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的豫西山沟里，风一吹，黄土能扬到半空。那会儿我十九岁，刚从新兵连分到师部警卫连，浑身是劲，也浑身是懵。师部藏在四面环山的凹里，一条土路通向外头，晴天一身灰，雨天两脚泥。就在这儿，我遇见了孙德胜师长——一个走路带风、右腿微瘸的东北汉子，脸黑眉浓，眼睛眯成两道缝，可那缝里射出来的光，比山里的日头还刺人。他打过仗，从东北一路打到海南，身上伤疤好几处，脾气比伤疤还多。全师上下都知道，孙师长骂人是不挑时辰的：开会骂，训练骂，吃饭骂，你走路慢半拍，他都能吼你两嗓子。老话说“严师出高徒”，可那时候我哪顾得上想这个，我只觉得，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

头一天报到，警卫连长把我领到办公室门口，撂下一句“师长脾气大，你多担待”，就摇着头走了。我站得笔直，等了足足一个钟头，门才开。孙师长攥着个搪瓷缸出来，凉茶晃荡，眼皮都没抬，问一句我答一句。末了他来一句：“跟着我干嘛？保卫什么，我又不是地主。”说完拔腿就走，快得像阵风。我小跑着跟在后头，心里直打鼓。那一个月，他基本不搭理我，可他不理你的时候，比骂你还瘆人——眼睛一眯，你就觉得自个儿哪儿错了，偏偏又不知道错在哪儿。后来我自个儿摸出了门道：走路得在他右后方半步，近了挡视线，远了叫不着；开会站门外右侧，左边有窗户，他说那是偷看；吃饭我得先尝一口，不是怕下毒，是他胃不好，咸辣都得先试；睡觉我在门外守着，不能打瞌睡，不能出声。这些没人教，全靠眼看心记。可就算照做了，骂还是照挨。

头一回挨骂，是端水。他开会回来渴了，喊我倒水。我倒了杯开水，怕烫着他，凉了一会儿。他喝一口，“噗”地吐出来：“谁让你凉的？”我说怕烫着您。他瞪眼：“我什么时候怕烫了？”杯子往桌上一墩，水溅一桌，我脸烧得能烙饼。第二回，跟他下连队，我提前通知了连长，结果连队门口站了一排人迎接。他脸一沉，回头就瞪我：“我让你搞迎接了？”我支支吾吾，他甩一句：“办事多动脑子！”回去路上我腿都发软。骂得最狠那回，是他接到家信，老娘病了。他抽了半包烟，让我去买火车票。我排两小时队，买了张慢车票。他一看就火了：“我娘病了，晚一天多受一天罪！”票扔桌上，又捡起来揣兜里。我去收拾包，装了瓶酒，他拎出来搁桌上：“我回去看我娘，喝什么酒？”那天他在屋里摔了杯子，我站在门外不敢动。后来他拎包出来，瘸腿走得飞快，上车从车窗探出头，就一句：“你回去吧。”那是他唯一一次没骂我。车尾灯消失在土路尽头，我站风口里，站了很久。后来他回来，瘦一圈，胡子拉碴，眼睛红红的。见我，点点头：“回来了。”我说嗯。他问：“这段没挨骂吧？”我说您不在，没人骂我。他嘴角动了动，差点笑出来。

两年里，他骂了我一百多次。有时候我躺床上蒙着被子想，我当兵是保家卫国，不是当出气筒，调走、退伍，念头都转过。可第二天起来，还是站他门口。为啥？说不清。也许因为他骂完，会递我一根烟；也许骂完，会让我坐下一起吃顿饭；也许他在别人面前说“小赵这个兵，实在”——就俩字，我觉得值了。一九八一年秋天，退伍命令下来那天，我站在办公室门口犹豫半天，没进去。我怕挨最后一顿骂，怕他说我没出息。所以我没吭声，收拾了背包、搪瓷缸、笔记本，绕开大门岗，从后头小路走。草黄了，风凉了，走了二十分钟，拐过一个弯，看见前面站着个人——孙师长。背着手，瘸着腿，站路中间。我站住了。他走过来：“你跑什么？”我说没跑。他说没跑你走小路。我说大路远。他说远怕什么，你怕见我？我不说话。他问：“退伍不跟我说一声？”我说怕您骂我没出息。他说：“你退伍就是没出息？”我不知咋答。他顿了顿：“这两年，你辛苦了。”我愣了。他说：“你挨了我两年骂，我知道。我脾气不好，谁跟着我都挨骂。可你从来没顶嘴，没甩脸，没打小报告。你实在。”他拍我肩膀，手很重，拍得我往下沉。他说：“回去好好干，别学我，脾气别那么大。你心好，脾气好，将来会有出息。”我光“嗯”。他说：“别光嗯。”我说记住了。他笑了一下，很轻，但我看见了。转身走几步，回头：“走吧，别误了火车。”我站那儿，看他瘸腿走远，风把军装衣角吹起来，鼓一下，瘪一下。我转头继续走，背包带子紧了紧，没回头。可我知道，他还在那儿站着。两个人，一个往南，一个往北，都走了。可“你辛苦了”四个字，我记了一辈子。他骂我两年，最后给我四个字。四个字，抵两年。值了。

如今我六十二，退休前在省城国企当保卫科长，管了一辈子人。管人的本事，全是从孙师长身上学的。他那套“骂里有爱”的法子，我后来琢磨透了：骂你是看得起你，不骂你才是真放弃。俗话讲“打是亲骂是爱”，搁他身上，一点不假。可话说回来，要是没有当年那条小路上的堵截，没有那四个字，我退伍后会不会一直记恨他？会不会觉得那两年白挨了？你说，这世上多少严厉，其实是裹着糙壳的关心，非得等你走远了，回头才看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