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姨夫叫周建军，今年五十七，在县城开五金店。铺面不大，两间，门口堆着水管和电线，里面货架挤得转不开身。他每天七点开门，晚上九点关门，中午吃盒饭，抽七块钱一包的烟。

我姨妈叫刘玉芳，比他小两岁。我小时候，姨妈是家族里最扎眼的人。烫大波浪，涂口红，穿高跟鞋，在药店当店员，说话声音亮，笑起来能把整间屋子填满。我外婆说她“不安分”。我妈说“小声点，别让建军听见”。

周建军不听见。他装听不见。

那是九几年的事。我刚上初中，暑假被寄养在外婆家。外婆住在县城老巷子里，隔壁就是姨夫家。我每天趴在窗台上看姨夫搬货，他肩膀上搭条毛巾，汗顺着脖子往下淌。姨妈在药店上班，下午四点下班，但经常六点才回来。

有一天，我妈跟我姨夫在堂屋说话。我妈压着嗓子：“建军，玉芳又跟那个姓赵的在一起。供销社的，有人看见了。”

周建军在喝粥。他把碗放下，拿手背擦了擦嘴。

“知道了。”

“你知道了？”

“嗯。”

“那你不管？”

“管什么？”

“管你媳妇！”

周建军站起来，把碗端进厨房洗了。水龙头哗哗响。我妈跟进去：“建军，你不能这样。她越来越过分了。”

他把碗扣在沥水架上。

“姐，你回去吧。我知道了。”

我妈走了。我在窗台上看见周建军站在厨房里，背对着窗户。他站了很久。然后他点了根烟，烟从窗户缝里飘出来，飘到院子里。

那个暑假，周建军该开店开店，该搬货搬货。姨妈穿得更花哨了，口红更红了。有时候晚上不回来，第二天早上才到家。周建军不问。她也不说。

八月末的一天晚上，我在院子里乘凉。听见隔壁有动静。姨夫的声音，不大，但沉。

“你收拾东西。”

“什么？”

“收拾东西。我送你回去。”

“回去？回哪？”

“你妈那。”

我扒着窗缝看。姨妈站在堂屋中间，穿着一条红裙子，头发散着。周建军把一个行李箱放在她脚边。

“周建军你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你走。”

“你赶我走？”

“你自己走。我不说你。你走。”

“我不走！”

“你走。”

他把行李箱打开，开始往里面塞东西。衣柜里的衣服，梳妆台上的瓶子，抽屉里的首饰。他不看，直接往里扔。姨妈拽他胳膊：“周建军你疯了！”

他停下手。转过身看她。

“你跟姓赵的事，我不提。你以前跟谁的事，我也不提。但你今天下午，把人家带到家里来了。”

姨妈的脸白了。

“床单我换了。”周建军说，“你收拾吧。”

姨妈不动。周建军把行李箱拉链拉上，提起来，放到门口。然后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放在桌上。

“这是离婚协议。我签了。你签不签都行。你签，明天我们去办。你不签，我单方面办。”

姨妈站在那，红裙子衬得她脸惨白。她张嘴，说不出话。

周建军走到门口，拉开门。外面是巷子，路灯黄黄的，照着他的侧脸。

“走吧。你妈那边我打过电话了。她在等。”

姨妈哭出来。她蹲下来，抱着胳膊，肩膀一抽一抽的。周建军站着，看着她。没说话。没递纸巾。没蹲下去。

我趴在窗台上，手心全是汗。

姨妈最后还是走了。她拖着行李箱，裙摆拖在地上，高跟鞋崴了一下，没停。周建军关上门。关了灯。

第二天早上，他照常七点开门。我妈赶过来，问他：“玉芳呢？”

“送回去了。”

“你真送了？”

“嗯。”

“建军，你们结婚十几年——”

“姐。”周建军把一箱水管拖到门口，“她选的时候，就该想到今天。我给她机会了。不是一次两次。她不改。那我改。”

我妈没话说了。

离婚办了。姨妈想回来拿东西，周建军把她的东西打了三个包，放在门口。她来的时候，他正在给客人锯水管。锯条吱吱响。她站在门口，说：“建军，我……”

他没抬头。锯完了，拿尺子量，拿笔记。姨妈站了一会儿，走了。三个包，她分两趟拿的。

后来姨妈去了市里，听说跟那个姓赵的在一起了。没过两年，散了。又找了一个，又散了。再后来，她回了县城，在超市当收银员。头发剪短了，口红不涂了，高跟鞋不穿了。偶尔在街上碰见周建军，他点个头，过去了。

周建军呢，过了两年娶了隔壁县一个寡妇，姓孙，在小学食堂做饭。孙姨胖，脸圆，不爱说话，但手脚勤快。她把五金店后面的仓库收拾出来，摆了张桌子，中午做饭给周建军吃。周建军瘦了又胖回来，脸上有笑了。

我考上大学那年，去五金店买灯泡。周建军在柜台后面算账，孙姨在后面炒菜。他问我：“考哪了？”

“省城。”

“好。好好念。”

“姨夫。”

“嗯。”

“当年你送我姨妈走，你难受吗？”

他把老花镜摘下来，用衣角擦了擦。窗外有卡车经过，灰扑扑的。他戴上眼镜，看着我。

“难受。”

“那你还送？”

“难受是一阵子的事。不送，难受一辈子。”

“你不怕别人说你狠心？”

“别人说啥跟我过日子有啥关系？你姨妈那时候，心不在我这。我留她，她也不在。那不如让她走。走了，她找她的，我过我的。”

“你那时候就知道她会后悔？”

“不知道。但我知道我要是忍着，我后悔。”

孙姨端菜出来，喊他：“老周，吃饭了。”周建军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他跟孙姨说：“这是大姐家孩子，考上大学了。”孙姨说：“那得吃顿饭。”周建军说：“对，加双筷子。”

那顿饭我吃了。孙姨做的红烧肉，周建军给我倒了一杯啤酒。他喝了两杯，脸红红的。他说：“你姨妈那个人，不坏。就是不安分。我当年娶她，就知道。但我想，结了婚就好了。生了孩子就好了。结果没好。那就算了。”

“你恨她吗？”

“不恨。就是觉得，不该拖那么久。”

他放下杯子，看着窗外。五金店门口，一个工人正在往三轮车上装电线。他说：“人这一辈子，有些事得看得透。看得透，才能过得去。”

我后来常想这句话。我姨妈乱搞，他直接把人送回去了。没打，没闹，没去单位闹，没去娘家闹。他就做了两件事：收拾行李，开门。

他把日子过成了自己想要的。后来我见过姨妈一次。在县医院，她陪她妈看病。她瘦了，老了，眼皮耷拉着。她认出我，笑了一下，叫我的小名。我问她过得咋样。她说，还行。又说，你姨夫那人，心硬。我没接话。她也没再说。

周建军的五金店去年翻新了。门头换了亚克力的，亮堂堂的。孙姨退休了，在店后面种了几盆花。他每天还是七点开门，九点关门。偶尔路过，他坐在柜台后面算账，老花镜滑到鼻尖。他抬头看见我，摆摆手，说，来了？我说，来了。他说，买啥？我说，灯泡。他说，几瓦的？

日子就这么过。灯泡坏了就换，人走了就送。他不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