，站在院子里。
三叔把水果放在门口的地上，说：“二哥，我走了。过年再回来。”
父亲说：“嗯。”
三叔站了一会儿，说：“二哥，那个院子，你抽空把整片都重新铺一下吧。水泥地时间长了，都有裂缝。我出钱，你找人铺。”
父亲看了他一眼，说：“不用。补的那块挺好的。”
三叔说：“二哥——”
父亲摆摆手，打断了他。“老三，你管好你自己的事。我的院子，我自己管。”
三叔点了点头，转身走了。他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看着院子里的水泥地。新补的那块水泥已经干透了，颜色从深灰变成了浅灰，跟周围的水泥地几乎看不出差别了。不仔细看，根本不知道那里曾经炸过一个坑。
三叔走了。父亲站在院子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老街拐角处。然后他蹲下来，用手指头敲了敲新补的水泥。声音很脆，实心的。
那天下午，阳光很好。父亲把院子里的桌椅搬出来，摆在新补的水泥旁边。母亲端了一盘切好的西瓜出来，放在桌上。父亲坐在椅子上，看着院子，看了一会儿，说：“德明，你过来。”
我走过去，坐在他旁边。
父亲指着新补的那块水泥，说：“你三叔这个人，手上有活，但心里没活。他什么都会干，但从来不想为什么干。他补这个坑，补得挺好，但他不知道这个坑是怎么来的。”
我说：“他知道。”
父亲摇摇头：“他嘴上知道，心里不知道。他要是知道，当初就不会把烧烤架放在水泥地上。”
我没说话。父亲拿起一块西瓜，咬了一口，又说：“但你三叔有一点好，他认错。他嘴上不认，但他会补。他补得挺好，比我想的还好。”
我笑了。父亲也笑了。那个笑容很淡，但很真。
那天下午，我们在院子里坐了很久。阳光从西边照过来，把院子的地面照得发白，新补的水泥跟旧水泥完全融在了一起，看不出任何痕迹。母亲收拾桌子的时候，父亲忽然说了一句话。
“德明，你去拿相机来。”
我问：“干什么？”
父亲说：“拍张照。”
我去屋里拿了相机，是那台老式的数码相机，父亲用了十几年了，外壳磨得发白，但还能拍。我站在院子门口，父亲和母亲坐在院子里的椅子上，母亲手里端着一盘西瓜，父亲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新补的水泥就在他们脚边。
我按下快门。照片里，父亲在笑，母亲也在笑。院子里阳光很好，水泥地干干净净的，看不出哪里炸过。
那张照片，后来父亲洗了出来，放在客厅的柜子上。柜子上还放着大伯的全家福、二叔的全家福、三叔的全家福。父亲的全家福放在最边上，最旧，最不起眼。但每次有客人来，父亲都会指着那张照片说：“你看，我家院子，去年国庆拍的。”
客人说：“院子挺干净的。”
父亲说：“嗯，刚补过。”
第七章 疤
我脸上的疤，最后还是留了一点。
不大，硬币大小，在左脸的颧骨位置。颜色比周围的皮肤浅一些，有点发亮。不仔细看，看不出来，但仔细看，就能看到那一小块皮肤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
母亲很在意。她每天早晚给我抹药膏，抹的时候一边抹一边念叨：“你三叔也真是的，好好地非要在水泥地上烧烤。这要是炸到眼睛怎么办？你还没结婚呢，脸上留个疤多不好。”
我说：“妈，没事，男人有疤才帅。”
母亲瞪我一眼：“帅什么帅，你懂什么。”
父亲倒是从来没提过这个疤。他有时候会看看我的脸，但什么都没说。有一次我去理发，理完发回来，父亲盯着我的脸看了一会儿，说：“头发剪短了，疤露出来了。”
我说：“嗯。”
父亲说：“去药店买点祛疤膏抹抹。”
我说：“买了，在抹。”
父亲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那年冬天，我去县城办事，顺路去了一趟大伯的信用社。大伯在办公室里，看到我来了，招呼我坐下，给我倒了杯茶。他问我在县城做什么，我说办点事。他问我脸上的疤怎么回事，我说国庆烧烤的时候炸的。
大伯愣了一下：“烧烤炸的？”
我说：“嗯，三叔在我家院子里烤，水泥地炸了。”
大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你三叔那个人，一辈子就是毛手毛脚的。你爸没说他？”
我说：“说了。三叔第二天来把坑补了。”
大伯点了点头，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他说：“德明，你知道你爸为什么生气吗？”
我说：“因为把我炸伤了。”
大伯摇了摇头：“你爸生气，不是因为炸伤了你。你爸生气，是因为你三叔说了一句‘这地炸得真好看’。”
我看着大伯。
大伯说：“你爸这个人，一辈子就看重一样东西。他看重家。那栋楼，那个院子，是他一辈子的心血。你三叔说地炸得好看，就等于说你爸一辈子的心血是个笑话。你爸能不生气吗？”
我没说话。
大伯又说：“但你爸后来让你三叔去补坑，就是给你三叔台阶下。你爸这个人，脾气大，但心软。他不会真的跟你三叔翻脸。”
从大伯办公室出来，我走在县城的街上。冬天的风很冷，刮在脸上，疤的位置有点发紧。我伸手摸了摸那块皮肤，滑滑的，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我想起父亲。想起他蹲在院子里捡木炭的样子，想起他给三叔递水的样子，想起他在院子里拍照的样子。他生气的时候不说话，不砸东西，不骂人。他只是蹲下来，把碎掉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捡起来，然后想办法补好。
那块疤在我脸上，也在父亲心里。但父亲没有让它裂开。他用一桶水泥，一把抹刀，把裂开的地方补上了。补得挺好，看不出来。
第八章 水泥地上的年夜饭
那年过年，三叔从广东回来了。他腊月二十八到家，放下行李就来我家。这次他没空着手，提了一箱牛奶，一箱水果，还有一盒祛疤膏。
“德明，”他把祛疤膏递给我，“这个是我托人从香港带的，说是效果好。你抹抹看。”
我接过来，说谢谢三叔。
三叔摆了摆手，走进院子。他蹲在新补的那块水泥旁边，用手摸了摸，说：“二哥，补得还行。”
父亲从屋里出来，说：“你补的。”
三叔笑了笑，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他说：“二哥，除夕夜我在你家吃，行不？”
父亲说：“行。”
三叔说：“我买了不少菜，海鲜、牛肉、羊肉，还有你爱吃的猪蹄。”
父亲说：“你嫂子做饭，你打下手。”
三叔说：“好。”
除夕那天，我家院子里摆了两张桌子。一张大的，一张小的。大桌子上摆满了菜，鸡鸭鱼肉，热气腾腾的。小桌子上放着火锅，炭火烧得旺旺的，锅里的汤咕嘟咕嘟地翻滚着。父亲坐在大桌子正位，大伯坐在他左边，二叔坐在右边，三叔坐在对面。母亲在厨房和院子之间来回穿梭，端菜、盛汤、拿碗筷。
我坐在小桌子旁边，负责看火锅。脸上的疤在炭火的光里不太明显，但我知道它在那里。我伸手摸了摸，滑滑的。
三叔端起酒杯，站起来说：“二哥，这杯我敬你。去年国庆的事，是我不对。我给你赔不是。”
父亲端起酒杯，跟他碰了一下，说：“过去了。”
三叔说：“院子以后我负责。每年回来我检查一遍，有裂缝我补。”
父亲看了他一眼，说：“你管好你自己的楼就行。”
三叔笑了：“我那楼不用管，新着呢。”
父亲也笑了。
那顿年夜饭吃了很久。大伯喝多了，开始讲小时候的事。他说父亲小时候最老实，别人欺负他他也不还手，回家就哭。二叔说父亲不老实，有一次偷了爷爷的烟抽，被发现了还赖给大伯。三叔说父亲最会修东西，家里的收音机坏了都是他修的，修好了还能多听两年。
父亲坐在那里，听着兄弟几个说他，嘴角一直带着笑。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口，说：“你们几个，能不能说我点好的。”
大伯说：“你还有好的？你那一辈子就那一栋楼，连瓷砖都没贴。”
二叔说：“是啊，二哥，你什么时候把外墙刷了？”
三叔说：“我认识个搞装修的，便宜，我帮你联系。”
父亲摆了摆手，说：“不刷。水泥的挺好。”
三叔说：“水泥的不好看。”
父亲说：“好看有什么用？结实就行。”
那天晚上，兄弟四个喝到了很晚。三叔喝得最多，趴在桌子上睡着了。父亲给他盖了一件外套，然后坐在院子里，看着月亮。我坐在他旁边，没说话。
父亲说：“德明，你脸上的疤，还看得出来吗？”
我说：“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父亲说：“那就好。”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看着院子里的水泥地。月光照在地面上，新补的那块跟旧水泥完全融在了一起，看不出一丝痕迹。父亲说：“这地还能用很多年。”
我说：“嗯。”
父亲说：“你三叔明年还回来过年。”
我说：“嗯。”
父亲说：“回来就好。”
第九章 地还在
年过完了，三叔回了广东。大伯回了镇上，二叔回了县城，我回了省城上班。家里又只剩下父亲和母亲。
父亲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扫院子。他用那把竹扫帚，从东扫到西，从南扫到北，把落叶和灰尘扫成一堆，装进簸箕里，倒进垃圾桶。扫到新补的那块水泥的时候，他会稍微慢一点，用扫帚头在那块地面上来回扫两遍，像是在确认它还结实。
母亲说，你爸现在每天扫院子比吃饭还准时。我说，他喜欢扫就让他扫呗。母亲说，我不是不让他扫，我是怕他累着。他腰不好，蹲下去扫那块补的地方，蹲久了站不起来。
有一次我回家，看到父亲蹲在新补的水泥旁边，手里拿着一把小锤子，轻轻敲着地面。我走过去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听听有没有空鼓。我说有空鼓吗？他说没有，挺好的。
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他的膝盖不太好，站起来的动作很慢，一只手撑着墙，一只手扶着腰。他站直之后，看着院子，看了一会儿。
“德明，”他说，“你知道这块地为什么炸吗？”
我说：“水泥是不良导热体，局部高温让下面的水蒸气膨胀，压力超过临界点就炸了。”
父亲点了点头，说：“对。但我后来想了想，还有一层。”
“什么？”
“这块地，我当年铺的时候，水泥标号不够。那时候穷，买的是便宜水泥。便宜水泥密度不够，里面空隙多，水分容易进去。火烧起来，水分蒸发不出来，就炸了。”
我看着他。
父亲说：“当年要是舍得买好水泥，就不会有这事。”
我说：“那时候没钱。”
父亲说：“我知道。但有些东西，不能省。省了，后面要还。”
他转过身，走进屋里。我站在院子里，看着那块新补的水泥。新水泥是父亲让三叔买的，标准号比当年高了好几个等级。三叔买的时候还嫌贵，说二哥你这也太讲究了。父亲说，讲究点好。
那块地补了之后，父亲再也没让任何人在院子里烧烤。夏天的时候，邻居来借院子摆酒席，父亲说可以，但炭炉不能直接放地上。邻居说李师傅你放心，我垫砖头。父亲说，垫两层。
那年夏天，邻居家的酒席办得很好，院子里摆了八桌，热热闹闹的。炭炉垫着两层砖头，离地面半尺高。父亲坐在主位上，喝了不少酒。有人问他，李师傅，你家院子真平整，什么时候铺的。父亲说，老院子了，快三十年了。那人说，看着不像啊，挺新的。父亲笑了笑，说，补过。
酒席散了之后，父亲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月光照在水泥地面上，新补的那块在月光下跟别的地方没什么两样。父亲站起来，用脚踩了踩那块地面，结结实实的。他点了点头，走进屋里。
第十章 面子和里子
去年冬天，大伯退休了。
退休那天，大伯在镇上摆了几桌酒，请了亲戚朋友。父亲去了，母亲去了，我也去了。大伯喝了不少酒，脸红红的，拉着父亲的手说：“老二，我这辈子在信用社干了一辈子，给人算账，给人存钱，给人贷款。到最后，我自己的账都没算明白。”
父亲说：“哥，你算得挺明白的。”
大伯摇了摇头：“不明白。我算明白了钱，没算明白人。”
父亲没说话。大伯端起酒杯，又喝了一口，说：“你家那栋楼，我一直说该装修了。但后来我明白了，你家的楼不用装修。”
父亲看着他。
大伯说：“你家那栋楼，外墙是水泥的，不好看。但你家那个院子，是全镇最干净的院子。你媳妇每天扫，你每天擦。那个院子比谁的楼都体面。”
父亲的嘴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大伯说：“老二，我服你。你这一辈子，没盖最好的楼，但你守住了最好的院子。”
那天晚上，父亲喝多了。他这个人平时不怎么喝酒，那天喝了半斤白酒。母亲扶着他回家，他走在路上，摇摇晃晃的，嘴里念叨着什么。我凑近听，听到他在说：“院子……院子……”
回到家，父亲坐在院子里，不肯进屋。母亲给他端了一杯热水，他喝了，然后看着院子。月光很好，照在水泥地面上，白花花的。新补的那块水泥跟旧水泥完全融在了一起，看不出一丝痕迹。
父亲说：“德明，你过来。”
我走过去，坐在他旁边。
父亲指着院子说：“这个院子，我铺的时候，用了最便宜的水泥。但补的时候，用了最好的水泥。”
我说：“嗯。”
父亲说：“人这一辈子，有些东西可以省，有些东西不能省。楼可以省，外墙可以省，瓷砖可以省。但院子不能省。院子是自己用的，是每天要踩的，是孩子要跑的，是媳妇要扫的。”
他停了一下，看着月亮。
“面子是给别人看的，里子是给自己过的。你三叔的面子比我大，楼比我高，车比我好。但他的里子，是他自己补的。”
我坐在他旁边，没说话。冬天的风很冷，但院子里很安静，月光很亮。那块新补的水泥在月光下发着淡淡的光，跟周围的地面连成了一片，分不出哪里是新的，哪里是旧的。
那晚之后，父亲再也没提过水泥地的事。院子还是那个院子，地还是那块地。但我知道，那块地比原来结实了。新水泥比旧水泥标号高，密度大，不会再炸了。
而父亲心里那块裂过的地方，也被什么东西补上了。补得很好，看不出来。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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