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10日，北京密云山区。下乡知青刘跃进展开语文试卷，作文题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他后来回忆，那一瞬间，一年的往事像电影一样一幕幕涌来——就在两个月前，他还以为这辈子跟大学无缘了。
全国570万人，此刻正和他一样坐在考场里。他们有的三十多岁拖家带口，有的才十五六岁；有父子、母女，甚至老师和学生，同一天走进同一个考场。
一、高考，为什么停了十年
很多人不知道，那场改变命运的考试，曾经中断了整整十年。
1966年，高考被按下暂停键。此后的十年里，“上大学”不看分数，看成分、看出身、看推荐。招生靠的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工农兵学员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到什么程度？1977年8月，清华大学一位负责人曾当着邓小平的面诉苦：现在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毫不客气地打断他：“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二、一场座谈会，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主动请缨分管科学和教育。
8月4日到8日，他在北京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三十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授参加。起初，大家还心有余悸，没人敢说真话。邓小平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我给科学和教育当“后勤部长”。
就在会议上，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查全性站起来，说了那段载入史册的话：“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其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他痛陈现行招生制度的四大弊端：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走后门歪风、打击中小学师生积极性。最后他建议：改由各省统一考试，当年就改，今年能办的事就不拖到明年。
邓小平听完，当场拍板：“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高考。”
三、一场会，开了两个月
决策定了，执行却卡了壳。
8月13日，教育部召开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几十个部门的代表吵成一团：恢复考试，是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会不会翻“两个估计”的案？会议从仲夏开到中秋，议而不决。有人写诗调侃：“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纭难编排，虽说东风强有力，玉门紧闭吹不开。”
9月19日，邓小平发火了。他把教育部负责人叫去，话说得很直：“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
9月25日，会议结束，招生文件基本定稿。
四、49年前的今天，一锤定音
接下来的节奏快得惊人：
10月3日，邓小平把文件批送中央；10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原则批准恢复高考方案——正是49年前的今天；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转；10月21日，《人民日报》刊发消息《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
十年来积压的渴望，一夜之间被点燃。
五、570万人的冬天
1977年12月，这场考试在隆冬举行——那是中国高考史上唯一一次冬季高考。
复习资料奇缺，不少人白天干活、晚上在煤油灯下啃课本；报考人数太多，国家一时拿不出足够的纸印考卷，据多方记载，最后调用了原本准备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考场里，一边是拖家带口、三四十岁的工人农民，一边是十几岁的应届生；不少考场里，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师生、夫妻同场竞技。北京顺义知青牟子宁看到作文题《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想起插队岁月，哭着写完作文——据他本人回忆，监考老师也在一旁悄悄抹眼泪。
结尾：一场考试，点亮一个时代
那一年，570万人走进考场，最终27.3万人被录取，录取率不足5%——新中国高考史上最难的一届。
1978年春天，这27万人走进大学校园，成为“七七级”。他们之中，走出了后来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外交部长王毅、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走出了无数科学家、工程师、教师和医生。
恢复高考，恢复的不只是一场考试。它把“读书有用、知识值钱”这句被压了十年的常识，重新还给了这个国家；它让每一个普通人重新相信：命运是可以靠自己改写的。
从那一张准考证开始，中国重新拥有了一个朴素的信念——知识改变命运，公平照亮人生。而这场比赛，一旦开场，就再也没停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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