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南通书友”严晓星来武汉，带给我的最大意外之喜，还不是与他这位“才辩之士”见面本身，而是他主动提出可以让我一块去看看俞汝捷老先生。俞老是《掌故》的中坚作者，严兄身为主编，自然不好过其门而不入，让我跟上似乎不过顺带之事，但他不知道的是，俞老师本就一直是我在湖北省内最想见到的文史前辈，只是始终无由得会，尽管彼此住所相距不过两公里，踩上自行车拐个弯就到他老人家小区了。但咱总不能学张迷钱粉，跑去人家小区翻检垃圾桶，亦或者仿效南通又一名士，蹲守他家门口，戏精上身制造偶遇的“佳话”。
省社科院宿舍区周边
现在回想，得闻俞先生大名，都在约莫20年前了。那时，网上突然流传一篇长文，《花朝长忆蜕园师》，是专写已故学界名宿瞿兑之晚年生涯的，其文风沨沨其和肫肫其仁，其学养莫测其深莫究其广，文章整体漂亮的不得了，又情真意切得句便佳，读后也是佩服得不行，曾反复看了数遍，加之敝人又是多年“瞿粉”，印象也就更深刻了。这篇文章的署名，正是“俞汝捷”，是我此前没有听过的名字，不免讶为奇事，既意外这是何方神圣，也惊疑今人还能写出这样的文字来。这种出经入史清绝朗雅健的“老派文章”，是来不得半点偷巧的真工夫，也完全是民国古法旧气遗意，今人虽号为名公文宗者，也已极少能措手，都可以去申报非遗了。老先生1943年生人，彼时也已年近七十，古所谓收棚落帆的年纪，可文字还丝毫不见衰敝之感，细筋入骨，精熟为运，游刃恢恢，已不仅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气象。而后俞先生谈起，我才知道他早年是念私塾出来的。他自己也说，1949之后的中国文化人，念过私塾的与没念过私塾的，即便岁数相仿，在为学路数与生命格调上，其实已经是两代人。我说余潜山晚年写回忆录，也说过类似的看法，他颔首微微一笑。
所谓“即其书，而知其胸中之所养”，我是最喜欢这样的老辈文人的。我说他是我在鄂省最想见的前辈，大抵也是这么两个原因：一个是他学问奇，另一则是他阅历奇。前者，他已是那种当今罕见的那种“兼顾中西之法，才学识俱佳”的知识人，知识系统非常博杂，俨然过去所谓的“通人”。他娴于经史集部，精通书法，雅擅诗词，文言文乃为当行，却又邃晓西方文论，出过好几本此类著作，还谙熟英文，1980年代就翻译出海明威小说，甚至可以畅行无碍写小说，当代历史小说名著《李自成》“续笔”即出其手，能毫不费力客串一把“高鹗”角色；后者，他出身文化名门世家，此生所亲炙的师长几乎清一色当世大师巨擘，青少年时代是瞿兑之的入室弟子，1960初年代入读复旦中文系，日常所接触都是蒋天枢刘大杰朱东润这等人物，中年以后更是直接出任姚雪垠“写作秘书”近十年，日后往还亦皆一时名士，如今有他这种师承与经历的，只怕海内外找不出第二人来了，从这方面讲他也是一身故事，一肚子的掌故，只待汩汩而出。如此传奇又低调至极到犹如隐士的老人，倘能远远望一望也是好的，至于能就近促膝闲聊上几句都是不敢奢求的，这并非我有意一惊一乍，而是真实感想如此。也可能是我对瞿兑之实在太感兴趣了，你让我去见饶选堂都未必有这个兴致。当然没想到严晓星兄此番武汉之行，会意外且轻松地促成我这个愿望。
下午2：25分左右，我先见到了俞老先生，在省社科院教师住宅小区内。本来，严晓星兄是要偕我登门拜访的，但俞老先生回说近期正在整理捐献藏书，家里乱糟糟的不便接待云云，只好由我受命就近找了一家茶馆，到时接他老人家出来唠唠嗑。中午临出发前，严兄又告知接站接风的《艺坛》主编江东老师（有意思的是，严的网名正是“江东子弟”），以及本地名琴家贾文田、雷岚岚师徒听说后也有意一瞻前辈芝宇，遂改变计划兵分两路，我单独坐地铁前往，他们则饭后开车赶来。我到后，正与卫门大叔聊着，转头忽见一位老者施施然走来，发量稀疏，红光满面，精神健旺，态度宁静，衣装整饬又气度不凡，我判定这是俞老先生无疑，盖我是见过他青年与中年时分照片的，上前一问果然。寒暄过后，我请他到旁边长椅上小坐，趁机闲聊了一回。他问我什么名字，我报上之后，未料他又问，你是不是写过一个叫刘宅宅的公众号，我听闻是既震惊又汗颜，但也只能承认。俞先生接着说了两句肯定的话：一句是“我常常看，你说的那些看法我基本都认同”，另一句则是“你文笔还是老道的”，尽管这些话可能只是出于长辈的一种爱护，但我已经很感动了，心中更有一丝窃喜，盖有这样的“贽礼”垫底，他对我是有所了解的，那后面的谈话就好继续多了。至于我好奇的他如何会刷到我的公号，倒不值得一问了。只是还没说上一句，严兄他们就到了，我们就移步到了旁边的茶馆，冲着茶继续闲聊。茶是绿茶，俞老先生点的，退后严晓星兄还开玩笑，“老先生果然是上海人”。走的路上，我还特意问老先生，他应该算哪个地方的人，说的是哪一种方言，因为他的生活背景比较复杂，大体是原籍浙江上虞，生在上海滩，长在湖南长沙，后半生又定居武汉。他回说自己是上海人，说的是上海话，但长沙话也会讲一点，且吟咏古诗词用长沙话还是更“对味”些，至于上虞则真只是“父母之乡”，他都没有去过了。还很有意思的一段闲话是，他还特意问我，咱公号署名的“王睘”的“睘”该怎么念，这个字似乎都没有见过，俨然是个死字了，我回说了读音与“拆字法”缘由，他听罢呵呵一笑。这似乎也是“老派知识分子”惯有的执念，一书未读一字不识，都是耿耿在心的。
我给俞先生在小区内拍的照片
待到了茶馆坐定，大家纷纷请教。一通龙门阵下来，老先生给我的最大印象起码有二，一是谈话特别有条理有逻辑，不管话题的线抛出再远，他总有本事给扯回来，好似一部好的长篇小说，有浓淡疏密，有旁逸斜出，但叙事总之有一条中心在镇场，二是他记忆力极好，近两个小时间谈到的故人古人不下两三百位，但他从未有“话到嘴边”的卡壳，并且都是具体到某个年份，分毫不差。比如我分别问到老复旦中文系的陈允吉、吴中杰、陈四益是不是都是学弟，他不仅差不迟疑地回说不是，都入学比他早，都还认识，而且脱口而出他们的出生年分别为1939年、1936年、1939年，我回头一查果然。这其实都是脑力依旧极好的表现。真正的老辈学者都记性好，似乎都是年少时代严苛的“背功”训练打下的“童子功”基础，所谓“熟读名篇似照镜，背诵古文如磨刀”，俞先生也不例外。他是精研诗词曲的名家，自己也下场作诗词，他似乎还是最热衷于此，所以谈话中随时都是征引一首首诗词全篇的，还几乎都是我闻所未闻的僻篇，可惜我于此道完全外行，没有办法记录下来。最近我翻阅无锡刘桂秋先生那部《无锡国专编年事辑》，里面有钱仲联年轻时的学生回忆，说钱能背上万首古诗词，此前我还觉得未免夸大其词，眼下见了俞老先生这番“现身说法”，我已经相信他们这些“老派文人”很多是可以做到的，而且还会是一种“基操”。引申想，后来的文史学人再怎么悬梁刺股，功力总是输了一层两层，只怕根底就输在这种“起跑线”上的经籍记诵功夫，进而“有无念过私塾”会自然分流成为两代人。
由于严晓星兄过去就见过俞先生，平日私下也多有交流，他似乎没什么需要当面请教的了，所以多由我发问。我的疑问，主要是围绕其师承经历展开的，主要有三：一是瞿兑之，二是姚雪垠，三则是他从学时代的复旦中文系。我于瞿兑之生平有两大困惑，俞先生都很好地替我解答了。我说1940年代，瞿兑之并不缺钱，他平生又不屑于做官，还素来重视气节，何以也会“下水”了呢，而且那么突然，始终想不通，颇费猜疑。俞先生沉吟半晌，回说这个事他年轻时也想过问瞿先生本人，可到底不好开口，所以也只是臆测，而且是从彼时瞿氏诗词推断出来的，他认为那时的瞿公是受到威胁的，“他又是很胆小的一个人”，还说情状可类比知堂。俞先生的解释，似乎也不是什么“新见解”，我虽未必完全认同，但也觉得很有道理，因为前后着实是有迹可循的，明显确实有难以言说的苦衷隐情在，所以他是1938年12月26日“正式下水”的，可在此前不久的6月份，他亲笔所写的《汪穰卿年谱序》一文还在意有所指地大发感慨，“在他人未有不颓然称自屈者，而先生率性而行，曾不中悔，固由贞谅之操、激越之怀使然，然亦赖其时纪纲虽弛而未解，风会虽靡而未污，士大夫以节相矜之习犹未全泯。二十年之后又何如者，先生虽存，恐虽欲求奸回之见侮，朋旧之不谏，亦不可得矣”云云，明显是在犹豫中欲有所辩白而不能。我再问，瞿兑之与其“高足”朱金城那桩“灭师”公案到底内情如何，似乎还从未有人清楚谈过，可能触及其伤心事了，俞先生听罢表情微变。听得出来，他对恩师瞿蛻园感情是很深的，而在他眼中，同门朱某某则是那个“夫己氏”，他是很不屑很鄙夷，至今不肯谅解的。他很明确地告诉我，瞿鼎革后本来还是无事的，而且还颇受礼遇（此刻我插话：是，瞿都入选了文史馆员了，俞先生断然否定没有这个事，而是“徐汇区政协委员”，我回到家后一查证果然，事实是1952年冒广生曾推荐瞿入文史馆，但受阻未果，此点亦可见俞先生记性之好），是朱金城把他这位恩师给卖了，瞿兑之才莫名其妙入狱10年，最终枉死罗城。俞先生还具体罗列了些事由，可惜我未能悉记。他说钱伯城是有文章记述此事的，只是也影影绰绰。我说朱是从来避谈此事的，俞先生说是。俞先生还说，当初上海周边邻居都知晓此事，多年来一直都对朱指指点点。我说此事从时代背景来看，朱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彼时的那种瓜蔓抄法，不容他不交代，彼时人们都是这样才能过关的，只是若有添油加醋可另说，俞先生认真听了，不置可否。不过，随后他也说了，瞿师进去之后，也同样“供”出了其父俞莱山，只是俞公性格更直硬，直接顶了回去，嚷嚷“你们宁愿相信一个叛贼的诬陷，也不愿相信我一介良民的话”，义正词严，逻辑严密，才搪塞了过去。他还说，那时候瞿兑之总来找他父亲闲聊，说的话都很大胆，连他都总被摒在门外，找借口让他出外买点下酒菜什么的，虽然回来时也听了不少“謦欬”，受益终身。至于上述那个悲剧，固然可见瞿兑之与朱金城师徒的性格软弱，但同样一个做法，俞先生是从未记恨瞿兑之却有永远原谅朱金城，似乎很有点“因人而设”且“此一是非彼一是非”的嫌疑，或可以见史家判断历史人事，也总是难免为个人感情所左右的。
俞先生在书上签名
至于姚雪垠，我也主要有两个疑问。一个，我们坐在小区长椅上时就直接问了。我说，按我的阅读理解，姚雪垠明显是偏左的，而您俞先生是偏右的，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完全不是一路人，当时两人是怎么能够合作无间的？我本以为这个问题很冒昧，岂料俞先生听后很高兴，顿时眉飞眼笑，连说“你的判断是对的”，还喃喃自语了两句，“我怎么可能是左派呢”。他接着说，“姚先生”那个时代的人，是不大可能不左的，但他是很真诚的左，他是真心信那一套理念的。俞先生接着感慨，可惜我离开他太早了，1985年为了结束两地分居才不得已回到了武汉，“如果我还在他身边，他后来不会那么左的，至少不会搞出那些事”，“我们在一块时是经常争论经常吵的，姚先生还是愿意听我的”。他又接着说，理论家一般可分两种，一种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另一种则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后来的“刘性格”显然是前一种，“他的那套暴得大名的性格组合论其实是很浅的东西，偏偏姚老受人怂恿要对着干”，“哎，晚年的姚老，实在太愚不可及了！”，他一再感叹。另一个疑问，我说许建辉那本《姚雪垠传》里，那位处处与姚针锋相对，而且似乎时刻要置其于死地，但讳莫如深隐去姓名的“武汉理论家”，是不是就是李X，俞先生点头称是。我说这里面很奇怪，姚与李还是河南老乡，又是老河南大学校友，本该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怎么会仇怨这么大，老李非得下死手不可？俞老师的回复很巧妙，他说这主要是“左与更左”的区别，外人总以为姚老很左了，可总有比他更左的，认为他过于落后，总忍不住要打一打的，更何况彼时的姚其实地位很低，远不如李X得势，是弱势的那一方。他还说，李X他是有接触的，现实中对他还不错，李的女儿还是多年同事呢，言罢还给我指了指李X女儿的住处。其后，江东老师问起姚“上书”的前后细节，说有身边老辈熟人曾跟他说过，姚这个事还是这位熟人鼓动的，想求证是否真是如此。俞老师接过茶，抿了一口，娓娓道来前因后果。此事好些话在此无法细说，只是不妨择其有意思的两件谈谈：一个，彼时的姚雪垠是为了能安心创作《李自成》才上书的，也确实开了绿灯，但戚威海是很反对的，他曾对湖北这边要人下了一句妙论，“你们别看《李自成》如何好，这个书写到后来是必翻动的”；二个，《李自成》手稿一度是东躲西藏的，就怕给抄走，幸亏当时有两位年轻人帮他将之放置小柜，然后悄悄放到了顶楼上，来人四处捅捅戳戳没有发现，才侥幸存留下来，“年轻人”其中一位，就是日后以文学理论名噪一时的湖大教授周勃。我再问，姚雪垠是不是很单纯一个人，俞老师很肯定说是的。他接着笑说，读者总以为《李自成》写尽各种勾心斗角，作者也必然是城府甚深，其实恰恰相反，“姚老是纯书生，连最简单的人情世故都搞不好的”，“也并不好名利”，“他实在真心想写好小说”。他还轻声叹了一句，“姚老是没有整过人的”，似乎算是一个“盖棺论定”了。
我在侧边做个“备忘录”小抄
问及复旦中文系，我说陈允吉、吴中杰、陈四益那些您“校友”都是专门写过书回忆校与系的，怎么未见你谈过？俞先生回说，确实只是三言两语带过而已。但不写的原因，他的回答让出乎我意料。他说的是，“复旦四年，我并没有学到什么”，但也并非演绎说下去。可他这么一说，我已若有所悟。他读复旦，是在1962-1966，几乎都在混乱与劳动中读过大学生涯的，确实不可能得到多少知识上的教益，在复旦中文系的四年，留给他的美好记忆，只怕都是鲜少的。他提到了王运熙与褚钰泉，说褚是同班同学。那批复旦校友里，他重点谈到了“老师”章培恒与“学长”陈四益。他说那时的章培恒，是给他上过课的“青年教师”，平日很谨慎，也很追求进步，与日后的公众形象可谓大相径庭。他说章先生后来固然是学界泰斗了，可教他那会，学问还在积累阶段，显然还是不够成熟的，某日抄录一首古诗居然抄错了前后句，“这是不懂诗词格律才会露怯的”，“要我当时怎么都不会出现这种纰漏”，俞先生始终口气平和，但取瑟而歌之意是不难猜测到的。至于陈四益，俞先生倒是不吝夸赞。他说陈四益的杂文是真好，当代有数的水准，两人还是“四清”时代的难友，曾下放到了同一地方，日常其实也没什么劳动可劳，彼此都在暗地里写诗，而且互相知道后，还交换着看。他随口念了当时所做的两三首诗，还有陈四益所写的，只是我无法记录下来。俞先生也说，那时的人们总是难以完全信任的，他写的一两首诗，陈四益曾经索看，可其父俞莱山认为不该示以外人，所以始终没有大大方方给他看，再后来雨过天晴也没有特意寄达的心思了。说到这里，可以听得出来，俞先生是有些遗憾的，揣其意似乎一方面难得有知友如此赏识，另一方面则为自己的“私心”若有愧意。我对他说，王元化晚年文章，也说过类似的事，说是年轻时候写诗，对某某好友也“留有一手”，不敢全部吐露，后来也是感觉不好意思，俞老师听后微微一笑。这样的事，当然不怪他们“不够坦荡”，而是时代使然，无可非议，惟有真正的君子才会有所自咎。
如此似乎漫无边际地聊，一下子近两个小时过去了。大家谈兴未减，可严晓星兄怕老人家累着了，主动提出“到此为止”，送俞先生回家。就这样又一路走了回去，到了俞宅楼下，江老师又问到了吴丈蜀。俞先生说，吴还是老同事，彼此关系很好，2006年吴公去世时，挽联还出自他手。他还说了一段“掌故”，说吴丈蜀的夫人乔无疆还是乔大壮的女儿，又有很有趣的一段故事云云，可惜我完全记不住了。俞老师回去后，望着他的背影，江老师还一个劲地感慨，说10多年前就见过老先生，“没想到那时是那个样子，现在还是那个样子，一点变化都没有”，简直不可思议。我说看起来俞先生精力脑力还极好的，未见有衰退迹象，而他似乎有点“述而不作”的作派，严老师应该适合“催一催”，“压榨”老先生多出好文章来，严老师也笑笑称是。本来，我也就是这么姑妄一说，不过开开玩笑，岂料很快俞老先生就亲自给我送来“佐证”了：我们一行，退后吃吃喝喝弹弹唱唱，闹到了很晚才散场，我都困得不行了，可正当我在地铁上东倒西歪之际，手机忽然收到三个短信，居然是俞老先生发来的三首诗词联，一是他的《2005年挽吴丈蜀先生》，另二则是吴丈蜀生前的彼此唱和——《吴蜀老七秩寿辰，赋此为贺》与《余七十贱辰，承汝捷弟赋诗见贺，元韵答谢》。低头一看时间，都22：47分了，俞老先生这么折腾一天，居然还没有休息。
当日俞汝捷先生 雷岚岚女士\摄
我立马转给严晓星兄看，严兄回复说也看到了，还说“老先生似乎一直睡得这么晚”。我说，这就叫“高精力人群”，能做出成就的人往往都如此，就好比当年胡适之，常年只睡四五个小时，别人正常睡个五六个钟头，他老人家都要腹诽这是浪费生命了。我想，这似乎也是一种“老辈风流”，我辈“小友”只配瞠目结舌，总望尘不可及的。
2026.10.5晚，敲于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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