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重庆山洞林园。蒋介石在这里召见了一批又一批的军政要员,每一张脸都绷得很紧。解放军二野部队已经突破白马山防线,綦江、南川相继失守,重庆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蒋介石在客厅里焦躁地踱步,脑子里想的不是怎么守,而是怎么毁。南京、上海、广州在撤退前都炸了,重庆不能例外。

蒋介石需要一个具体执行的人。毛人凤和徐远举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让杨森来干。

杨森是重庆市长兼卫戍总司令,川军的老牌军阀,在重庆经营了多年。由他出面组织爆破,顺理成章,看上去合情合理。蒋介石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传令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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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森赶到林园的时候,心里已经有了数。他在军政界混了三十多年,蒋介石话还没说完,他就明白了这趟差事的真正含义,老蒋要炸重庆,但不想自己背这个骂名,要把罪责嫁祸到他杨森头上。

杨森当面答应了。从林园出来,他坐在车里,对随行秘书葛覃骂了一句:“妈的,老蒋不想干的事让我干。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我杨家先人板板的背都要遭诀肿。”

骂归骂,蒋介石的命令他不能不接。回到公馆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找来廖宗泽。廖宗泽是西南兵工署警务处处长,真实身份是军统少将级特务,专门负责爆破的技术活。杨森让他去摸清楚全城的目标清单:发电站、水厂、兵工厂、桥梁、电台,一共多少处,分别在哪里,需要多少炸药,廖宗泽报上来的数字是五百多处。

杨森的烦躁,很快传到了川东地下党的耳朵里。

中共川东特委当时已经确定了一条明确的策略:“为将重庆完整地接管下来,最佳方法是让安装导火索的人去掐灭导火索。”这个“安装导火索的人”,指的就是杨森。

但要接近杨森并不容易。他是蒋介石反共的马前卒,在重庆大肆逮捕和枪杀进步人士,手上沾了血。地下党需要一个能跟他说上话的人。他们找到了鲜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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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英是重庆有名的民主人士,特园的主人,民盟主席张澜长期住在他家里。更重要的是,鲜英和杨森有几十年的交情。两个人是成都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同学,住同一间宿舍,杨森睡上铺,鲜英睡下铺。四川军阀混战的时候,两个人各为其主,在战场上打过仗,但私交一直没有断。

地下党通过鲜英的儿子鲜继坚,把四项条件递了过去:第一,杨森的部队撤离重庆时,保证不破坏市区建筑,尤其是大溪沟发电厂。第二,尽力营救关押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革命志士。第三,劝说杨森不去台湾,率第二十军起义。第四,在可能的情况下活捉蒋介石。

鲜英把儿子鲜恒叫到跟前。鲜恒当时正和杨森的一个女儿谈恋爱,经常出入杨公馆,跟杨家上下都很熟。鲜英让鲜恒去一趟“渝舍”,把地下党的条件当面转达给杨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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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恒走进杨森公馆的时候,杨家上下正在收拾行李,准备撤离。箱子堆在走廊里,佣人来回搬东西,气氛很乱。杨森把鲜恒叫进了书房。

鲜恒把四项条件一条一条地说了,杨森听完之后,没有马上回答。他靠在椅子上,想了一会儿,然后一条一条地给了回复。

关于营救歌乐山的革命志士,杨森说,歌乐山是军统的地盘,他插不进手,这一条他办不到。

关于率部起义,杨森说,不太可能。他的第二十军已经被蒋介石分散调拨,他手上真正能指挥的兵力有限,而且蒋介石的特务在重庆盯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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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活捉蒋介石,杨森笑了一下。他说,他在城内只有一个团的兵力,连保护蒋介石的内二警都打不过,活捉蒋介石是痴人说梦。

但对于第一条,不破坏市区建筑,杨森答应得很干脆。他说他也是四川人,重庆是他的家乡,他承担不起毁城的千古罪名。他保证,他的部队撤离重庆时,绝不破坏市区建筑,也不会骚扰百姓。

杨森最后对鲜恒说了一句:“请转告令尊,我许诺的事决不食言。也请你们勿强我所难,有些事我的确是想办也办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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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英不甘心,亲自带着儿子开车去了一趟渝舍,想做最后的争取。到了门口,杨家正在做撤离准备,一片混乱。杨森以有要事在办为由婉言谢客。鲜英失望而归。

杨森在答应了鲜恒之后,做了一件很关键的事。他是破厂指挥部的总指挥,名义上负责整个爆破行动。但他把具体执行的事务全部推给了廖宗泽,自己只挂名,不实际参与。廖宗泽是军统的人,直接听命于毛人凤,杨森管不了他,但杨森可以做的,是不给他任何配合。

11月29日,廖宗泽开始组织实施爆破。重庆21兵工厂被炸,十八名护厂工人牺牲。大溪沟发电厂附近也埋了炸药,但工人们在地下党的组织下,提前把关键的机器零件拆卸转移了。有的工厂厂长和商会负责人响应了护厂的号召,跟前来爆破的军警周旋,拖延时间。

杨森手下的第二十军,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参与任何一起爆破行动。

当天晚上,蒋介石在重庆白市驿机场的“美龄号”专机上过了一夜。11月30日凌晨,飞机起飞逃往成都。杨森在重庆解放的同一天早晨离开了重庆,先到成都,后来飞往台湾。

他走的时候,把第二十军交给了次子杨汉烈。临走之前,他给杨汉烈留了一道密令:第二十军可相机起义。一个月之后,杨汉烈在成都附近的金堂县率部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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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解放的时候,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基础设施还在运转。大溪沟发电厂没有被完全炸毁,水厂还在供水,大部分兵工厂的设备被工人们保了下来。

国民党在撤离之前,原本安排了五百多处爆破目标,要把重庆变成一座瘫痪的死城。最终被炸毁的,主要是21兵工厂等少数目标。五百多处和实际炸毁的数量之间,差了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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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森在台湾一直活到1977年,九十三岁。他晚年写过回忆录,里面没有详细提重庆撤退的事。鲜恒后来去了美国,鲜英留在了大陆,当了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委员。特园后来成了中国民主同盟的办公地点,再后来变成了纪念馆。

杨森没有起义,没有活捉蒋介石,没有营救歌乐山的人。地下党提出的四项条件,他只答应了一条,也只做了一条。但就是这一条,让重庆的发电厂还在发电,让水厂还在供水,让大部分工厂没有被炸成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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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重庆经营了半辈子的老军阀,在最后一刻算了一笔账。他算的不是哪边会赢,而是哪边会让他背骂名。账算完了,他选了不背骂名的那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