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付家贵,今年六十二,四川德阳人。退休前我在厂里烧了三十年锅炉,我手指头粗的茧子嵌在鱼鳞似的皮缝里,谁看了都得喊一声“老师傅”。

前年我被闺女接到墨尔本带外孙,本以为是来享清福,没成想后院那半亩荒地,倒把我这老胳膊老腿给激活了。起初闺女拦着我,说这儿跟老家不一样,不能随便乱挖。

我嘴上应着,我心里头那股子种了一辈子地的瘾,就像蚂蟥叮了一样,拔都拔不掉。你想啊,我在德阳烧锅炉那会儿,一天三班倒,我闲着也是闲着,后院那几盆小葱、几畦白菜,都是我一把屎一把尿侍弄出来的。

我觉得这儿阳光足、雨水丰,草都能疯长成野狗似的,荒着可惜了。我偷偷去园艺店买了把铁锹,趁着外孙上学去幼儿园的工夫,我猫着腰就开干了。

这一挖,不可收拾。我在这儿干了快两个月,把那半亩地翻了个底朝天,又从中国城买来豇豆、苦瓜、丝瓜籽,还特意去后山砍了些竹竿给菜搭架子。

我干活的时候,隔壁的老老外看见过几回,愣头愣脑地站在边上看,我也没搭理他,我心里头就一个念头:得把这地给收拾出来,不能就这么荒着。

头一回有人投诉,是我翻地后第三个星期。社区的老布朗敲开我家门,手里拿着一沓纸,叽里咕噜说了一串英文。我听不懂,我闺女翻译给我听:“你在后院堆了太多堆肥,有味道,而且你搭的竹子挡了人家的前院,希望你挪一挪。”

我闻了闻自己种的菜,确实没味儿。堆肥是我用三个大桶堆的,底下我放了层鸡粪,中间我撒了些落叶,最上面我铺了层厨余,让太阳晒着发酵。

这在老家可是好东西,能让庄稼长得水灵灵的。闺女在旁边急得直跺脚,给我使眼色让我赶紧把桶挪走。我却觉得冤枉,蹲在桶边用手扒开看了看,除了腐烂的叶子和果皮,没啥异味。

我跟布朗用手比划,又找了块布把堆肥盖住,压实了些。至于竹子,我搭的那排架子靠近我家这边,根本没挡着谁的窗。挪走?那不成把自家菜园子拆了吗?

我没吭声,第二天接着又把翻好的地整成畦,下了籽。种东西的人都知道,地里的活儿一天也歇不下来。我早上五点就起来,先给菜浇上水,然后去后院除草、松土。

Melbourne 的太阳毒,晒得人后背发烫,即使入了秋,中午的日头也照样能把人晒脱几层皮。闺女劝我戴顶帽子,我觉得碍事,让她别管。

她急得眼眶发红,说我再这样下去,哪天她回英国了,家里就只剩她一个人对着这堆菜荒。我听了心里窝火,却没跟她吵。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被人嫌弃。

我只是更勤快了,把菜园子收拾得整整齐齐,给菜搭了丝瓜架子,给苦瓜铺了藤条。那半亩地,硬是被我种出了个小江山。大概过了俩月,又有人来敲门。

这回不是社区的布朗,而是住我家隔壁的邻居,一个叫格雷厄姆的退休工程师。他六十多岁,头发花白,一个人住,平时很少见他跟人说话。

他端着个咖啡杯站在门口,用不太熟练的英语问我:“你是不是在这边种菜?”我点头。他又问:“那你种的是不是竹子?”我说是,给丝瓜搭架子。

他哦了一声,没再说话,转身走了。我以为他要投诉我破坏景观,没成想第二天他又来敲门,手里拎着两根丝瓜。“我看你种的丝瓜长得不错,”他用生硬的中文说,“能给我两根吗?我老伴走了三年,就没吃过这么新鲜的丝瓜。”

我心里一热,赶紧接过来,他道了谢,转身走了。那之后,他偶尔会来看看我的菜,有时候他带点自己腌的橄榄菜,有时候问问我这是什么菜,怎么种。

我也不藏着掖着,掰扯着给他讲我是怎么下籽、怎么搭架、怎么除虫的。他听得认真,时不时点头,临走时总不忘问我要个小袋子,装些我种的辣椒籽。

事情就这么慢慢变了。一开始是隔壁的格雷厄姆,接着是对面的意大利老太太罗莎,再后来,全街区的人都知道我家后院有个中国菜园子。

他们来不是为了投诉,而是为了讨菜。我这人有个毛病,好面子,讲究个规矩。我在小区里立了个不成文的规矩:谁来我家讨菜,必须先去我家菜地里抓一把我晒的德阳花椒,闻一闻,证明这是我家的菜。

花椒是我从国内托人带来的,晒得干巴巴的,味道浓厚。全街的人后来都有了我家的花椒,他们都说,这是老付家的菜。格雷厄姆有一次问我,你为什么非要他们闻你的花椒?

我没隐瞒,说我刚到这儿,别人看我是个中国老头,心里头犯嘀咕,这花椒是我在德阳种的,闻着味儿就知道是自家东西,踏实。

他听了,笑了,说这是你家的名片。后来,他干脆把他家死了三年的草坪角落清理了出来,让我帮他种上了番茄。我教他怎么搭架子、怎么施肥、怎么防病虫。

他是个技术控,学得认真,还给我画了张图纸,说等番茄熟了,要跟我比赛,看谁的番茄红得早。我笑他,你那地种上就活了,红得快,有什么好比的。

他挠挠头,说,不一样,我这辈子还没自己种过番茄,你教我,我用心学。番茄熟了那天,格雷厄姆拎着自己种的番茄来我家,还拉上了罗莎。

三个人坐在我家后院的菜垄中间,吃着番茄,喝着矿泉水。格雷厄姆说,付家贵,你知道吗,这是我老婆死后,我第一次吃得像在家里一样。

罗莎跟着说是啊,以前我跟我老伴一起种的番茄,每年这个时候,我老伴都会站在这儿,摘最熟的给我吃。我老伴走后,我就再没吃过那样味道的番茄。

阳光照在菜垄上,番茄红得透亮。我听了他们的话,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我这辈子,种过多少地,收过多少斤粮食,从来没觉得哪样东西能让我心里头这么舒坦过。

不是因为菜,是因为那种被人需要、被人当成一家人的感觉。之前我觉得自己是个外人,来这儿只是个看孩子的老头,跟周围的人隔着一层。

现在好了,他们成了我的菜友,我成了他们的老付。事情的转折发生在一个雨天。那天墨尔本下了场大雨,我没去菜园,坐在客厅里听雨声。

闺女在厨房做饭,忽然喊我去看看。我走过去,她指着手机上的一条消息,是社区发的公告,说有住户投诉我家的菜园影响了整体社区的美观,要求我整改,否则我将面临罚款。

我看完,手没抖,把手机递给我闺女。她看了一眼,脸色变了,又看了看我,小心翼翼地问:“爸,你在这儿到底干了什么事?”我没生气,把手机放在桌上,去后院摘了根丝瓜,递给她。

她接过去,看了看,又放下,声音带着哭腔说:“你看看,你把这儿弄成什么样了?邻居都投诉了,说你这是在破坏社区环境。”我拿起丝瓜,掰开,里面的籽还没熟透,滚落到地上。

我说:“我种个菜,怎么就破坏环境了?”闺女说:“你种的是菜,可你搭的竹子架子挡了人家的视线,你堆的肥有味道,你知道不?”我愣了一下,蹲下去捡那散落的籽。

挡视线?我搭的架子靠近我家这边,根本不挡着谁的窗。味道?我堆的肥早就腐熟了,一点味道都没有。我站起来,把掰碎的丝瓜递给闺女,说:“你要是觉得不行,我明天就把架子拆了。”

闺女没说话,转身回了房间,砰地关了门。我站在后院里,看着自己种的菜,那些豇豆开着白色的小花,爬满了我搭的架子。苦瓜绿油油的,挂在藤上。

丝瓜刚冒了几个小果子,浑身是毛,还没成熟。我蹲在地上,用手扒拉着土里的虫,这些虫我养了半年,一直没动它们。澳洲的虫子吃不了中国的菜,活不了,我特意留了几个品种,就是想看看能不能把这块地的生态平衡给搞起来。

现在想想,我当时确实有点轴。人家社区的规矩是规矩,我瞎打破算什么回事?我在德阳的时候,后院就是我的地盘,我想怎么种怎么种,没人管。

来了这儿,规矩变了,我还抱着老黄历不放,这不活该被人投诉吗?第二天,我还是把竹子架子拆了。不是因为我怕了,是我觉得既然人家投诉了,那就按人家的意思办。

我把架子拆了,菜挪到靠近我家篱笆的那边,给它们重新搭了个比较矮的架子。这样既不挡视线,我还能给它们留个生长的空间。

至于堆肥,我把桶移到了后院最角落,盖上了盖子,又在上面种了层草皮。这样既保持了肥力,又不会散出味道。我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可没过几天,社区的人又来了,这次来的是个穿制服的经办人,戴着眼镜,说话很客气。

他说,付先生,有人反映你家的菜园确实影响了周边住户的生活。我们接到了多起投诉,所以……我听着,没吭声。他又说,社区里有个项目,叫“社区花园”,想邀请你一起参与。

这是个好机会,可以让大家一起学习怎么种菜,怎么维护环境。你觉得呢?我犹豫了一下,问他:“那我家的地怎么办?”他笑了笑:“你可以牵头,教大家怎么种菜。你的菜园是整个街区的榜样,大家都看着呢。”

我心里头犯嘀咕。教别人种菜?我这辈子就会种这几种菜,而且都是在中国种的,到这儿菜能不能活还不知道呢。再说了,我教别人,我自己的地怎么办?

谁帮我管?经办人似乎看出了我的担忧,说:“你放心,我们会帮你协调。你种的菜,如果别人想要,你可以送他们一些。这既是交流,也是学习。”

我想了想,觉得这也许是个好机会。我这人一辈子不爱跟人打交道,我烧锅炉的时候,整天对着机器,跟人说的话都不多。退休了,我更是一个人待着,跟闺女都快一年说不上几句话。

要我去跟一堆老外学种菜,教他们,我这口音还没改,人家能不能听懂都是个问题。但我又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在这儿待了一年多,我除了种菜,好像再也没干过什么让自己高兴的事。

外孙上学了,我帮闺女看孩子,一天下来,我说的话不超过十句。格雷厄姆他们来我家,跟我聊的都是菜,是天气,是哪个季节的花好看。

我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在车间里的老头,唯一的区别是,车间里有机器的声音,现在我的后院里,只有风吹叶子的声音,和菜地里虫子的窸窣声。

我答应了经办人,让他帮忙协调。但我也提了条件:我可以教大家种菜,但我自己的地,我自己种。别人的地,他们愿意怎么种,怎么管,我不管。

经办人笑着点头,说这是他听过最“硬核”的条件。事情就这么定了。我开始筹备社区花园。地点选在街区中间的一块空地,原来是什么都没有的荒草地。

我跟格雷厄姆、罗莎这些人一起清理杂草,翻地,堆肥。我带来了我从中国买的菜种,又指导大家怎么育苗,怎么分株。我干活的时候,他们都围着我,看我怎么操作。

我教他们用锄头,用耙子,教他们怎么判断土壤的干湿,怎么施肥。一开始,大家都很认真地学,问东问西。但时间一长,就有人觉得没意思了。

一个叫凯文的中年男人,是个会计,他说他来这儿就是想看看中国老头到底有什么本事,结果他干了两天就不干了,说太累,没意思。

罗莎倒是坚持了下来,她给我送过自己育的番茄苗,说想跟我切磋切磋。我看着她那把种得歪歪扭扭的苗,没好意思说什么,就陪着她种好,教她怎么浇水。

格雷厄姆干得最认真,他每天都来帮我,最后干脆把自己那点草坪全铲了,让我种上了菜。他说他这辈子就想种一回菜,不为别的,就想尝尝自己种的番茄是什么味儿。

社区花园启动那天,我搞了个简单的仪式,给大家讲了讲种菜的历史。我讲得很吃力,中英文混着来,有时候还得靠手势比划。

但大家都很给面子,鼓了掌。从那天起,社区花园的每天都有不少人来帮忙。我也因此认识了更多的邻居,他们有的是教师,有的是护士,有的是退休的商人。

他们来不是为了看我,而是为了种菜,或者只是为了来看看我这个中国老头种的菜能不能活。我活了六十多年,头一回发现,原来人跟人之间,最容易拉近距离的方式,就是一起干些什么。

种菜就是这样的东西。你蹲在地里,用手扒拉土,你把种子撒下去,浇水,等它发芽,开花,结果。整个过程下来,两个人如果都认真干,就一定会有话聊。

你会跟他讲这个品种是什么,那个品种怎么认,会告诉他哪个季节种什么菜。种菜的语言,就是最朴实、最直接的语言,比什么都管用。

后来,格雷厄姆的番茄熟了,他拎着一篮子番茄来我家,我们两个坐在菜地里,他掰开一个番茄,用鼻子闻了闻,说:“付,这是我吃过的最好的番茄。”

我说:“那是因为你自己种的,自己种的东西,就是好吃。”他点点头,把番茄塞嘴里,嚼了很久。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在想他死去的妻子,想他们以前一起种番茄的日子。

那种感觉,我也懂。有时候,我看着自己种的菜,就会想起以前的事,想起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想起那些人、那些事。在德阳的后院里,我种过的每一棵草,每一个菜苗,都好像是我跟这个世界打交道的方式。

我用它们填满了那块荒地,也填满了我心里头那些说不出口的话。前几天,我在给菜浇水的时候,手机响了。是老家的一个老伙计,他打电话来问我身体怎么样,种菜种得怎么样。

我说都好,菜都长出来了。他在电话那头说,等明年春天,我们几个老兄弟组团过来,看看你种的菜。我说好,你们来了,我请你们吃火锅。

我挂了电话,站在菜地里,夕阳西下,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我忽然觉得,这一年好像也没白过。虽然我被投诉过,虽然我搬过架子,虽然我教别人种菜教得满头大汗,但我看着这些菜,看着它们从地里冒出来,长得水灵灵的,心里头就踏实。

人这一辈子,手上有活,心里就不慌。手上的活,是种出来的;心里的慌,是实心实意地对着土地,土地就不会亏待你。我想,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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