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四年。
佛山，福贤路。
这条街两边一排排食肆，一头通着码头，晚上有夜市。街口那家莫家楼做了三十年，是这条街上最老的。
加代看中的是街当中那间三层楼。
“盘下来多少钱。”
“二十八万。”杜铁男说，“装修还得再掏十八万。”
“装修的钱我出。”
一九九四年，一栋三层楼的门面，盘过来二十八万，装修十八万。三十六张台，红木的，一张三百二。冰柜六个，灶台四眼。请的是顺德的师傅，姓梁，工钱一个月四千五。
加代从广州跑了三个月，一趟一趟。
一桌菜定六十到八十块。一碗白粥两块。
“好做吗。”
“这条街晚上有一千多人过来吃。”杜铁男说，“莫家楼占了三成。”
“剩下七成呢。”
“剩下的都在各家碗里。”杜铁男说，“这条街的规矩是，谁也不去谁家门口拉客。”
“铺子盘得下来吗。”
“盘了三个月。”杜铁男说，“原来那家做不下去。房东是个老头，姓黄，签的时候问了一句，你是本地人吗。”
“你怎么说的。”
“我说广州来的。”杜铁男说，“他把笔停了一下，还是签了。”
开张前一天晚上，店里试菜。
梁厨做了九道，摆在头一张台上。杜铁男一样一样尝。
“这个咸了。”
“佛山人吃得咸。”梁厨说，“你按广州的口味做，这街上的人吃两回就不来了。”
“那就按佛山的做。”
“蒸鱼的火候还要再老一点。”梁厨说，“这边的人怕生。”
加代尝了一口。
“按他说的。”
开张定在八月初八。
请了佛山本地一支舞狮队，六个人，一场八百块。炮仗买了三箱。红纸写了两条，贴在门口两边。
开张那天早上八点，两样东西抬到了门口。
两个花圈。
纸糊的，一人多高，白纸黑字。一个是“生意兴隆”，一个是“开业大吉”。
抬花圈的是四个人，一水黑褂子，抬到门口一放，转头就走。
杜铁男追出去。
“站住。”
四个人没停。
“谁让你们抬来的。”
走在前头那个回头说了一句：“莫老爷让我带句话，街上的礼数，得收。”
“什么礼数。”
“就这个礼数。”
加代是八点半到的。车停在街口，下来就看见了。
“谁的。”
“莫家楼。”
“莫家楼在哪儿。”
“对面。”杜铁男说，“老板姓莫，六十多，街上的人都叫他莫老爷。他家那栋楼是自家的，三十年了。”
“他怎么说的。”
“他说街上的礼数，得收。”
加代站在门口，盯着那两个花圈看了两眼。
“抬进去。”
“哥？”
“抬到后院去。”加代说，“门口空出来，开张。”
八点四十八分，炮仗响了。舞狮队踩着鼓点进了门。
那天中午坐了十二张台。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杜铁男在门口站着。
门口摆着十几张椅子，是自家店里的。椅子上一人一碗白粥。
“哪儿来的。”
“自己来的。”杜铁男说，“一个人一碗粥，两块，坐一天。头一个进来的是街尾那个阿婆，六十多，坐最靠门那张台。”
“几张台被占了。”
“十四张。”
“客人呢。”
“进不来。”杜铁男说，“一进门，满眼都是喝粥的。人家站门口看一眼就走。”
第三天，第四天，一样。
一天十几碗粥，不到四十块钱。这个店一天要开出去三千块的房租、人工、煤气。
那个阿婆天天来，坐最靠门那张台，粥喝得很慢，一句话不说。
第三天上午，加代从楼上下来，从她边上过。
“阿婆，粥够不够。”
阿婆抬头看了他一眼，没答话，低下头接着喝。
第四天中午，来了三桌客人。
头一桌是码头下来的货主，四个人，进了门，站住了。
十四张台上，坐的是十四碗粥。
杜铁男走到最靠门那张台前头。阿婆坐在那儿。
“阿婆，我给您换张台，里头清静。”
阿婆没动。
靠墙那张台上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把碗一放。
“怎么，赶人。”
“今天有客人。”
“我给了钱。”
“钱我退你，两倍退。”
“我不走。”
杜铁男伸手去扶他的胳膊。那人一甩，碗翻了，白粥撒了一桌。
旁边两张台的人站起来了。
加代从楼上下来。
“铁男。”
“哥。”
“退钱。”加代说，“十四碗，一碗退四块。”
钱退了。十四个人坐着，没动。
那三桌客人转身走了。
第五天夜里两点，江林从街口那边绕回来。
“哥，门口两桶泔水。”
“谁看见的。”
“没人。”江林说，“夜里下过雨，路面上什么脚印都没有。”
两桶泔水从门口台阶上一直淌到马路。鱼鳞、菜根、烂叶。
天亮六点，舞狮队来了。
六个人站在街对面，往门口看了一眼。
领队的走过来。
“先生，今天不舞了。”
“为什么。”
“狮子进不得脏门。”他说，“这是行里的规矩。八百块我们退。”
“钱不退。”加代说，“你们先回。”
舞狮队走了。杜铁男提了三桶水，从台阶上一桶一桶地冲。冲了半个钟头。
第六天上午，两个莫家楼的伙计到店里来找梁厨。
“梁师傅，莫老爷请你过去一趟。”
“过去做什么。”
“莫家楼缺个掌勺的。”那人说，“一个月八千。”
“我这儿签了一年。”
“签的东西，可以不算。”那人说，“梁师傅，这条街上做厨的，都是莫老爷给的脸。”
梁厨把人送到门口，回来在灶前站了半天。
“先生，我要是走了，您别怪。”
“你走不走是你自己的事。”加代说，“工钱我给你加五百。”
那天下午，街上传开一句话。
“这条街的灶，三十年就我一个。”
杜铁男把这句话带回来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一块抹布。
“街上卖烧鹅的老周说的。”他说，“老周还说，让我们让一步。”
“让一步怎么让。”
“他说莫老爷三十年没让过外人进来。”杜铁男说，“这一条街十四家，十一家是本地人，都听他的。”
那天下午到晚上，来了六个人。
卖烧鹅的老周，卖云吞的梁婶，卖糖水的阿强，还有三家。
“先生，莫老爷六十多了。”
“他就是脸上挂不住。”
“你们新来的，先让一步，做两年就顺了。”
“先生，我劝您一句，这条街上三十年，莫老爷一句话，谁都得听。”
加代一句没回。
那六个人走了以后，江林站在楼上的窗户前头。
“哥，这么耗着，一天三千。”
“我知道。”
“您要是想动手，今晚就能动手。”
“不动手。”加代说。
“那怎么弄。”
“再等两天。”加代说，“等他们把话说满。”
到晚上九点，莫老爷自己来了。身后跟着四个人。
他站在门口，双手背在后头，往楼上看了看。
“楼上那间，原来是我二弟的。”他说。
“现在是我的。”
“我知道。”莫老爷说，“先生，我今天来，是跟你说一句实在话。”
“你说。”
“这条街上，我三十年没跟人红过脸。”莫老爷说，“十四家，我一家没挤过。可你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你不是来做吃食的。”莫老爷说。
“我是。”
“先生，你在广州有场子，有买卖。”莫老爷说，“你到这条街上来，图什么。”
加代没说话。
“我做了三十年。”莫老爷说，“我这一栋楼，是我爹那一辈传下来的。我儿子今年二十七，他不接。我要是把这条街让出去，我这三十年算什么。”
“花圈是你送的。”
“那两个花圈，我认。”莫老爷说。
“你认。”
“我认。”他说，“可我没让人泼泔水。这话我先搁在这儿。”
加代没接他的话。
当天晚上，江林去了街尾那间扎作铺。
扎作铺的老板姓霍，六十来岁，铺子里堆着纸人纸马。
“老师傅，前两天有人做过两个花圈。”
“做过。”老霍说，“一个生意兴隆，一个开业大吉。白纸黑字，一人多高。”
“谁定的。”
“我不能说。”
“多少钱一个。”
“三十八。”老霍说，“两个七十六。”
第二天上午十点，加代让杜铁男把后院的圈抬出来。
两个花圈抬到街心那块空地上，一左一右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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