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天津城东门外。法国领事丰大业从通商大臣衙门里冲出来，手里攥着一把枪。他刚刚在崇厚的客厅里开了两枪，打碎了家具，现在他走在街上，迎面碰上了天津知县刘杰。丰大业没有犹豫，抬手就朝刘杰开枪。没打中。打死了刘杰的跟丁高升。
人群围上来。丰大业死在了浮桥边。消息像野火一样烧遍全城，有人喊了一嗓子：“走，烧教堂去。”望海楼天主堂在当天被付之一炬，仁慈堂的十名修女被杀，法国领事馆被捣毁，两名神父丧命。这一天，天津城死了二十个外国人，三四十个中国教民。这就是天津教案。
传闻里的火药
丰大业不是无缘无故开枪的。在开枪之前，天津已经沸沸扬扬地传了一个多月的“迷拐幼童”。
法国天主教会在望海楼旁边办了一所仁慈堂，收养孤儿。这年春天，堂里收养的婴孩不明不白地死了三四十个，被草草掩埋在河东荒野。尸体被野狗刨出来，胸口和肚子都烂穿了。百姓一看，这不是挖眼剖心是什么。更让天津人愤怒的是，五月里接连抓到了几个拐犯。其中一个叫武兰珍的，供出是教民王三给的迷药，叫他出去拐人。王三在天津开药铺，脸上有白麻子，仗着教会势力欺压良善，早就犯了众怒。天津知县刘杰审出了这个供词，拿着供单去见知府张光藻，两个人面面相觑。案子牵扯到教堂，查还是不查？不查，外面已经炸了锅。查，怎么查？最后崇厚出面，要求法国领事丰大业把王三交出来对质。丰大业起初答应，转头就反悔，把王三藏进了教堂。
崇厚亲自上门交涉。丰大业不见。崇厚再派人去。丰大业派人来传话，要崇厚派兵镇压闹事的百姓。崇厚只派了两个人去。丰大业暴怒，冲到崇厚的衙门里，打了来弁，拖了人家的辫子，然后拔枪。他以为中国官员会像以往一样，在枪口面前退让。但他错了。
曾国藩的“内疚神明”
朝廷的谕旨很快到了保定。直隶总督曾国藩正在病中，目眩头晕，接到命令，抱病赴津。出发前，他立了遗嘱。
曾国藩心里清楚，这案子办不了。法国人死了领事，英国人死了商人，俄国人死了三个，英美教堂被烧了六座。如果法国海军开到天津，打还是不打？打不赢。从两次鸦片战争到《北京条约》，他亲眼看着中外实力差距一拉再拉。但如果不打，天津百姓的怒火往哪里去？
他到了天津，查案。查来查去，查不出教堂挖眼剖心的实据。王三的供词反复不一，武兰珍的指证也站不住脚。那些传闻，有一部分是谣言，有一部分是无从证实的猜疑。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里写了八个字：“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他内疚的，不是替洋人说话，是他仓促之间上了一道奏折，替天津府县请求治罪，本意是保护他们，结果适得其反，让张光藻和刘杰被发配到了黑龙江。他外惭清议的，是天下人都骂他“卖国贼”，骂他“残民媚敌”。
最后的结局：中国人被杀二十名，军徒流放二十五名，天津府县发配黑龙江，赔款五十万两，崇厚赴法国道歉。法国人要求处死天津府县和提督陈国瑞抵命，曾国藩和总理衙门顶了回去，最终只以革职发配了事。
消息传开，举国哗然。曾国藩从“中兴名臣”变成了千夫所指。他后来调任两江总督，离开了直隶，但“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八个字，跟了他一辈子。
三十年后的同一座教堂
天津教案之后，清廷试图做一件事：约束传教士。总理衙门拟了八条传教章程，希望以此减少民教冲突，防止教案重演。法国和其他列强拒绝了。
条约没有改，章程没有立，传教士的治外法权还在，教民仗势欺人的事还在发生。天津教案没有解决任何根本问题，它只是把火药桶的盖子重新盖上了。而且盖得更紧了。
三十年后，1900年夏天，义和团进了天津。望海楼教堂被再次焚毁。上一次烧教堂的人，被清政府杀了头；这一次烧教堂的人，清政府没有杀，反而有人暗中叫好。从天津教案到义和团，中间隔了三十年。三十年间，山东、直隶的教案一起接着一起，民教冲突从零星的火苗烧成了漫天的野火。1900年杀洋人、烧教堂的人，和1870年在望海楼前围观的人，未必是同一批，但他们心里的那口气，是一样的。
天津教案是果，不是因。它的因埋在条约里，埋在治外法权里，埋在教民和百姓之间的每一桩日常纠纷里。丰大业开枪，是点燃了引信。但没有那根引信，火药桶迟早也会被别的东西点着。曾国藩看得很清楚，所以他写了“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他知道自己做的事是对的，但他也知道，这件事对不了人心。
望海楼在1904年用庚子赔款第三次重建了，至今还立在狮子林桥旁边。教堂的钟声照常响起，但1870年那个夏天，浮桥边的枪声、望海楼的大火、以及曾国藩在保定的病中遗嘱，都留在了档案里。三十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足够让一座教堂被焚毁、重建、再焚毁。但也足够让一个王朝从“中兴”走到它的最后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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