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第二天，我拒绝给小姑子洗衣服，公公当众甩我耳光，我抡起滚烫的锅砸上茶几：谁再逼我，我现在就开煤气！
锅砸在玻璃茶几上那一刻，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今天要么他把话说清楚，要么这屋子谁都别想好过。
滚烫的汤从碎玻璃缝里淌下去，顺着地砖缝一直流到小姑子脚边。
她尖叫着往后跳，脚上还穿着我昨天刚买的那双新拖鞋。
我是腊月二十四结的婚，第二天早上六点四十，婆婆就在院子里拍门，说小姑子今天要出门走亲戚，衣服还堆在盆里，让我这个当嫂子的顺手洗了。
我嫁过来之前，在镇上超市上了八年班，从理货员干到收银主管，一个月挣四千二，不算多，可我从来没伸手问谁要过一分钱。
我男人叫建国，开大货车的，常年在外面跑，婚前跟我说得好好的，嫁过来不受气，他妈就是嘴上厉害，心不坏。
我信了。
腊月二十五那天早上，我正蹲在灶台边煮小米粥，火还没关，婆婆那嗓门就在窗户外面响起来了。
“新媳妇进门头一天，给妹子洗两件衣裳怎么了？”
我把火拧小，出去一看，院子里那只大铁盆里堆着小姑子前前后后换下来的棉袄、毛衣、秋裤，还有两条内裤。
我站在原地没动，跟婆婆说，妈，建国的衣服我洗，您二老的衣服我也能洗，小姑子今年二十六了，自己的贴身衣服还是自己来吧。
婆婆脸一下就沉下来了，说你这刚进门就想当家？你嫂子当年进门头天，连你小叔子的袜子都洗了，怎么到你这儿就不行了。
我说这不是当不当家的事。
小姑子正好从屋里出来，披头散发，手里捧着一杯豆浆，斜我一眼，说嫂子，不就几件衣服吗，你上班那会儿站一天收银台，回来不也得洗衣服吗，怎么到我们家就金贵了。
我看着她那副样子，心里那口气就上来了。
我说你上班累不累是你自己的事，我上班累不累是我自己的事，我嫁的是你哥，不是来给你当保姆的。
这话一出来，院子里一下就静了。
婆婆手里的铝盆往地上一墩，响声特别大，说你这叫什么话，一家人还分这么清楚？
公公那会儿正坐在堂屋里喝茶，搪瓷缸子往桌上一搁，走出来，盯着我看了大概有七八秒。
我没躲，也看着他。
他问，你再说一遍。
我说爸，我不是不干活，我是觉得小姑子二十六岁的人了，自己的贴身衣服自己洗，这要求不过分。
他往前走了一步，我闻到一股很冲的旱烟味。
他说你进了这个门，就是这个家的人，你小姑子没出嫁，你就得管她。
我说那我要是嫁进来之前知道要管到这个份上，我可能得再想想。
这句话我是真的不该说。
可我说了。
公公扬手的时候，我没反应过来。
那一下是抽在我左边脸上，耳朵里嗡的一声，像有人拿铁皮罐子在我脑袋里敲了一下。
我脚底下往后退了半步，后腰撞在门框上，灶台上那锅小米粥正咕嘟咕嘟冒泡，锅把手就朝着我这边。
我记得特别清楚，灶台上还有我早起切好的半根萝卜，刀搁在案板边上，窗外有只麻雀在晾衣绳上跳。
我脑子里那根弦就断了。
我伸手抓住锅把手，那锅烫得我手心一哆嗦，可我抓得特别紧，转身两步走到堂屋，对着那张玻璃茶几就砸下去了。
玻璃碎的声音比我公公那一巴掌还响。
滚烫的小米粥溅了一地，茶几上那盘瓜子、一盒红双喜、半包纸巾全泡在粥里。
公公往后退了一步，脸色白得跟墙皮一样。
婆婆在门口喊，疯了疯了，新媳妇疯了！
小姑子躲在婆婆身后，手里那杯豆浆洒了一身，还在那叫，哥你看看你娶的什么人！
我站在碎玻璃和热粥中间，手心烫得起泡，我拿另一只手指着煤气灶那个方向，我说谁再逼我，我现在就开煤气，今天咱们谁都别活。
我公公嘴唇哆嗦了两下，没说出话来。
我知道那句话狠。
可我当时真的想不出别的话了。
我嫁过来第二天，腊月二十五，早上七点出头，灶上还坐着水，院子里晾着两条我头天晚上洗的枕套，天刚亮没多久，谁家还在放鞭炮。
这件事后来在村里传了三个版本。
一个说我拿菜刀追着公公砍，一个说我掀了年夜饭的桌子，还有一个说我当天就卷铺盖回了娘家。
没有一个版本是真的。
真的版本就是，我砸了茶几，说了那句开煤气的话，然后我婆婆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哭，我公公一声不吭进了里屋，把门关上了。
小姑子那天到底没走成亲戚，那盆衣服还是她自己洗的。
我男人建国是第二天下午才赶回来的。
他从山东拉货回来，开了十一个钟头，进门的时候身上还穿着那件油渍麻花的军大衣，胡茬子老长。
他先看了地上的碎玻璃，又看了我手上的泡，然后把他妈拉进里屋说了大概二十分钟的话。
出来的时候他脸色很难看，跟我说，我爸打人不对，可你那句开煤气的话，也确实过了。
我问他，那你爸打我那一下，你觉得过不过。
他没说话。
那天晚上我们俩坐在西屋那张一米五的床上，谁也没开灯。
窗外有车灯从窗帘缝扫进来，又没了，扫进来，又没了。
我说建国，我嫁给你，是图你这个人能过日子，不是图你家这个规矩那个规矩。
他说我知道。
我说你爸今天能因为一盆衣服打我，明天就能因为别的事再打我，你常年不在家，我一个人在这个院子里，你让我怎么过。
他抽了半包烟，烟头在窗台上排了一溜，七个。
后来他说，要不咱们搬出去。
我说搬哪儿去，你跑车常年不在家，我一个人租房子住，跟你没结婚有什么区别。
他又不说话了。
我那天晚上没睡着，听着西屋外面有只猫叫了一整夜。
第二天我回了趟娘家。
我妈今年六十八，腰不好，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听我说完，半天没吭声。
我嫂子端了碗糖水出来，搁在我手边，说小妹，你这脾气，到谁家都得吃亏。
我说嫂子，你觉得我错了？
她没回答，只说了一句，你公公那人我听说过，年轻时在生产队里就是出了名的犟，你婆婆跟他过了一辈子，也没少挨打。
我妈这时候开口了，她说你婆婆挨打，那是她那一辈人的命，你不能拿你的命去接。
我嫂子又说，可你要是因为这个离婚，外头人怎么说你，你才刚嫁过去第二天。
我妈把拐杖往地上顿了顿，说离不离婚是你自己的事，我就问你一句，你男人站不站你这边。
我说他让我搬出去。
我妈说，那他心里还是有你的。
我那天下午三点多从娘家走的时候，我妈塞给我三百块钱，让我自己去买点药膏擦手。
我没要。
回到婆家是下午五点出头，院子里那盆衣服不见了，晾衣绳上多了两条小姑子的棉袄。
婆婆在厨房做饭，看见我进来，眼皮抬了一下，没说话。
公公坐在堂屋那把椅子上，看着电视，声音开得特别大，是戏曲频道。
我进西屋的时候，看见床头柜上放着一管烫伤膏，还有一张纸条，是建国写的，字歪歪扭扭：我去装货了，三天后回来。
那管烫伤膏我用了。
手心起了三个泡，最大的那个有指甲盖那么大，后来留了个浅印子，到现在还能看见。
事情要是一直这么过去，可能也就过去了。
可过不去。
正月初六那天，小姑子带了个人回来，是她谈的那个对象，在县城开五金店的，开着一辆白色面包车，车头上绑了朵红花。
婆婆高兴得不行，杀了只鸡，还从柜子底下翻出来一瓶老酒。
我在厨房帮着切菜，切到手了，血滴在案板上，我自己拿纸按着，没人看见。
吃饭的时候，那男的在桌上说，他家里规矩大，以后结了婚，儿媳妇得早起给公婆烧洗脸水。
小姑子笑得跟朵花似的，说那有什么，应该的。
我筷子在碗里顿了一下。
婆婆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像是在说，你看看人家。
我什么都没说，把那碗饭吃了。
真正让我心里咯噔一下的，是那天晚上。
小姑子送完对象回来，在院子里跟我婆婆说悄悄话，声音不大，可我窗户开着。
她说妈，我哥娶的这个嫂子，脾气太硬了，你跟我爸以后得压着她点，要不然这个家谁说了算。
婆婆说，你爸心里有数。
小姑子又说，那天她拿锅砸茶几，还说要开煤气，这要是传出去，以后我在婆家怎么做人。
婆婆说，你放心，你爸说了，这事翻不了篇。
我在窗户里面听得清清楚楚。
那晚风挺大，吹得院子里那棵石榴树沙沙响。
我突然就明白了，我在这个家，不管怎么做，都是个外人。
第二天早上我做了件事。
我把厨房里那个煤气罐的阀门拧开了一半，然后坐在灶台边上，没点火。
婆婆进来的时候闻到煤气味，脸都白了，冲过来把阀门关了，问我你要干什么。
我说妈，我不干什么，我就是想让你们知道，我说那句话不是吓唬人的。
她站在那儿，看了我半天，说了一句，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说我不想怎么样，我就想安安生生过日子，你们别逼我。
她没说话，转身出去了。
那天中午，公公破天荒没在家吃饭，去了邻村他老伙计家。
我以为这事就算过去了。
可后来才知道，这只是个开头。
开春之后，建国跑车的活少了，在家待了半个多月。
那半个月里，公公没跟我说过一句话。
一个桌上吃饭，他眼睛只看着碗，夹菜只夹自己跟前那盘。
婆婆跟我说话也是带搭不理的，洗衣服只洗她和公公的，我的衣服堆在盆里她看都不看。
我不在乎。
我自己洗。
我那时候在镇上又重新找了份工作，在药店当店员，一个月两千八，早八点到晚六点，中午管一顿饭。
有一天我下班回来，发现我放在西屋的那件红色羽绒服被扔在院子里，上面全是泥。
我问婆婆怎么回事。
她说风刮的。
我说风刮能刮成这样？
她说你自己不会看，晾衣绳断了。
晾衣绳是新换的，我早上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
我没再问。
我把羽绒服捡起来，拍了拍泥，挂在自己屋里。
后来我从邻居那儿听说，是公公让扔的，说我那件衣服太扎眼，穿出去丢人。
那件羽绒服是我结婚前自己攒钱买的，三百九十八，在县城商场买的，我特别喜欢那个颜色。
开春之后我又遇见一件事。
三月初九那天，我下班回来，看见我西屋的门开着，我床头那个小柜子被翻过。
我放在里面的一个红包不见了，里面是娘家那边亲戚随的礼，一共六百块。
我去问婆婆，婆婆说她没进过我屋。
我去问公公，公公说，这个家还有我不能进的地方？
我说那红包呢。
他说不知道。
我看着他那张脸，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那天晚上建国打电话回来，我跟他说了。
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说，我给我爸打个电话问问。
过了大概半个钟头，他打回来，说，我爸说没拿，可能是你自己放忘了。
我说建国，我放没放忘我自己不知道？
他说，那你想怎么办，让我回去跟我爸对质？
我说我没让你对质，我就是想让你知道。
他说，我知道了。
然后电话就挂了。
那段时间我常常想一件事，我到底嫁了个什么人。
他对我好不好。
好。
他跑车回来会给我带县城那家老字号的烧鸡，会记得我胃不好给我买苏打饼干，会在冬天把我冰凉的脚捂在他肚子上。
可他一遇到他爸妈的事，就像变了个人。
他不是不心疼我，他是不知道该怎么心疼。
他从小在那个院子里长大，他爸说什么就是什么，他妈受了半辈子气也没吭过声，他觉得这就是日子。
四月里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到现在都记得。
那天我休息，在院子里晒被子，听见堂屋里公公在跟一个老伙计喝酒。
那老伙计说，你那个儿媳妇，听说挺厉害。
公公喝了一口酒，说，厉害什么，就是欠收拾，女人进了门就得立规矩，不立规矩以后骑你脖子上。
老伙计说，现在年轻人不吃这套了。
公公说，不吃也得吃，这个家我说了算。
我抱着被子站在院子里，太阳晒得我后背发烫。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我妈说的话，你婆婆挨打，那是她那一辈人的命，你不能拿你的命去接。
可问题是我接不接，由得了我吗。
五月端午那天，家里包粽子。
我早上起来帮着泡糯米，洗粽叶，婆婆在一边拌馅。
小姑子也回来了，带着她那个开五金店的对象，男的坐在堂屋里跟公公聊天，声音很大，说他们家那边彩礼给了多少，房子买在县城哪个小区。
我在厨房里听着，手上包着粽子，一个接一个。
小姑子进来拿碗，看见我包的粽子，说，嫂子你包得真难看。
我没理她。
她又说，我妈包了一辈子粽子，你得多学学。
我把手里那个粽子放下，说，你包得好看你包。
她说我今天是客。
我说你在这个家住了二十六年，你算哪门子客。
她脸一红，转身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婆婆进来，说，你今天少说两句。
我说妈，我说的哪句不对。
婆婆说，她今天对象在，你给她留点面子。
我说那谁给我留面子。
婆婆把手里的盆往灶台上一搁，说，你这人怎么这么犟。
我没再说话，把剩下的粽子包完，洗了手，回了西屋。
那天中午吃饭，我没上桌。
建国没回来，他在外面跑车。
我一个人在西屋吃了两个粽子，是我自己包的，糯米有点硬，粽叶没捆紧，散了一个。
我一边吃一边掉眼泪，不是委屈，是恨自己没用。
后来我想，如果那天我上了桌，事情可能又是另一个样子。
可我没上桌，事情也没消停。
六月初八那天，建国回来了。
他这趟跑了趟远活，挣了八千多，回来的时候特别高兴，给我买了个金戒指，不大，不到三克，在镇上金店买的。
他给我戴上的时候，手都是抖的。
他说，媳妇，跟着我受委屈了。
我那会儿心一下就软了。
我说没事，日子慢慢过。
那天晚上他爸妈那屋灯亮到很晚，我听见他们在说话，但听不清说什么。
第二天早上，建国跟我说，他爸想让我们把西屋腾出来，给小姑子结婚用。
我以为我听错了。
我说你说什么。
他说，小姑子那个对象家里房子还没装修好，先在咱们这儿过渡半年。
我说那咱们住哪儿。
他说，先住东厢房，那屋收拾收拾也能住。
东厢房是放杂物的，堆着化肥袋子、旧农具、还有一口空棺材，是公公早年给自己备下的。
我说建国，你再说一遍。
他低下头，说，我知道委屈你了。
我说你知道还答应？
他说，我爸说了，我要是不答应，他就当没我这个儿子。
我看着他那张脸，突然觉得特别陌生。
我说那你怎么想的。
他说，我想着就半年，忍忍就过去了。
我说半年，你爸说半年就半年？半年之后呢，她要是不搬呢？
他说不会的。
我说你凭什么说不会。
他说，那是我妹。
我说你妹二十六了，她要结婚她自己去租房子，凭什么占我们的屋。
他不说话了。
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去了趟镇上，在药店请了假，坐在街边那个小公园里，看人家下棋，看了两个多钟头。
我想了很多事。
想我结婚那天穿的那件红棉袄，想我妈塞给我的三百块钱，想那个被翻过的床头柜，想那件沾了泥的羽绒服，想公公那句“女人进了门就得立规矩”。
我还想起一件事。
那是刚结婚没几天，有一天晚上我起来上厕所，路过公婆那屋窗户底下，听见婆婆在哭。
公公说，哭什么哭，当年你进门的时候，我妈拿笤帚疙瘩打你，你不也过来了。
婆婆说，那能一样吗。
公公说，怎么不一样，都是媳妇。
我站在窗户外面，脚底下踩着冰凉的水泥地，月亮特别亮。
那一刻我就知道，这个家里婆婆受过的那些，他们都觉得我应该再受一遍。
六月初十那天，我跟建国说，我不搬。
他说，那怎么办。
我说要么小姑子自己想办法，要么咱们搬出去，租房子住。
他说租房子一个月得多少钱。
我说多少钱我出，我自己挣的。
他说你一个月两千八，租了房子还剩多少。
我说剩多少我认。
他坐在床沿上，抱着头，半天没吭声。
那天晚上公公把建国叫过去，我在西屋听见那边吵起来了。
公公声音特别大，说你娶了媳妇忘了娘，你眼里还有没有这个家。
建国声音小，我听不清他说什么。
后来听见摔东西的声音，我推门出去，看见建国从堂屋出来，额角红了一块。
我问他怎么了。
他说没事，碰的。
我知道不是碰的。
那天夜里我们俩躺在西屋那张床上，谁也没睡。
建国突然说了一句，我小时候，我爸打我我妈，我躲在被窝里不敢出声。
我没说话。
他又说，我那时候就想，等我长大了，绝不让我媳妇受这个。
他说完这句，翻了个身，背对着我。
我听见他呼吸的声音不太对。
我伸手去摸他的脸，摸到一手湿。
那天晚上之后，建国变了。
他开始跟他爸顶嘴了，虽然声音不大，可顶了。
公公让他去地里干活，他说我今天得去修车。
公公说修车什么时候不能修，他说车不修明天出不了活。
公公气得把搪瓷缸子摔了，说你现在翅膀硬了。
建国没吭声，拿了车钥匙就走了。
我站在西屋门口，看着公公蹲在地上捡搪瓷缸子的碎片，手抖得厉害。
那一下我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六月十五那天，小姑子回来了，带着她对象，还有婆婆。
她们在堂屋里商量结婚的事，我在院子里摘豆角。
小姑子出来上厕所，经过我身边，说了一句，嫂子，你不搬也行，到时候我跟我对象住东厢房。
我说那棺材呢。
她说挪走呗。
我说那是你爸给自己备的。
她说那又没死人，挪一下怎么了。
我把手里那根豆角扔进盆里，说，你跟你哥说去。
她哼了一声，走了。
那天晚上我跟建国说，你妹要住东厢房。
建国说，我不管了，爱住哪住哪，反正咱们不搬。
我说你爸那边你怎么交代。
他说，我交代不了，我从小到大都听他的，这回我不听了。
我说你想好了。
他说想好了。
可我没想到，真正让事情翻过来的，是七月里那件事。
七月初三那天下午三点三十三分，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会儿我正在药店给人量血压，电子血压计上显示就是这个时间。
我手机响了，是邻居张婶打来的，说你家出事了，你快回来。
我跟店长请了假，骑电动车往回赶，一路上手都在抖。
到家的时候，院子里围了七八个人。
公公坐在堂屋门槛上，手上全是血，婆婆在旁边哭，小姑子站在一边，脸煞白。
我挤进去一看，堂屋地上躺着一把菜刀，旁边是一截断了的电线。
后来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天下午公公想把我西屋的电线剪了，说那屋要腾出来，电线得改道。
他搬了梯子自己上去弄，结果没关总闸，手一碰就触电了，从梯子上摔下来，手又被刀划了一道口子。
我站在那儿，看着他手上的血，心里第一个念头是，他要是真出了事，这个家就完了。
第二个念头是，他为什么要剪我屋的电线。
那天晚上建国赶回来，把他爸送到镇上的社区医院，缝了七针。
回来的时候已经半夜了，他坐在院子里那棵石榴树底下，抽了半包烟。
我出去坐在他旁边。
他说，我爸今天跟我说了一句话。
我问什么话。
他说，我爸说，他就是想让我媳妇知道，这个家还是他说了算。
我听完，后背一阵一阵发凉。
建国把烟头摁在地上，说，我以前总觉得，忍忍就过去了，一家人哪有隔夜仇。
他停了一下，又说，可我今儿看着他手上那血，我突然想，他这不是在跟儿媳妇较劲，他是在跟我较劲。
我没说话。
他又说，他是在跟我较劲，看我这儿子到底站哪边。
那天晚上月亮特别亮，照得院子里那口空棺材都泛着白光。
后来小姑子到底还是没住进来。
她那个开五金店的对象，八月里跟她吹了，说是家里人不同意，嫌她家事多。
小姑子在家哭了好几天，婆婆跟着抹眼泪。
公公那段时间话更少了，整天坐在堂屋里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大。
九月初九那天，我跟建国搬出去了。
在镇上租了个一室一厅，一个月七百五，在四楼，没电梯。
搬家那天下着小雨，建国把我们的东西装了一三轮车，我抱着那盆绿萝坐在车斗里，路过村口小卖部的时候，看见公公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瓶酱油。
他看了我们一眼，没说话。
我也没说话。
三轮车颠了一下，绿萝的叶子晃了晃。
搬到镇上之后，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我心里踏实。
建国跑车比以前更勤了，有时候一个月在家待不了几天。
我一个人在那个小屋里，早上七点出门上班，晚上六点回来，自己做饭自己吃。
有时候晚上躺在床上，听着楼上小孩跑来跑去的声音，我会想起那个院子，想起那棵石榴树，想起那口空棺材。
十月底的时候，婆婆来镇上找过我一次。
她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拎了一袋子红薯，说是自己地里挖的。
我给她倒了杯水，她坐在那个小沙发上，半天没说话。
后来她说，你爸这阵子身体不太好，老咳嗽。
我说去医院看看。
她说他不去，说浪费钱。
又坐了一会儿，她站起来要走，走到门口的时候，突然回头说了一句，你比我强。
我没接话。
她下楼的时候，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头发白了一大半，背也驼了。
那一刻我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感觉。
十一月里，小姑子来镇上找过我。
她瘦了不少，脸色也不太好，说她处了个新对象，在县城开出租车的。
我说挺好。
她说嫂子，以前的事，是我不懂事。
我说都过去了。
她坐了一会儿，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站，说，其实我爸那人，就是嘴硬心软。
我说嗯。
她走了之后，我把门关上，坐在床上，看着窗户外头那棵梧桐树，叶子落了一地。
腊月二十四，是我结婚一周年。
那天建国正好在家，他早上出去买了菜，中午做了四个菜，还买了一瓶红酒。
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他爸前几天给他打电话了，问我们过年回不回去。
我说你想回去吗。
他说我听你的。
我说那就回去看看吧。
他愣了一下，说真的？
我说真的。
腊月二十八那天，我们回了村。
院子还是那个院子，石榴树还是那棵石榴树，晾衣绳上挂着几件衣服，冻得硬邦邦的。
公公坐在堂屋那把椅子上，看见我们进来，眼皮抬了一下。
他瘦了不少，咳嗽了两声。
我站在门口，叫了一声爸。
他嗯了一声。
婆婆从厨房出来，手上全是面粉，说回来了，快进屋。
小姑子不在家，听说去县城找对象去了。
那天下午我在厨房帮婆婆包饺子，她擀皮我包，谁也没提以前那些事。
公公在堂屋里看电视，声音还是开得很大。
傍晚的时候，建国跟他爸在院子里说话，我在屋里听见公公咳嗽了好一阵。
晚上吃饭，一桌子菜，公公坐在主位上，我坐在建国旁边。
吃到一半，公公突然端起酒杯，说了一句，这杯酒，敬你们。
他没看我，是看着建国说的。
建国端起杯子，碰了一下。
我坐在那儿，手里握着筷子，没动。
那顿饭吃完，我跟建国回镇上，路上他没说话，我也没说话。
车开到村口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那个院子，灯还亮着，门口那副去年的对联掉了一半，在风里晃。
我到现在也说不清，那天要是我不砸那个锅，不撂那句狠话，后面这些事是不是就不会发生。
也说不清我公公那一巴掌到底算不算数，他后来那杯酒，到底算不算赔不是。
更说不清的是，我到底赢了没有。
你们家里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新媳妇进门，到底该忍到哪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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