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五年。
惠州，桥东。
这条街不长，八百来米，两边十一家场子。三家歌厅，两家舞厅，四家台球，两家录像。
一峰在这条街上看两个场子。
“一个月多少。”
“六千。”一峰说，“一个场子三千。街中的金凤歌厅三层，街尾的东江舞厅二楼，都是我的。”
“这一条街呢。”
“十一家。”一峰说，“九家归铁算盘。剩下两家是自家人看着，街口那间录像厅，巷子里那个台球房。”
“铁算盘是谁。”
“本地的，姓周，四十五。”一峰说，“街上没人叫他大名。手底下有一帮能打的，八个人，个个身上有功夫。他自己不伸手。”
“他干什么。”
“他算账。”一峰说。
一峰是九〇年跟着加代从广州过来的。先在东江边上看舞厅，看到九三年，接下这两个场子。
一九九五年，台球一局三块，录像厅一张票两块。歌厅一个卡座最低消费一晚六百，舞厅门票十五。看场一个场子一个月三千，两个六千。一峰在街尾租了一间屋住，房租四百。
金凤歌厅三层。一楼二十四张台，二楼十二个卡座，三楼八个包房。东江舞厅在二楼，一个舞池，一支四人的乐队，两个驻场歌手。
“歌手多少钱。”
“一个唱一晚一百二。”一峰说，“乐队一晚三百。”
“歌厅一晚多少流水。”
“好日子三千八。”一峰说，“差日子两千。”
一峰的规矩是从广州带过来的：账一晚一清，客人喝多了不许往外赶，陪唱的姑娘不许出台。
看场的有四个人。两个从广州跟过来的，小毛和周强；两个是本地招的年轻仔。
“这条街好做吗。”
“晚上人多。”一峰说，“一到九点，街上站不下脚。”
“你的场子晚上坐多少。”
“金凤满的。”一峰说，“东江舞厅八点到十一点，台子一个不空。”
上个月初一，铁算盘的人到了金凤歌厅。
“一峰哥，周老板让我带句话。”
“说。”
“看场钱从下个月起，一个场子六千。”
“以前三千。”
“以前是以前。”那人说，“这条街十一家，都改了。”
“我们两个场子也改。”
“改。”
“不给呢。”
“不给就断客源。”那人说，“街口那两家录像厅，一晚上往你这儿送多少人，周老板心里有数。”
一峰当天晚上打了电话。
“哥，铁算盘把看场钱翻了一倍。”
“给了没有。”
“没给。”
“先拖着。”加代说，“你什么都别应，什么都别动。”
“拖多久。”
“等我到。”
“哥，要不先给。”一峰说，“一个月多三千，先保住生意。”
“给了就收不回来。”
“那我们拿什么打。”
“不用打。”加代说，“先看他怎么出牌。”
过了几天，金凤歌厅的酒水接不上了。
“怎么回事。”
“送酒的阿贵说，他不敢送了。”一峰说，“他一个月给我们走四十箱啤酒，铁算盘那边走两百箱。他说他挑大的。”
“啤酒哪儿还有。”
“街口小卖部，一箱贵八块。”
一峰跑了三天小卖部，一晚上只够卖半场。酒钱贵了，客人喝两瓶就走了。
十天后，夜里十一点半，小毛和周强从东江舞厅出来。
街尾有一段没灯，两边是民房。
八个人从两边夹上来。
小毛先看见的，喊了一声，把周强往墙边推。
没跑成。
那八个人手上都有东西，包着布。小毛挨了两下，护着头蹲下去；周强胳膊上挂了一截，人一直站着，站到那八个人走。
第二天早上，两个人在医院。
“怎么样。”
“小毛头上缝了六针，周强胳膊骨头有点裂。”一峰说，“大夫说躺半个月。”
“东西是什么。”
“包着布的钢管。”
“认得出人吗。”
“认得两个。”一峰说，“铁算盘手下的，一个叫高佬，一个叫阿南。”
从那天起，金凤歌厅和东江舞厅的门口坐上了人。
六个，一人一张小凳，坐在台阶下。不打人，不骂人，就是坐着。客人走到门口，看一眼，转身走了。
堵了三天。
第三天晚上，一峰给广州打了电话。
“哥，门口堵了三天，一天流水掉八成。”
“我明天到。”
第二天下午，加代到了惠州。
车停在街口。加代下车，带着江林、丁建往里走。
金凤歌厅门口，那六个人还坐着，一人一碗凉茶。
加代走过去。
“谁让你们来的。”
“周老板。”
“坐几天了。”
“三天。”
“坐到哪天。”
“坐到你们改了数。”
加代回头看了江林一眼。
“抬。”
江林和丁建一人抬一张凳，连人带凳端到街对面。一趟两个，三趟六个人，整整齐齐摆在马路那边。
那六个人站起来，站在对面，没动手。
“带句话回去。”加代说，“明天上午，我在街口茶楼等他。”
然后他去了医院。
小毛头上缠着纱布，看见加代进来，想坐起来。
“躺着。”
“哥，我给咱丢人了。”
“两个打八个，丢什么人。”
周强胳膊上打着石膏，坐在另一张床上。
“看清人了吗。”
“看清了。”周强说，“高佬在头里，阿南在他旁边。八个人，两个生脸。”
“还有一个人站在后头，没伸手。”一峰说，“一米八几，街上叫他大只广，以前在码头扛包。”
“高佬什么来路。”
“街面上传，他早年在佛山跟人练过散手。”一峰说，“阿南是打过擂台的，九三年在惠州拿过一回名次。”
“医药费多少。”
“一千八。”一峰说，“押金交了八百。”
加代在病房里坐了十几分钟。
当天晚上，一个人到金凤歌厅来送东西。
一封牛皮纸信，没封口。
一峰拆开，里头一张红纸。上头写着：八月十六，下午四点，东江边，三场两胜。
底下没有名字，画了一个算盘。
“送信的走了。”一峰说，“街对面停了辆摩托，他上车就走。”
那年的摩托一台一万二。
加代把红纸看了两遍。
“哥，接不接。”
“接。”加代说。
“他人八个，个个能打。”
“我知道。”
晚上九点，一峰把这条街的事讲了一遍。
“他九家在手上，一年下来多少钱。”
“一家一个月三千，九家两万七。”一峰说，“翻了一倍，就是五万四。”
“他的八个人，养多少钱。”
“一个人一个月一千五，管吃管住。”一峰说，“算下来一万二。”
“他手里有多少钱算多少。”
“哥，”一峰说，“这人不好对付。他不打人，他算人。”
第二天上午，街口那间茶楼。
铁算盘来了，一个人来的。
瘦，中等个，穿一件白衬衫，鼻梁上架着眼镜，手里一直转着一支笔。
“加代先生。”
“周老板。”
“我讲三句。”铁算盘说。
“你说。”
“头一句，这条街十一家，九家是我的。”铁算盘说，“这九家，是九〇年到现在我一家一家做起来的。九〇年这条街只有两家录像厅，夜里连路灯都没有。”
“二一句，看场钱是我的人拿本事换的。这条街上打架，一年少说七八回。去年街口录像厅的摊子让人砸了，是我派四个人去站了半个月，人家才不敢再来。”
“三一句，你这两个场子是新来的。新来的按新数，这条街上九家都按新数。”
“我不按新数。”
“那就按纸上写的办。”铁算盘说，“江边空地，三场。三场两胜，赢了这条街归我，输了我认账，带人走。”
“三场怎么打。”
“各出三人，各拿各的家伙。”铁算盘说，“打到起不来为止。”
加代把桌上那张红纸拿过来，翻到背面。
“规矩我改。”
“你改。”
“不拿家伙。”加代说，“不见红，点到为止。”
铁算盘手里那支笔停了。
“先生，不拿家伙，打的是本事。”
“打的就是本事。”
铁算盘看着他，看了半分钟。
“行。”他说，“不拿家伙。可有一条，趴下的算输，站着的算赢。”
“行。”
加代把三行规矩写在红纸背面，底下画了一道杠。
日子定在八月十六，下午四点，东江边。
到了那天，两边先后来齐。
那片空地是早年挖沙留下的，平的，一百来步宽，一边一个大沙堆。
铁算盘的人先到，八个人站在东边。铁算盘在后头，手里还是转着那支笔。
加代带的人随后到。
一峰，江林，丁建，小毛，周强，本地招的两个，一共十一个人。
两边隔着空地站着，中间空出三十来步。
铁算盘往前走了一步。
“加代先生，规矩按纸上写的。”
“按纸上写的。”
“那就开始。”铁算盘说。
“哥，他们八个人，我们十一个。”一峰说。
“场上就三个。”加代说。
加代回过头，往自己身后那排人看了一眼。
“丁建。”
“在。”
“头一场你上。”
“好。”
铁算盘那边，高佬走出来了。
三十五六，个不高，肩膀宽，穿一件背心，脚上一双布鞋。他走到空地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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