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咸平四年，也就是1001年，成都府路一带的地方官府迎来了一次行政调整。彼时的四川还不是一个统一的省，朝廷将原有的川峡路分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和夔州路，四路合称“川峡四路”。四川这个名称，正是在这样的行政称谓中逐渐流传开来的。
这件事看似只是改了几个地名，背后却有着北宋加强地方治理的考虑。四川盆地四面多山，内部又有成都平原、川东丘陵和川南河谷，交通并不容易。若只依靠一个地方机构管理，难免鞭长莫及。拆分为四路，既便于征收赋税，也利于处理军政事务。
有人会问，既然有四路，为什么后来不叫“四路”，而叫“四川”？
关键就在“川峡”二字。古代所说的“川”，并不只是今天意义上的河流，也可以指河流纵横的区域或平原地带。“川峡四路”本是一个区域性称呼，随着官职、文书和民间使用不断增多，称呼逐渐简化为“四川”。宋代还曾设置管理这一地区的相关官职，行政上的使用，又推动了这个名称固定下来。
有意思的是，民间还流传着另一种解释：四川境内有金沙江、雅砻江、岷江和嘉陵江四条大河，所以称为“四川”。这个说法容易理解，也很有画面感，但从历史命名过程看，它更像是后人的附会，并非“四川”得名的主要依据。
因为四川境内河流远不止四条。长江、沱江、涪江、渠江、大渡河等，同样在当地历史和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若仅凭河流数量命名，究竟选哪四条，本身就很难说清楚。真正有明确行政背景的，还是“川峡四路”这一称呼。
宋代的“四川”，与今天的四川省也不能完全画等号。当时的四路分属不同机构，辖区随着军事、财政和地方形势不断调整，有些地方甚至与今天的重庆、陕西南部、甘肃南部相互交错。名称已经出现，边界却还没有完全固定。
到了元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元朝在全国推行行省制度，地方行政区开始形成更稳定的省级框架。至元二十三年，也就是1286年前后，四川等处行中书省逐渐确立，治所设在成都，四川由此真正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省级行政区域。
元代四川行省的范围，比今天大得多，曾统辖四川中东部、重庆大部以及甘肃、陕西南部的一些地区。今天四川北部部分地方，在当时还可能属于陕西等处行中书省。由此可见，“四川”这个名称虽然沿用了宋代称呼，但作为正式省名，是在元代行省制度下完成定型的。
若有人在成都问：“四川的‘川’，到底是哪四条河？”当地读书人或许会回答：“这四，不是河数，是旧时四路。”
这句话未必是古人原话，却能说明问题。地名有时来自山川，有时来自官制，有时则是两者在长期使用中的叠合。四川这个名称，主要走的是行政称谓演变的道路，河流说只是后来形成的通俗解释。
四川还有一个更早、更有历史厚度的称呼，那就是“蜀”。在三星堆、金沙等遗址所代表的古蜀文化中，已经可以看到独具特色的青铜器、玉器和城市遗存。古蜀并不是一个凭空出现的传说，而是四川盆地长期发展形成的区域文明。
东晋常璩所著《华阳国志》，记载了蜀地先民、古蜀王国以及秦并巴蜀等内容。不过，这部书成书较晚，记载中既有历史材料，也带有传说成分，使用时不能把每一段都视作同时代实录。
公元前316年，秦国灭巴蜀，四川盆地被纳入秦的郡县体系。此后，蜀这个称呼并没有消失，反而不断出现在政权名称、文学作品和地方文化之中。三国时期，刘备在成都建立的政权，国号是“汉”，后世为了与东汉、蜀汉区分，通常称其为蜀汉。
李白在《蜀道难》中写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蚕丛、鱼凫等古蜀传说人物，也因此被一代代文人反复提及。蜀绣、蜀锦、蜀犬吠日，都是这个古老称呼留下的文化印记。
所以，“四川”回答的是宋元以来的行政沿革，“蜀”连接的则是更早的地域文明。一个名称从川峡四路而来，经过行省制度固定下来；另一个名称则从古蜀国延续至今。三川也好，五川也罢，都没有成为正式省名，原因并不在河流数量，而在历史上真正被反复使用并写入行政制度的，是“四川”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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