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四年。
江门，白沙路，银宫舞厅。
一楼是门脸，两扇木门，门头上挂着一块灯箱招牌。二楼是舞池，木地板，站得下两百人。
看场的人叫一峰。
“一峰，这舞厅谁开的。”
“何老板的铺面。”一峰说，“舞厅是我哥盘下来的。”
“你什么时候来的。”
“九二年。”
“之前在哪。”
“深圳。”
一峰三十岁，中等个，走路没声音。他在这间舞厅看了两年场，一天十四个钟头。
一九九四年，江门的工厂一个月四百来块，舞厅门票五块，一瓶啤酒八块。
“一峰，五块贵不贵。”
“不贵。”一峰说，“隔壁录像厅坐一下午两块五，没有姑娘，没有乐队。”
一峰在江门租了一间屋，一个月七十五块，屋里一张床，一个煤炉。他不抽烟，酒只在过年喝两口，一年回两趟广州。
“一峰，你不想回去。”
“场子在这儿。”
“场子是人看的。”
“看久了就是我的了。”一峰说，“门口那两扇门，我天天开，天天关。”
二楼的乐队四个人：鼓、贝斯、键盘，还有一个吹萨克斯的。驻场歌星叫阿梅，二十二岁，一晚上唱三场，一个月八百。
“阿梅，你为什么不出去走场。”
“走场累。”阿梅说，“这一个台，我唱完就能歇。”
“一个月八百。”
“够用。”阿梅说，“我弟还在念书。”
门口两个服务生，一个叫小陆，十九岁；一个叫阿坤，二十一岁。阿坤的娘在人民医院住着，住了两个月，一天要花七十多块。
一峰的规矩是这样：客人喝多了不许出门，门口两个人一站一坐，站的那个记车牌。
“记车牌干什么。”
“记着。”一峰说，“上个月有人把别人的摩托推走了。”
“找回来了吗。”
“找回来了。”一峰说，“车牌号一报，第二天车就送回来了。”
一九九四年五月，白沙路那头开了一间新的，叫金满堂。
门脸刷得亮，门口两只大灯，开张头三天白喝。
“一峰，那边什么价。”
“门票三块。”小陆说，“啤酒五块。”
“人比我们多吗。”
“多。”小陆说，“头一天队排到马路边上。”
金满堂的老板姓蒋，排行老二，白沙路这边都叫他蒋二。三十二岁，从前在中山那边做过录像厅，也做过水货。
“蒋二这个人怎么样。”
“不好惹。”门口修车的说，“上个月他让隔壁录像厅关了三天门。”
“为什么。”
“说人家抢了他的客人。”
六月里，蒋二的人来挖阿梅。
来的不是蒋二，是他身边一个叫阿强的。
“阿梅。”
“强哥。”
“过我们那边唱。”阿强说，“一个月一千五。”
阿梅在这边拿八百。
“我在这边唱惯了。”
“一千五。”阿强说，“一晚上两场，唱完就走。”
“蒋老板人怎么样。”
“你管他人怎么样。”阿强说，“你唱歌，他给钱。”
阿梅没答。
那天晚上她唱完最后一场，从台上下来，站在楼梯口等一峰。
“一峰哥。”
“嗯。”
“对面给我一千五。”
“你去不去。”
“我弟下学期的学费要两千四。”阿梅说。
一峰从兜里掏烟，掏出来又塞回去。
“你要走，就正大光明走。”
“我怕。”
“怕什么。”
“怕他不让我走。”阿梅说，“也怕你留我。”
第二天上午，阿梅来结工钱。她站在柜台前头，手里攥着那件上台穿的红裙子。
“一峰哥，这裙子我洗了。”
“放着吧。”
“我走了，场子怎么办。”
“还有乐队。”一峰说，“客人来听歌，也跳舞。”
“对不起。”
“别说这个。”一峰说，“你去挣钱。”
阿坤是七月里走的。走的前一天晚上，他来找一峰借钱。
“一峰哥。”
“多少。”
“三百。”
一峰给了他五百。
阿梅走了。她一走，乐队走了两个，鼓手和贝斯手都跟过去了。
那年七月，银宫一个晚上卖不到四十张票。
“一峰，流水多少。”
“三百来块。”
“上个月呢。”
“两千四。”一峰说，“蒋二那边开张以后，一天掉一层。”
“哥知道吗。”
“别说。”一峰说，“哥在广州收账。”
楼下摆烟摊的老头劝过他。
“一峰，你也过去算了。”
“我过去干什么。”
“人家那边一个月一千五。”
“我不是唱歌的。”一峰说，“我是看门的。”
七月十九号夜里十一点半，小陆在门口把一个人拦下来了。
那人喝多了，出门的时候往地上撒，小陆让他靠边站。
“你谁啊。”
“服务生。”
“服务生也管我。”
后头跟出来四个人，把小陆拽到路边，一个人架着胳膊，一个人扇，两个人踹。
跟他一起看门的老张上去拉，被推倒在台阶上，半边身子磕在石头上。
第二天一峰去医院，小陆两颗门牙没了，老张的腰直不起来。
“谁打的。”
“不认识。”
“车牌记了吗。”
“记了。”小陆说，“那辆车我认得，四个圈的。”
车主是金满堂那边的人，一峰知道，可那天晚上没人敢说是蒋二让来的。
“一峰哥，报不报。”
“不报。”
“为什么。”
“报了，明天我们的客人就不敢来了。”一峰说，“这事我记着。”
那天晚上，一峰把记录车牌的那个本子翻到新的一页，把那一行写上去。
八月二号，凌晨。
第二天早上八点，一峰照常来开门。钥匙插进锁孔的时候，他先闻到的是一股味。
门脸黑了一片。两扇木门的上半截烧成了焦炭色，门框上头那圈木头也黑到屋檐底下。门头那块灯箱招牌剩了半块，右半边全没了，剩下的半边吊在钉子上，一晃一晃。
门口的台阶上有几个黑脚印，一直通到后巷。
地上落着一只胶底鞋，左脚，鞋底朝上。
后巷那面墙上，半人高的地方有一个手印，白的。
“一峰，你看这个。”
“别动。”一峰说，“别踩。”
“这是什么。”
“救火的时候有人扶了一把墙。”一峰说，“手上有灰。”
一峰抬起头，看那块剩半块的招牌，看了一会儿。
“一峰哥，你哭什么。”
“没哭。”一峰说，“烟熏的。”
舞厅停业了。十四个人，包括乐队剩下的两个、服务员、一个扫地的，全都没活干。
“一峰，这半个月工钱怎么算。”
“我发。”
“你拿什么发。”
“我有。”
第二天，加代带着丁建到了江门。
他从广州坐大巴过来，三个钟头。一九九四年，票价十一块二。
他先看的门脸，站在马路对面看了十来分钟。
“哥，你站这儿看什么。”
“看黑到哪。”
“黑到门框。”
“二楼呢。”加代说，“二楼为什么没事。”
“泼在外头。”一峰说，“外头泼，里头点。”
“泼的人不想烧二楼。”
“为什么。”
“二楼有十四个人吃饭。”加代说，“他是来砸饭碗的。”
“哥。”
“门里头烧到哪了。”
“就到门。”一峰说，“二楼没事，地板没动，机子也没动。”
“为什么。”
“泼在外头。”一峰说，“泼完点的。”
“谁第一个看见的。”
“扫地的阿姨。”一峰说，“五点半，她来扫台阶。”
“那桶东西呢。”
“没了。”一峰说，“拎走了。”
加代走到后巷，看了看那个白手印，又低头看了看地上那只左脚胶鞋。
“这鞋多大。”
“四十一。”
“人呢。”
“没人看清。”一峰说，“那天晚上，门口一个客人都没有。”
“谁拎的桶。”
“不知道。”
加代没说话，蹲下去，把那只鞋捡起来，用一张报纸包上。
“马三。”
“哥。”
“你在江门待一阵。”
“待几天。”
“你什么时候找出来，什么时候回来。”
马三在江门蹲了七天。
头三天，他在白沙路两头的小酒馆坐着，一天坐十来个钟头，一顿饭一盘炒粉一块五，加一瓶啤酒。他不问话，光听。
第四天，他跟修车摊的老头混熟了。
“金满堂那边的生意怎么样。”
“火。”老头说，“一晚上两百多张票。”
“那边有几个看场的。”
“六个。”老头说，“都是蒋二从中山带来的。”
“还有别的吗。”
“上礼拜他们那边辞了一个。”
“辞了谁。”
“一个小孩。”老头说，“叫阿坤，原先在银宫看门的，上个月才过去的。”
“为什么辞。”
“不知道。”老头说，“听说是拿不出钱来挂账。”
马三又蹲了三天。第七天夜里，他在金满堂后门对面的巷子里站着，等到了十一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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