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公终于如愿和我离婚,陪着她垂危的旧爱挨过最后六个月,四个月后他回头求我复合,我直说:我不吃回头草

他跪在我家门口那天,是下午3点33分。

我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他膝盖砸在水泥地上的那声响,正好跟楼道里那个坏掉的声控灯亮起来是同一个瞬间。灯亮了又灭,灭了又亮,他就那么跪着,手里拎着一兜子橘子,橘子滚出来两个,顺着台阶往下滚,一直滚到二楼拐角。

我没开门。

他在门外说,他错了,说那六个月把他这辈子都掏空了,说现在才知道谁是真的对他好。我隔着防盗门听他讲,手里还攥着刚擦完灶台的抹布,抹布上有一股洗洁精没冲干净的味。

他走的时候,把那兜橘子留在门口。我早上出门倒垃圾,看见橘子还在,被楼道里的暖气烘得皮都皱了。

我跟老周离婚那天,是前年十一月的头一个礼拜一。民政局门口排了二十多对人,有结婚的有离婚的,都挤在一个大厅里。老周站在我旁边,手里捏着户口本,指节发白。他这个人一辈子没跟我红过脸,那天倒是说了句硬话。

他说:“秀兰,我知道你恨我。”

我说:“我不恨你,我就是觉得你疯了。”

他不吭声了。

那个女的我见过,姓陈,比老周小两岁,是他插队时候的相好。后来返城,各回各家,各结各的婚,四十多年没联系。再联系上的时候,陈姐已经是肝癌晚期,大夫说最多半年。她男人走得早,儿子在深圳,回不来。

老周是同学聚会上听说的。

他回来跟我讲,讲了三个晚上,翻来覆去就一句话,说她没人管,说她年轻时候对他好过,说他就想去搭把手。第三晚我问他,你去搭把手,搭到什么时候。他说,搭到她走。

我说,那我呢。

他说,秀兰,你就当我是个混蛋。

我们那套房子是九八年买的,五楼,没电梯。老周走的那天,把自己的衣服装了一个蛇皮袋,拎着下楼,走到三楼歇了一气。我在阳台上看着他坐在楼梯上喘,后脑勺那撮白头发翘着。他六十三了,腰不好,拎那么个袋子下五楼,不容易。

我没喊他。

他搬去了陈姐那,在城西,坐公交要四十多分钟。从那以后,每个礼拜天下午三点,他给我打一个电话,就问一句家里好不好,我说好,他就挂了。头一个月我没接,他就打给儿子,儿子再转告我。后来我接了,因为儿子在电话里说,妈,爸声音不对。

三个月的时候,我在菜市场碰见他。他瘦了一圈,下巴颏的皮耷拉着,在卖豆腐的摊子前头挑豆腐。我推着车子从他后头过,他没看见我。他挑了块嫩豆腐,又挑了块老的,付钱的时候从兜里掏出一把零票,数了半天。

那天晚上他没打电话。

我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演的什么我没看进去。茶几上放着半碗小米粥,我热了两回,又倒掉了两回。倒的时候心里想,他爱喝小米粥,陈姐知不知道。

陈姐是拖到第六个月头上走的。老周后来跟儿子说,那六个月里,他有四个月是睡在医院的折叠床上,剩下两个月,陈姐回了自己家,他就在客厅的沙发上铺了床被子。陈姐最后那二十来天,吃不进东西,他就拿棉签蘸水给她润嘴唇。这些事都是儿子跟我学的,儿子说的时候,我正擦柜子。柜子上有个印子,是老周以前放茶杯留下的,一圈黄印子,我擦了三遍没擦掉。

陈姐走的那天是个礼拜二。老周打电话告诉我,说人走了,后事办完了,他在陈姐家收拾东西。我说知道了。他说秀兰你保重。我说你也是。

然后就是四个月。

四个月里头他没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我听儿子说,他搬回了老房子那边,就是当年插队那个村子,租了间屋,说要静一静。儿子去看过他两回,回来说爸不怎么说话,就坐在门口晒太阳,门口种了两棵葱。

我那时候已经开始去公园跳广场舞了。队伍里有个姓赵的,退休教师,老伴走了三年,人挺和气,经常给我带个苹果带瓶水。我没往那方面想,但也没拦着。

四个月零三天,老周回来了。

他挑了个下午,三点多的样子。我开门的时候,他站在门口,穿着那件藏青色的夹克,拉链拉到一半。手里提着一兜橘子,就是后来滚到二楼那两个。

他说:“秀兰,我回来看看你。”

我说:“不用看,我挺好。”

他说:“我知道你挺好,我就是……我就是想回来。”

我说:“你当初走的时候说得清楚,你说让我当你是混蛋。这话我当了。”

他眼圈红了,说陈姐走了以后他才明白,那六个月他以为是在还债,其实是在躲。躲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

我说:“你躲不躲的,跟我没关系了。”

他说:“秀兰,咱俩四十年的夫妻。”

我说:“正因为四十年,我才不能让你这么来来回回。你走的时候,是把四十年扔在地上走的。现在你想捡起来,那地上四十年,已经被你踩脏了。”

他就在这时候跪下的。

我关上门,站在门里头,听见他膝盖挪动的声音,听见他咳嗽了一声。那个声控灯又亮了又灭,灭了又亮。过了有十分钟,我听见他站起来,脚步往下走,慢,一级一级的。

橘子我没扔,放在阳台上了。第二天太阳出来,橘子皮开始发干,缩成一小团一小团的。我拿起来一个闻了闻,已经没橘子味了,就剩一股皮子发苦的味。

后来的事,是听楼下李大姐说的。说老周那天从我这走了以后,在小区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一个多钟头,抽了半包烟。李大姐买菜回来碰见他,问他老周你咋不上去。他说,上去过了,门关了。李大姐说那你就再敲啊。他说,敲不开了。

我现在还是去跳广场舞,老赵还是给我带苹果。前天老赵问我,说周大姐,你家里那口子的事,我听说了点,你要是不想说就不说。我说没啥不想说的,就是离了。

老赵说,那他现在一个人?

我说,一个人。

老赵没再问。

阳台上的橘子我今天早上扔了,装在个黑塑料袋里,扎紧了口。扔的时候想起来九八年搬家那天,老周扛着那台十八寸的彩电上五楼,也是走到三楼歇了一气。他回头冲我喊,秀兰,上来搭把手。我那时候刚三十出头,小跑着上去,跟他一人抬一头。

那台彩电后来卖了五十块。

橘子扔进垃圾桶的时候,塑料袋口没扎住,散开了,橘子皮滚了一地。我蹲下来一个一个捡,捡到最后一个,皮上有个指甲印,不知道是谁掐的。

我到现在也说不好,那天他跪在门口,我要是开了那扇门,后面的事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可我又想,他走的时候我也没拦着。

这两件事,到底哪件更算数。

你们家里要是有过这种走回头路的事,最后是怎么弄的。我真是没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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