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一件特别邪门的事：从晚清到民国，手握重兵的人，几乎没一个不想割据的。袁世凯死后，手下立刻分成直系、皖系、奉系，打得天昏地暗。
蒋介石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可阎锡山把山西修成铁桶，李宗仁把广西经营成独立王国。兵越多，地盘越大，越容易出军阀——这几乎成了中国历史的一条铁律。
但1949年以后，这条铁律被打破了。解放军最多的时候超过500万人，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军阀武装都庞大。可直到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军区司令试图拥兵自重。这事放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里看，简直不可思议。
怎么做到的？答案不是“大家觉悟高”，而是毛泽东用一套制度设计，把人性里那些“有兵就想称王”的冲动，从根子上锁死了。
“兵为将有”，是一部中国历史的死循环
中国一直以来都有一句话叫做“兵要跟着将军走”的传统。到了现在，以前八旗那些官兵也都被乡里的士兵代替了。这些队伍都是自己的士兵自己来招，然后军队的粮都是由军官来控制的，然后兵就都归将领控制的。
袁世凯当了大官以后，他的军队都被他给收在手里了。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这样，辛亥革命才失败了。后来袁世凯去世了各个军事的人都各自有自己的地方，而且他们都不害怕自己地界太小。
互相打起来的时候也很频繁的。从1916年到一九二八年，北洋政府一共出现了九个国家的大使官和三十八个内阁。这个内阁平均的时间只有三个到五个月。
孙中山会很哀叹说：“我们现在自己的大麻烦是那些武人争起来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件事情呢？就是因为以前的军队都是有一些比较简单了。士兵认的是他的发薪水的人，就是下面那个军官。连长就好像自己是一个土皇帝似的，他会把一百个人给拉到他要去的地方。
毛泽东对人性的洞察，比任何道德说教都深刻
在1927年的秋天的时候，秋收起义的军队都来到了永新县的三湾村了。那个时候已经是剩下不到只有千个人了。这时候的毛主席做了这么一件让大家觉得有点奇怪的事情了，他不着急去整顿一下士兵的思想，反而让这个队伍多走了几个人。
他只给一些人走的时候给路费，并且还告诉大家，在未来如果有那些不想干了，自己可以回来的，他们都会欢迎自己的。
这个时候在桌子上就放了很多的钱，这些想逃跑的人都可以出去，但是在剩下的这些人当中，他们的意志都是很坚决的。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知道，如果有一个人想要跑的话是必须要给钱才让他们走的。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只有那些想回来的人会去主动要走。
这样子做的话，其实也就是在看自己的人性的时候，这些能够留在队伍里面，他们都没有用的。而且就是还会有一些祸害出来，就是因为这样的士兵没有在一起团结起来了。这个时候就让整个队伍都变得很不精干了。
但是光靠说“你们要是愿意回来的我就可以让你出去”，那也是不够的，接下来毛主席做的事情就非常的巧妙了，他就在自己的军队里面做了一些的事情。
第一把锁：支部建在连上，让“土皇帝”当不成
他们现在当的是领导了，那么就有一些是指导员管政治的问题，有一些是连长自己管打仗的事情，这样的话两个人就会相互配合还互相监督着。
那个时候贺龙就说：“你们现在就是和我抓在手上的豆子，只要你松开了它就会一下子全都跑掉了。”那时候的军队里面，都是很混乱的一堆，但是现在的那些士兵都已经是团结在一起了。然后就有一支部队建了支部了。
第二把锁：士兵委员会，把利益摆在明面上
这样的话大家都知道，如果有一些想要出来的话是会给你们一个路费的。在连上面的一些部队建立由士兵代表组成的士兵委员会，参与到部队管理和经济上的事情。
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也有批评军官的权利，实行经济的公开透明，取消了军官的一些特权，规定官兵政治上平等了，那些官长也不可以打骂自己的士兵，就废除了那种很繁琐的那种礼节。
毛泽东在1965年的时候评价说：“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的意义一样深远。”士兵管理伙食，“从军长到伙夫，除了粮食，其他的饭菜大家吃一样的饭，穿的也是一样的衣服，在这里大家觉得有当家做主的感觉。”
第三把锁：政治委员制度，权力永远不集中在一人手里
一个军区的司令手里面掌握着那么多的人，这个人心要是有了别的想法怎么办呢？毛泽东的答案就是给他配一个政治委员。那个政治委员在军队里就变成了最后有一个决定权的那个人了，那些军事指挥官是能够下令的，但是政工的干部能够制止了。更重要的是，所有的这些大的决定他们一定要经过党委集体讨论，不能是一个人来决定了。
以身作则：最高权力者率先臣服于规则
1929年的时候，在红四军里面就发生了路线上的分歧。毛泽东坚持就是党对军队的领导是一定要得到大家认可的，但是在会议上被很多人都给否定了一些，还有一些人在党内被下了警告。在那个地方把前的那个书记给给罢免了。
这是一生他唯一一次在自己的军队里面被人夺过权，换了现在不管是以前的人还是现在的那些掌权的人，都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想要做这个权力。
可这个时候毛泽东没有半点的抱怨也没有什么要对抗的意思，然后自己就扎根在了福建的一条什么地方的革命里面干了起来。那个时候他只说了一句很让人听心里很的话：“我们是党的队伍，不是个人私兵了。”党性一定要高于所有的个人的恩怨。
所以这个选择让他彻底知道，这个制度上的东西要比所有的其他的什么事情都要大一些。
最后的防线：让“反”变成不可能
1973的时候，毛泽东在把全国八大军区的司令给叫到了北京说了一句话：“对调。”北京的那个李德生去沈阳了，那个沈阳的陈锡联就到北京去了。
南京的一个许世友，就会去广州了，这个南京丁盛就到北京来了。在这段时间里都要在十天的时间之内必须要去的地方，那个时候毛泽东原话就是这样说的：“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啊，不行了的话。”
你在那里呆太久也可能会出问题啊，你在那里呆的时间太长了也有可能会自己变得有一些坏的，这个时候你就想让那个一个人他要给换一个，他的级别和待遇都是一样的，他没什么好想要的。这个时候他们把原来的东西扔掉了之后，他在原来的那地方经营的那些关系呢也一下子全部都会零掉。
1938年张国焘叛逃，身为红军总政委，却连一兵一卒都带不走。林彪图谋不轨，同样无法直接调动一架飞机——机场塔台、油料、气象、机务，四个关键岗位都有支部-35。制度拆解了权力，组织稀释了权力，兵权根本没机会变成“私人资产”。
所以，百万大军无人割据的答案，从来不是“大家觉悟高”，而是毛泽东看透了人性——他不相信任何人的道德自觉，却用一套环环相扣的制度，让每个想割据的人，在动手之前就发现：自己根本带不走一兵一卒。这才是真正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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