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聚餐我带6岁女儿赴宴，众人夸她好看，总裁紧盯女儿手腕的痣看了五分钟。

那天晚上我本来不想去。公司季度聚餐，定在城东一家粤菜馆，行政提前一周就在群里发了通知，说总裁也会参加，各部门务必全员到齐。我在市场部干了六年，这种场合去过不下二十次，每次都是同一套流程，领导讲话，互相敬酒，说些不咸不淡的场面话，然后各自散去。可这次不一样，妻子出差了，孩子没人带。我给我妈打了电话，她说腰疼犯了，带不了。给我岳母打，她说晚上约了人打牌。我在沙发上坐了半天，看着女儿趴在地上画画，彩色铅笔滚了一地。她画了一只猫，圆圆的脑袋，长长的尾巴，涂了橘黄色的毛，耳朵尖上点了两笔粉色。

她抬起头来问我：“爸爸，好看吗？”

我说好看。她说：“那我送给你。”她把画从本子上撕下来递给我。纸边撕得毛毛的，猫的尾巴断了一截。我接过来折好放进包里，说：“晚上跟爸爸去吃饭好不好？”她眼睛亮了，说好。我把她拉起来，给她换了件干净的外套，梳了梳头，又把她的小水壶装满水塞进包里。出门的时候她问我：“爸爸，我们去哪儿吃？”我说一个很大很大的饭店。她说：“有没有鸡翅？”我说应该有。她说：“那我要吃两个。”我说行。

饭店在商场四楼，电梯门一开，就看见行政部的同事站在门口签到。长条桌上铺着红绒布，摆着签到本和签字笔。她看见我带着孩子来，愣了一下，说：“哟，带闺女来了？”我说家里没人带。她说没事没事，多双筷子的事。她蹲下来摸了摸女儿的头，说：“小朋友真漂亮，叫什么名字呀？”女儿躲在我腿后面，露出半张脸，不说话。我说她害羞。行政笑了笑，说进去吧，随便坐。

大厅摆了八桌，已经坐了大半。灯光很亮，水晶吊灯把每一张桌子都照得明晃晃的。桌布是香槟色的，餐具摆得整整齐齐，每个座位前面放着一张印了菜单的红卡片。我带着女儿找了个靠边的位置坐下，旁边是部门里两个年轻同事，一男一女，都是去年刚来的。他们看见我带孩子，逗了她两句，女儿还是不吭声，低头玩自己的手指头。我给她倒了一杯水，又从包里掏出她的小水壶放在旁边。

凉菜先上来了，白切鸡、卤水拼盘、凉拌木耳、糖醋小排。女儿看见糖醋小排眼睛亮了，我给她夹了一块放在碗里，她用手捏着啃。我小声说用筷子，她换筷子夹，夹了两下没夹起来，又用手了。旁边的女同事笑着说没事没事，小孩子嘛。我有点不好意思，把排骨从她碗里拿过来，用筷子把肉剔下来，再放回去。她低头吃，吃得满嘴油光。

人陆陆续续到齐了。总裁是最后来的，从门口进来的时候，行政部的人迎上去引他到主桌。我远远看了一眼，他今天穿了件深蓝色的衬衫，没打领带，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看起来比上次全员大会的时候又瘦了一些。他今年五十三了，公司是他一手创办的，从最初的十几个人做到现在三百多号人。平时很少来公司，大部分时间在外面跑业务、见客户。我在公司六年，跟他说过的话不超过十句，都是电梯里碰见的时候点头问好。

他坐在主桌，跟几个副总坐在一起。菜开始上了，热菜一道一道地端上来，服务员推着小车在桌间穿梭。女儿吃了两块排骨，又吃了一碗米饭，开始坐不住了。她从椅子上滑下来，蹲在地上玩我的手机。我把手机给她，她看动画片，声音开得很小。旁边的男同事跟我碰了碰杯，说最近那个项目怎么样了。我说还在跟。他说听说甲方那边换了负责人。我说嗯，重新对接。他说麻烦。我说还行。

正说着，女儿忽然站起来，举着手机凑到我面前，说：“爸爸，没电了。”我低头一看，屏幕黑了。我把手机接过来揣进口袋，说回去再充。她说：“那我现在干什么？”我说你吃点东西。她说吃饱了。我说那坐着歇会儿。她说坐不住。我从包里翻出一张纸和一支笔，让她画画。她把纸铺在腿上，趴着画。画了一会儿，她说要上厕所。我跟旁边的同事说了声，带她去找洗手间。

洗手间在走廊尽头，经过主桌旁边的时候，我下意识地低了低头。女儿拉着我的手，小跑着跟在我旁边，手甩来甩去的。我听见主桌有人在笑，不知道在说什么。我加快脚步走过去，把她带进洗手间。她上了厕所，我帮她洗了手，又把她抱起来够洗手液。她按了两下，搓出一手泡沫，开心地笑。我拿纸巾给她擦手的时候，她的袖子往上滑了一截，露出手腕内侧的一颗痣。那颗痣很小，浅褐色的，圆圆的，像一滴没化开的巧克力。她从小就长着这颗痣，在右手腕内侧，靠近脉搏的位置。她妈妈说是胎记，怀她的时候就梦见过一颗小豆子落在手心。

我把她的袖子拉好，牵着她往回走。经过主桌的时候，有人叫住了我。是行政总监，坐在总裁旁边，端着酒杯站起来说：“带闺女来啦？来，让叔叔阿姨看看。”我不好推辞，带着女儿走到主桌旁边。女儿躲在我身后，一只手紧紧攥着我的裤子。行政总监弯下腰逗她：“小朋友几岁啦？”她伸出六根手指。行政总监笑了，说：“六岁啦？长得真好看，像妈妈还是像爸爸？”我说像她妈。旁边几个副总也凑过来看，说确实好看，大眼睛，小圆脸。有人从桌上拿了一块西瓜递给她，她看了我一眼，我点点头，她接过来小口小口地啃。

总裁一直没说话。他坐在主位上，手里端着茶杯，目光越过杯沿看着女儿。我注意到他的表情有些奇怪，说不上来哪里奇怪，就是不太对。他没有笑，也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凑过来逗她，只是坐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看着。我以为他只是对小孩子没什么兴趣，毕竟到了这个年纪，什么场面都见过了。我准备把女儿带回去，刚要转身，他忽然开口了。

“等一下。”

声音不大，但桌上的人都停了。他放下茶杯，站起来，绕过桌子走到我面前。他比我高半个头，站近了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樟脑丸味道，混着一点烟味。他低头看着女儿，准确地说，是看着女儿的右手腕。女儿正举着西瓜在啃，右手手腕露在外面，袖子滑到了小臂中间。那颗痣就那样露着，浅褐色的，圆圆的。

他盯着那颗痣看了很久。五分钟。我后来回想的时候，觉得那个时间长得不正常。周围的人也都察觉到了异样，行政总监端着酒杯的手悬在半空，几个副总面面相觑。女儿被看得有些不自在，把右手缩回去，换左手拿西瓜。可他的目光跟着她的手移动，从右手腕移到左手腕，然后停住了。左手腕上没有痣。他又看向她的右手，可右手已经缩到身后去了。

他抬起头来看着我。他的眼睛很深，眼窝凹陷，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他说：“她手腕上那颗痣，是天生的？”

我说是。天生的，生下来就有。他问：“她妈妈手腕上有没有？”我愣了一下，说没有。他沉默了一会儿，又问：“她妈妈叫什么名字？”我说了她的名字。他重复了一遍，像是在嘴里嚼什么东西，嚼了半天，没嚼出味道来。他说：“哪个字？”我说了。他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转身回到主位上坐下。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他皱了皱眉，又放下了。行政总监赶紧给他换了热茶，他接过去，没喝，放在桌上。

我带着女儿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接下来的时间我有些心不在焉，旁边的同事跟我说话，我嗯嗯啊啊地应着，其实没听进去。我脑子里一直在想刚才那个画面。他盯着女儿手腕上的痣，看了五分钟。那个眼神太专注了，专注得让人发毛。一个五十三岁的男人，盯着一个六岁女孩手腕上的痣，看了整整五分钟。这太不正常了。我想不出任何合理的解释。也许是那颗痣的形状特别？也许是让他想起了什么人？也许只是无聊？可那个眼神不像无聊。那个眼神里有东西。什么东西我说不上来，但让我心里发紧。

聚餐快结束的时候，总裁先走了。他站起来跟桌上的人点了点头，说了句“大家慢慢吃”，就从侧门出去了。经过我们这一桌的时候，他的脚步顿了一下。他偏过头来看了一眼女儿，女儿正低头用勺子挖冰淇淋吃，没注意他。他看了几秒钟，然后走了。我抬头的时候正好对上他的侧脸，他的下颌线绷得很紧，嘴角往下压着。

回家的路上，女儿在出租车后座睡着了，头靠在我腿上，呼吸均匀，睫毛长长的，随着车子的颠簸轻轻颤动。我低头看着她的脸，忽然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堵着，说不清是什么。我掏出手机，给妻子发了条消息，问她几点回来。她回说还在谈事，可能要晚。我打了几个字又删掉，打了又删。最后只发了一句：早点回来。她回了一个嗯。

那天晚上我把女儿放到床上，给她脱了外套，拉了拉袖子，又看见了那颗痣。我坐在床边看了很久，直到妻子开门进来。她轻手轻脚地换了鞋，走进卧室，看见我坐在女儿床边，问怎么了。我说没事，你吃饭了吗。她说吃了。她去洗澡，我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屏幕上的画面一帧一帧地跳，我一个都没看进去。脑子里全是那个画面，总裁盯着女儿手腕的痣，五分钟。我甚至开始数，五分钟是三百秒。三百秒里他看了多少眼，眨了多少次眼，在想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种感觉让我很不舒服，像有一根刺扎在什么地方，不疼，但一直在。

接下来几天我照常上班。周二开周会，市场部汇报季度数据，我站在投影前面讲了二十分钟，总裁没来。周三我去财务部签字，路过总裁办公室，门关着，百叶窗拉得严严实实。周四中午在食堂吃饭，听见隔壁桌有人小声议论，说总裁最近好像在查什么事，行政部被叫去谈了好几次话。周五下午，我的直属领导忽然找我，说总裁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我说现在？他说现在。

我上楼的时候腿有点发软。我不知道为什么。明明什么都没做，可我就是心慌。电梯到了顶楼，我穿过走廊，在总裁办公室门口站定，敲了敲门。里面说进来。我推门进去，他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份文件，手里拿着一支笔，正在圈圈画画。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说坐。我坐下了。他把笔放下，合上文件，靠在椅背上，看着我。他看了很久，比看女儿那颗痣的时间还久。我被他看得后背出汗，可我没说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终于开口了。他说：“你爱人，是不是九月生的？”我说是。他说：“哪一年？”我说了年份。他在纸上写了一下，又抬起头来看着我。他说：“她是不是在某某医院出生的？”我说是。他的手顿了一下。他说：“你回去问问她，她出生的时候，医院有没有给她戴过一条手链。红色的，上面有一颗转运珠。”我说什么手链？他说：“你问她。她要是记得，让她来找我。”

我站起来的时候腿是软的。我走到门口，他在背后又说了一句：“你女儿手腕上那颗痣，跟她妈小时候一模一样。”我回过头去，他已经低下头继续看文件了，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我站在门口愣了几秒，然后拉开门出去了。

走廊里很安静，空调的风从头顶吹下来，吹得我后脖子发凉。我掏出手机，翻到妻子的号码，手指悬在拨号键上，迟迟没有按下去。我不知道该问她什么。问她手腕上有没有痣？问她出生的时候医院有没有给她戴过一条红手链？问她认不认识总裁？这些问题排着队从我脑子里冒出来，挤在一起，乱成一团。我把手机收起来，走进电梯，按了一楼。电梯门关上，镜面里映出我自己的脸，眉头皱着，嘴角往下撇，像老了十岁。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妻子正在厨房做饭，女儿趴在客厅地毯上画画。我站在门口换了鞋，走进厨房，站在她身后。她回头看了我一眼，说：“回来了？饭马上好。”我说嗯。她继续切菜，刀在砧板上笃笃笃地响。我看着她手腕，左手腕上没有痣。右手腕上也没有。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我张了张嘴，又把话咽回去了。

吃饭的时候她问我今天怎么样。我说还行。她说你脸色不太好。我说可能累了。她给我盛了一碗汤放在面前。我低头喝汤，热汤滚过喉咙，烫得我眼睛有点发酸。女儿在旁边叽叽喳喳地说学校的事，说今天美术课画了小猫，老师夸她了。她妈妈笑着摸她的头，说真棒。我看着她们两个，忽然觉得这个画面很陌生。像隔着一层什么东西在看。那层东西是透明的，可怎么也捅不破。

那天晚上女儿睡了以后，我坐在阳台上抽烟。妻子过来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她说你骗人。我说真没事。她站在我旁边，把阳台窗户推开一条缝，夜风灌进来，吹得窗帘鼓起来。她忽然说：“你今天去总裁办公室了？”我转头看着她。她没看我，眼睛看着窗外。我说你怎么知道。她说：“他给我打电话了。”我手里的烟停在半空。她说：“他问我是不是九月生的，哪一年，在哪个医院。”我等着她说下去。她说：“我告诉他了。他听完就挂了。”她停了一下，又说：“他还问我，手腕上有没有一颗痣。”

她转过头来看着我。阳台上很暗，只有客厅透出来的一点灯光照在她脸上，一半明一半暗。她说：“我没有痣。你知道的。”我说我知道。她说：“可他为什么问这个？”我没说话。我把我那天在聚餐上看到的事跟她说了。总裁盯着女儿手腕的痣看了五分钟，然后问我她妈妈叫什么名字，哪个字。我说完这些的时候，她的脸色变了。变得很白，嘴唇抿成一条线，像是想起了什么，又像是什么都没想起来。

她站在那里，半天没动。然后她说：“我妈以前跟我说过一件事。”我说什么。她说：“我小时候刚出生那会儿，在医院被抱错过。就几个小时。后来护士发现了，又换了回来。我妈说那天她吓坏了，抱着我哭了一下午。可后来看没什么事，就没再提过。”她顿了顿，说：“我妈说，那个抱错的孩子，手腕上有一颗痣。”

阳台外面的风吹得更大了，窗帘扑棱棱地响。我手里的烟已经烧到了头，烫了一下手指。我把烟头摁灭在花盆里，转过身来看着她。她站在黑暗里，肩膀微微缩着，两只手绞在一起。我伸手去握她的手，她的手很凉。她说：“你说，他是不是……”我说：“别想那么多。”她说：“可万一呢。”我说：“没有万一。你是你妈生的，我亲眼看着的。”她说：“那痣呢。”我说：“巧合。”她说：“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巧合。”

我没有回答她。因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有些事你越想越复杂，越想越觉得处处都是线索，可每一条线索都指向一个你不敢走进去的岔路口。我搂着她的肩膀把她带回屋里，关了阳台的门。客厅的灯亮着，暖黄色的光铺满了地板。女儿房间的门虚掩着，能听见她均匀的呼吸声从门缝里传出来。我站在客厅里，看着这个住了七年的房子，看着沙发上的毛绒玩具，看着茶几上没收拾的碗筷，看着墙上挂着的全家福。照片里我们三个站在海边，女儿骑在我脖子上，妻子靠在我肩膀上，三个人都笑得很开心。那时候她手腕上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

第二天是周六。我带着女儿去了游乐场，妻子说她想在家待着。我知道她想一个人静静。我带着女儿坐了小火车，吃了棉花糖，钓了金鱼。她玩得很高兴，跑得满头是汗。回家的时候她在车上就睡着了，我抱着她上楼，推开门的时候，妻子坐在沙发上，面前放着一个铁盒子。那个盒子我见过，是她放旧物的，里面装着小时候的成绩单、毕业照、几封信和一条红绳。红绳上穿着一个小木珠子，已经磨得发亮了。她把这根红绳拿在手里，看着我。

她说：“我妈今天早上给我打电话了。她说我出生的时候，医院确实给戴过一条红手链。上面有一颗转运珠，银的。后来出院的时候，护士说手链摘了，可我妈说没有，一直戴到回家。后来有一天，手链不见了。她以为是掉在哪儿了，没在意。”她把红绳举起来，那颗木珠子在灯光下泛着暗沉的光。她说：“我今天翻了一上午，在我小时候的衣服口袋里找到了这条红绳。可上面的珠子不是银的。是一颗木头的。”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晃动。她说：“我妈说她记得很清楚，那颗珠子是银的。后来怎么会变成木头的。”

屋子里安静得能听见钟走的声音。女儿在我怀里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什么，又睡过去了。我抱着她站在客厅中间，看着妻子手里那条红绳和那颗木珠子。我想说点什么，可嘴唇动了动，什么也没说出来。因为我知道，有些事一旦开始想，就停不下来了。那条红绳上系着的，到底是银珠子还是木珠子，也许只有一个人知道。而那个人，此刻正坐在顶楼的办公室里，看着一份文件，等着我们去找他。

妻子把红绳收起来，放回铁盒子里，盖上盖子。她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伸手把女儿从我怀里接过去。她抱着女儿往卧室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下来，背对着我说：“我想带她去见他。”我说：“你想好了？”她说：“想好了。有些事得问清楚。”我说：“那我陪你。”她没回头，只是点了点头。然后她走进卧室，把女儿放在床上，拉过被子盖好。她坐在床边，一只手搭在女儿的手腕上，手指轻轻覆在那颗痣上。灯光从客厅透进来，照着她的侧脸，安静得像是睡着了。

我站在客厅里，看着那个铁盒子。盖子没盖严，红绳从缝隙里露出一小截。我走过去，把盖子打开，把那条红绳拿出来放在手心。木珠子很轻，温温的，像是被人攥了很久。我把红绳翻过来，发现珠子背面有一道很细的刻痕。我凑到灯下仔细看，是一个字。笔画很少，刻得很浅，像是用针尖划的。我辨认了半天，认出来了。是一个“安”字。平安的安。

我攥着那颗珠子，站在客厅的灯光下面。窗外的夜色很浓，远处的楼群里亮着万家灯火。我不知道那些灯下面都藏着什么样的故事。也许每个人都有一些不知道的事，埋在过去的某个角落里，等着某一天被人翻出来。你以为是巧合，其实是必然。你以为是偶然，其实是早就写好的。我松开手，把红绳放回盒子里，盖上盖子，推进抽屉最深处。

第二天一早，妻子给总裁打了电话。她站在阳台上，声音压得很低，我在屋里听不清她说了什么。只听见她最后说了一句“好，那明天下午”。她挂了电话走进来，脸上没什么表情，说：“他约我们明天下午三点，去他办公室。”我说好。她看了我一眼，说：“你怕吗？”我说不怕。她说：“我怕。”我走过去握住她的手，她的手还是凉。我说：“不管是什么，咱们一起。”

那天晚上我们两个都没睡好。我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各种可能的场景。她也没睡，我能感觉到她也在翻身。半夜的时候她忽然说：“你说，他会不会是我爸？”我没说话。她接着说：“我妈从来没提过我爸。我问过她，她说我爸在她怀我的时候就走了。走了就再也没回来过。”她停了一下，又说：“我妈说，我爸姓安。”

姓安。我脑子里嗡的一声。那颗木珠子背面刻的那个字，就是安。我躺在黑暗里，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听见自己的心跳一声一声地响。妻子翻过身来，把脸埋在我肩膀上。她的肩膀在抖。我伸手搂住她，什么也没说。说什么呢。有些事，到了明天就知道了。可知道了以后呢。日子还是要过。女儿还是要上学。我还是要上班。她还是要早起做饭。可有些东西，可能会不一样。也可能会一样。谁知道呢。

第二天下午，我们去了公司。电梯上到顶楼，走廊里很安静，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地毯上，一道一道的。妻子牵着女儿的手，我跟在后面。她今天特意给女儿穿了件长袖，遮住了那颗痣。可我知道，遮不遮都一样。那颗痣长在那里，拿不掉，也藏不住。她站在总裁办公室门口，深吸了一口气，抬手敲门。里面说进来。她推门进去了。我跟在后面，看见总裁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放着一份文件，和一杯没动的茶。他抬起头来，看着妻子，又看着女儿。他的目光在女儿脸上停了很久，然后移到她的手腕上。袖子遮着，看不见那颗痣。可他的眼神好像能穿透布料，看见那下面的一切。

他站起来，绕过桌子，走到妻子面前。他看着她，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妻子也看着他，手攥着女儿的手，攥得很紧。他们就这样站着，谁也没说话。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落在他们中间的地板上，一道一道的，像栅栏。女儿抬头看了看妈妈，又看了看面前这个陌生的男人，忽然说：“妈妈，这个爷爷为什么哭？”妻子低头一看，总裁的眼眶红了。他伸手抹了一下脸，转过身去走到窗户前，背对着我们站了很久。然后他转过身来，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东西，放在桌上。是一条红绳，上面穿着一颗银珠子，已经发黑了，可还能看出来是银的。珠子旁边，系着一小段红绳，颜色比手链上的深一些，像是后来接上去的。

他指着那颗银珠子，声音有点哑：“这是你出生那天，我给你戴上的。后来抱错了，我找到你的时候，手链还在你手腕上。我把它摘下来，想留个念想。可后来……后来你妈带着你走了，我就再也没见过你。”他停了一下，又说：“那颗木珠子，是我后来换上去的。银的丢了。我找了一颗木的，刻了个安字。想着等你长大了，要是能看见，就知道我还在。”

妻子站在桌子前面，看着那条红绳和那颗银珠子。她没哭。她只是站在那里，手攥着女儿的手，攥得很紧很紧。女儿又抬头看了看妈妈，说：“妈妈，你怎么了？”妻子蹲下来，把女儿搂在怀里。她的肩膀在抖，可她没有出声。我站在她们后面，看着这一幕，心里翻涌着说不清的滋味。有些事你猜到了，可真看到的时候，还是不一样。总裁站在窗户前，背对着我们，肩膀微微地耸着。阳光从他背后照进来，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铺在地板上，一直延伸到我们脚下。

那天后来发生了什么，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妻子牵着女儿的手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走廊里的灯亮了，照着她们俩的背影，一高一矮，手牵着手，慢慢地往电梯口走。我跟在后面，看着她们，忽然觉得那个画面很安静。安静得像是被什么东西定住了。

电梯门关上的时候，妻子靠在我肩膀上，闭着眼睛。女儿夹在我们中间，仰着头看电梯里跳动的数字。她说：“爸爸，那个爷爷是谁？”妻子没说话。我低头看着女儿的脸，说：“是一个认识你妈妈的人。”女儿哦了一声，又问：“那他还来吗？”我说不知道。女儿说：“他哭了。”我说嗯。她说：“他为什么哭？”我说：“因为他想起了一些事。”女儿想了想，说：“那他想起来了吗？”我说想起来了。她说：“那就好。”然后她低下头玩自己的手指头，不再问了。

电梯到了一楼，门开了。我们走出去，外面天已经全黑了。路灯亮着，街上的车一辆接一辆地驶过。妻子站在路边，看着马路对面那排梧桐树。叶子落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在风里哗哗地响。她忽然说：“回家吧。”我说好。她牵着女儿的手往前走，我跟在后面。走了几步，她回过头来看着我，说：“你饿不饿？”我说有点。她说：“那回去我给你煮面。”我说好。她说：“加个鸡蛋。”我说好。她说：“你别光说好。”我笑了一下，说：“加两个鸡蛋。”她也笑了。那个笑很轻，像冬天窗户上哈出来的一口气，一眨眼就没了。可它确实出现过。

那天晚上她煮了两碗面，每个碗里卧了两个荷包蛋。我们面对面坐着，吃着面，没怎么说话。女儿已经睡了，屋子里很安静，只有筷子碰碗沿的声音。她吃完面，把碗推到一边，看着我说：“我明天给我妈打个电话。”我说好。她说：“我想问问她，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好。她说：“你要不要一起听。”我说好。她说：“你别光说好。”我说：“我听着呢。”她看了我一会儿，站起来收了碗去厨房洗。水声哗哗地响，我坐在餐桌前，看着窗外的夜色。远处有一盏灯，亮在不知道谁家的窗户里。安安静静的，像一颗不会说话的星星。

有些事，弄明白了，也未必能怎么样。可弄明白了，至少知道自己站在哪儿。知道了站在哪儿，才知道往哪儿走。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着妻子在黑暗里均匀的呼吸声。她睡着了。睡得很沉。我翻了个身，看着窗帘缝里透进来的一点路灯光。那颗木珠子上的“安”字，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平安的安。一个父亲给女儿刻的字。刻了那么多年，磨得发亮了，也没能送到她手里。可最后还是送到了。绕了那么大一个圈子，还是送到了。

我想，明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日子还是要照常过。可有些东西，确实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