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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报新征途）
10月3日，德国统一日。在北部城市不来梅的庆祝活动上，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说了一句话，把在场所有人的笑容都冻住了。
他说，德国有可能重新陷入二战前魏玛共和国时期那样的分裂局面。一个总统，在国庆日当天，拿自己国家的历史伤疤来警告当下，这不是修辞，是诊断。
施泰因迈尔把矛头指向了“反民主”极端主义者散布的虚假信息，指向了“极端主义势力令人无法容忍的政治蛊惑”。他没有点名任何政党，但所有人都知道他在说谁。上个月，德国东部连续举行了三场州选举。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都拿下了最高得票率。
在萨安州，选择党的得票率是43.8%，比上届翻了一倍。而在首都柏林，极左翼的左翼党赢了。一个国家的东部和首都同时被政治光谱的两端占领，中间的执政党被挤到了角落里。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梅前州只拿到4.9%的选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这不是选举失利，这是政治版图的崩塌。
但施泰因迈尔把警告对象指向“虚假信息”和“极端主义蛊惑”，这个归因本身就有问题。它暗示德国人是在被误导的情况下做出了错误选择，好像选民是被骗了。可如果你去看看选择党的选民构成，就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选择党的支持者早已不局限于传统的边缘抗议群体。
在萨安州，它既牢牢占据农村基本盘，也收获了大量拥有稳定职业、自有住房、可观收入的中产阶层甚至社会精英的支持。这些人不是被蛊惑的，他们是清醒地、有意识地选择了选择党。一个分析文章说得很直白，选择党完成了从“抗议型政党”向具备执政潜力政党的转型。
那他们为什么这么选?
德国联邦政府2026年发布的东部报告提供了一个被忽略的角度。虽然东德人对生活条件的评价已经与西德相近，但在顶层结构上，东西部的鸿沟依然显著。东德人在联邦高层机关的任职比例从2022年的13.9%上升到了16.3%，但西德人依然占据绝大多数高阶决策职位。
更刺眼的数据来自联邦统计局，2025年高达95%的应税资产转让，也就是继承与赠与总额，集中在西德地区。三十六年过去了，东德人发现自己虽然在生活条件上追了上来，但在财富积累和权力结构上，依然被一堵隐形的墙隔在外面。选择党在东部的崛起，不是靠宣传机器，是靠这堵墙。
而主流政党在做什么?它们在讨论如何巩固“防火墙”，如何把选择党永远排除在政府之外。这套策略在短期内可以阻止选择党上台，但它有一个致命的反作用力。一个分析文章点得很清楚，所有建制党联合排除议会第一大党的权力格局，恰恰会印证选择党“政治精英压制民意”的叙事，强化选民的“政治不公平”感知。
也就是说，你越是用制度手段把选择党挡在外面，选择党的选民就越觉得自己的选票不算数，下一次投票就越坚决。萨安州的选择党州长候选人已经放话，如果因为各党不合作导致组阁失败，选择党将推动重新选举，而且相信该党会拿下绝对多数席位。防火墙越筑越高，墙后面的火也越烧越旺。
施泰因迈尔说，多达三分之一的选民“通过自己的投票选择表明，他们正在背离我们共和国的关键基本权利”。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这些选民背离了民主。但一个更诚实的表述可能是，这些选民觉得民主背离了他们。当你的工资实际购买力在下降，当你所在的城市在去工业化浪潮中失去工厂，当你发现三十六年过去了你的家族依然没有积累下任何资产，而你所在的主流政党还在告诉你“情况正在好转”，你会怎么做?你会投给那个至少承认问题存在的政党。哪怕它被所有人贴上“极端”的标签。
施泰因迈尔的社会民主党身份，让他的警告更值得玩味。社民党是执政联盟的伙伴，在最新的INSA民调中支持率只有14%。默茨本人的支持率更是惨不忍睹，79%的德国人对他的执政表现感到不满，只有11%的人感到满意。近一半的德国人认为，前总理默克尔比默茨更适合应对当前的问题。一个总理，上任一年半，支持率跌到这种程度，这不是个人能力问题，是整个政治建制在民众心中的信用破产。
德国的问题从来不在选择党身上。选择党只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主流政党多年积累的治理赤字。能源转型的代价分配不公，制造业外迁的就业冲击，移民融入的长期困境，东西部统一三十六年后的结构性失衡，这些问题不是今天才有的，它们在过去十年里一直在发酵。主流政党要么回避，要么用“政治正确”的话术搪塞，要么把问题推给“外部威胁”和“虚假信息”。当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总会有人来收割这份政治红利。
施泰因迈尔说德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需要“经过深思熟虑、连贯一致、专业且坚定的政府政策”。这话没错，但说这话的人所在的政府，恰恰是目前最做不到这一点的政府。默茨政府上台时承诺重振经济，结果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增加国防开支，第二件事是宣布“福利国家不可持续”，第三件事是提出削减社会支出和养老金改革。一个在民生困境中要求民众“更努力工作”的政府，很难指望民众在选举中给它好脸色。
魏玛共和国的崩溃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它是在经济危机、社会撕裂、政治极化三重压力下，一步步走到尽头的。今天的德国当然不是魏玛，它的经济底子更厚，制度韧性更强，国际环境也完全不同。但施泰因迈尔拿魏玛作比喻，说明他看到了某种危险的相似性。那种相似性不在外部威胁上，在内部信任的流失上。当三分之一的选民觉得投票给主流政党没有意义时，民主的根基就开始松动了。这个松动，不是靠筑防火墙能修补的。防火墙挡得住政党进入政府，挡不住民意从内部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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