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一个阳光灿烂的周日下午，我感到天旋地转。丈夫帕斯卡尔的社区护士刚刚发现他的血压低得危险，严禁他站立。救护车迅速赶到，将他送往医院。救护车闪烁着蓝灯驶离后，我拿起手提包，自己开车跟随。我们住在法国乡村，除了自己开车，我别无选择。但我敢说，许多英国侨民朋友当时未必能像我这样合法地开车上路。这里的周日下午，传统上总少不了去朋友家吃一顿漫长的午餐，葡萄酒畅饮不歇。多年来，无论是做主人还是客人，我都乐在其中，常常组织这样的聚会。
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帕斯卡尔那次紧急送医发生在2023年5月。而在那之前6周，52岁的我喝下了人生中最后一杯酒——一杯淡色的普罗旺斯桃红葡萄酒，盛在法国人钟爱的圆肚玻璃杯中。如果你正在参加“清醒十月”活动的初期阶段，我为你鼓掌。过去3年半，我滴酒未沾。
我个人并没有经历什么严重的健康危机。从18岁起，我与酒精相处得格外轻松，也始终保持节制：没有因饮酒丢掉工作，没有因此毁掉感情，也从未在早晨醒来后不记得自己如何回家。50岁出头时，我坚持植物性饮食，定期练瑜伽，自觉比许多年前都更健康、更有活力。
那么，是什么让我喝完那杯桃红葡萄酒后，平静地把那只3升装盒装葡萄酒中剩下的酒全倒进水槽？又是什么让我此后连一杯酒也不再碰？答案很简单：为了我65岁的丈夫。帕斯卡尔被诊断患有心脏病、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关节炎和消化系统疾病，健康状况十分脆弱。尽管我们都不喜欢“照护者”这个词，但事实上，我已成了他的照护者。
没有人会告诉你，照护伴侣会如何改变一个人——无论作为女性，还是作为一个普通人。要承担这份工作，头脑必须时刻保持绝对清醒。如果因为一两杯酒，我无法及时送他去医院，或无法妥善照料他，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我突然意识到了这一点。202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帕斯卡尔频繁住院，先是在贝尔热拉克的当地医院，后来又转到波尔多一家大学医院。一天晚上，我坐在厨房餐桌前，第一次如此清楚地意识到：我将照护他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我第一次接触到的葡萄酒是蓝修女。打开酒瓶似乎意味着某种精致生活，但我依然不太喜欢它。改变我看法的是电影。少年时期，我痴迷电影，也沉醉于《雪莉·瓦伦丁》所描绘的自由幻想：女主人公在希腊的天空下喝上一两杯白葡萄酒。难道这就是逃离现实的钥匙？《风月俏佳人》《鸡尾酒》和《爱你九周半》则让饮酒看上去像通往迷人生活的通行证。
读预科时，和朋友边喝边跳舞，喝的是加黑加仑汁的苹果酒。上大学后，则是瓶装啤酒，以及杰克丹尼威士忌加可乐。直到20多岁进入电视行业工作后，我才开始去葡萄酒吧。那时也经历过不同阶段。《BJ单身日记》中，布里奇特·琼斯一边约会、绝望，一边倒上满满一大杯霞多丽，让饮酒显得亲切可感；《欲望都市》则让它变成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活方式。我们忽然开始点荧光粉色的“大都会”鸡尾酒，脚踩马诺洛高跟鞋。
30多岁时，我收入大增，饮酒品味也更讲究了，饮食习惯却没有改善。如今已成年的外甥最近告诉我，他母亲——也就是我姐姐——以前从我家住完回来，总会带着惊叹说，我的冰箱里只放香槟和马麦酵母酱。但我从不是那种放纵饮酒的女孩。我见过女友喝到断片、从楼梯上摔下来，或变得咄咄逼人，但我总能及时收住。也许这是作为家中长女根深蒂固的责任感。
不过，30多岁时有件事颇能说明问题。一位朋友和我曾有机会与一名营养师合作制作电视节目。那时“肠道健康”还没流行起来，对方告诉我们，要评估肠道状况，必须戒酒两周。我大为震惊，拒绝了。我从不喝到烂醉，但我太享受喝酒，无法为了两周而放弃。2007年，36岁的我搬到法国。这里的酒融入了日常生活：聚会、逛集市、在花园度过温暖的夜晚，都少不了一杯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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