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当天，刘英比约定的时间早到很多。
这是她一贯的习惯，也是父亲刘崇喜对子女的深刻影响。
“父亲从小就教育我们，一定要有时间观念。他说长征路上，号子一响，就得走。你动作慢一点，可能就会掉队，会导致战斗失败，会被敌人打死。这种观念深入骨髓，就算后来年纪大了，说9点出门，他总提前15分钟站门口去了，驾驶员都被他整得没办法。”
长征路上，九死一生
“我爸爸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红军战士，一辈子听党指挥，党让去哪就去哪。”刘英回忆父亲在世时，并不喜欢多讲自己过去的经历，“只有在碰到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掉下饭粒了，他就会很严肃地说：‘你这点粮食，能救活一个红军战士了。’他一定会让我们把饭捡起来吃掉，在我们家的饭桌上，绝对不能浪费一粒粮食。”
少年刘崇喜
粮食如命，是长征路上，一个少年学到的沉重一课。
刘崇喜是湖南人，1932年，年仅16岁的他跟着两个哥哥报名参军。那个年代的穷苦孩子参军，没有宏大的理想抱负，原因简单而心酸，“家里太穷，想当兵活下去。”
参军两年后，刘崇喜跟随红六军团踏上长征路，每一步前行，都如履薄冰，是从绝境里闯出来的生路。
作为后续行军部队，进入草地，沿路草根树皮早被先头部队啃食干净，“弹尽粮绝”。水也不敢随便喝，怕中毒、怕污染。为了活着跟上队伍，他们没办法，就接马尿喝。“父亲说，那时候不管吃什么、喝什么，只要能活着。活着才能有希望，才能看到胜利。”
有一次，刘崇喜和战友一起去筹粮，路上看到一条河里飘着一只羊头和一块羊皮。“他说他们兴奋得不得了，捞起来把羊头煮了，把汤端给伤病员喝，就像山珍海味一样。而他们自己作为卫生员，闻一闻就觉得很过瘾了。那块羊皮，被分成7块，一人分一块带着，饿的时候煮了吃。”
饥饿之外，身后还有敌军日夜追击，部队只能昼夜奔袭，没有片刻休整的机会。极度饥饿之下，战士们生吃土豆垫腹，结果很多人严重腹泻。
“追兵一直在后面追，根本停不下来，哪有时间换脏裤子。大家干脆把裤子一脱，光着屁股继续跑路。父亲说，我们就是这么跑的，你们没经历过的肯定想象不到。没办法，不能掉队啊。”刘英回忆父亲平静地讲起这些往事的情景，她说：“后来我在电影电视剧里看到长征的故事，看到翻雪山过草地，我就会想起父亲说的这些话，想到他那个时候光着屁股跑路，真的很心疼。”
草地最残酷的，还不是这些饥饿、疲惫与危险，是近在咫尺、却无能为力的生死别离。沼泽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夺命陷阱，战友一旦失足陷落，越是挣扎，下沉速度越快。
“我爸爸亲眼看着战友陷进沼泽，一点点沉下去，根本救不了。他说那种情况真的没办法，你伸手去拉，连自己都会一起陷进去，只能眼睁睁看着，那种无力感，我们这辈子都理解不了。”
刘崇喜常常跟子女感慨，如今影视剧里演绎的战士互相掩埋烈士遗体的画面，大多是艺术加工，并不真实。“真正的草地行军，人活着都拼尽全力，根本没有力气、没有条件掩埋牺牲的战友。”
“后面的部队迷路了，就是循着牺牲战友的遗体辨认方向，踏着他们的脚印一步步走出去的。”刘崇喜在路上，知道每一段走出草地的生路，都是无数战友用生命铺就的。
不止草地，翻越雪山的征程同样九死一生。高原雪山寒风刺骨、高寒缺氧，极度的严寒与疲惫，让年轻的刘崇喜彻底体力透支，双腿一软，瘫坐在雪地之中。
他心里清楚，雪山之上，一旦坐下休息，就再也站不起来，会冻死在路上，但他当时实在动不了了。
危急时刻，身后素不相识的战友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后面的战友一边拉他、一边踢他屁股，他说自己被踢得很疼，只能站起来，走不动，他们硬拽着他往前走。那个时候哪有时间说鼓励的话，大家就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战友掉队，硬生生把一条命抢了回来。”
还有一次，尖锐的竹子直接刺穿了刘崇喜的脚掌，伤口严重感染，每走一步都钻心疼痛，几乎寸步难行。同队的战友刘亮生等人，主动担起照顾他的责任，一路轮流搀扶、日夜照看，你扶一段、我护一程，带着负伤的他跟上大部队。
长征路上，刘崇喜被人相救，而作为部队卫生员的他，也在各个战争时期救人无数。抗日战争时期一名战士突发疟疾、高烧不退，体力耗尽。刘崇喜不认识他，但却把自己唯一的战马让给他骑行，自己徒步牵马，一路悉心照料，陪着他熬过病痛、走出绝境。
多年后，这名叫栗效峰的战友专程登门道谢，直言刘崇喜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可面对这份感恩，刘崇喜始终淡然。
“我爸爸从来没跟我们提过这件事。”刘英笑着说，当家人追问时，父亲只是淡淡一句：“这有什么好说的？那个年代，大家都是你救我、我救你，互相拉扯着活下来的，都是应该的。”
长征是宣传队
长征对刘崇喜是一种宣传和鞭策
只要自己能力允许，尽量帮助他人的精神，不仅存在于红军战友之间，也存在于红军和老百姓之间。
即便自身身陷绝境、物资匮乏至极，刘崇喜和战友们依旧心怀善意。部队转战贵州时，他亲眼目睹当地百姓生活非常贫苦，衣衫都是草编而成的，食不果腹。哪怕全军口粮、衣物都极度紧缺，他们依旧主动拿出自己仅剩的物资，分给当地的贫苦百姓。
“父亲说，老百姓太苦了，我们再难，也比百姓好过一点，能帮一点是一点。”刘英说道。正是这一点一滴的善意，让红军成为行走的宣传队、播种机，在沿途大地播下革命火种，赢得了百姓的真心拥护。
而长征对刘崇喜本人，也是一种宣传和鞭策。走过万里长征，最可贵的不是熬过了苦难，而是苦难彻底重塑了一个人的初心。
16岁的刘崇喜，为求生参军；走完长征后，他彻底成长为一名信仰坚定、无私奉献的革命战士。“父亲说自己一开始并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在长征路上，意志一点点坚定起来，成为一名坚强的战士的。”
长征对刘崇喜的影响，贯穿了生命始终。
“艰苦朴素的精神，是贯穿他到老了。”刘英笑着回忆父亲各种艰苦朴素的事例：刘崇喜一天到晚穿黄军装，黑布鞋，他觉得这些他穿得最舒服；家里的煤气灶用了很多年，始终不肯换，子女说不动他，只能搬出煤气公司来，说再不换，有危险，要影响邻居，他才大手一挥，说换吧。
长征路上“掉队就是牺牲”的经历，让他养成了刻入骨髓的时间观念。“我父亲一辈子守时，从来不让别人等他。”刘英坦言，父辈的自律深深影响了兄妹几人，“我们工作几十年，从来不敢迟到、不敢懈怠，就是从小被父亲言传身教的结果。”
刘崇喜一生获得很多奖章和荣誉，但他始终低调谦逊，坚决不让子女搞特殊、享优待。“他总跟我们说，好日子是先烈用命换的，我们没资格享福、没资格攀比，踏踏实实做人、本本分分做事就够了。”
刘崇喜所获得的长征80周年纪念章
但长征这一路，也给刘崇喜留下了终生的遗憾。长征路上缺医少药、物资全无，他亲眼看着多名战友因重伤、中毒、高寒饥饿倒下，明明有生机，自己作为卫生员却无力救治、只能眼睁睁看着战友牺牲。
“这是他一辈子的心结。”刘英感慨，“正因为当年救不了，他后来才执意让我们子女学医，让我们好好学习，学习到能帮助别人的能力。”
援疆的二次长征
走完九死一生的万里长征，刘崇喜的革命征程并未落幕。在他的人生字典里，还有一场扎根半生、无怨无悔的远征，那是属于他的第二次长征——西进援疆、屯垦戍边。
解放战争胜利后，很多老兵期盼返乡团圆、安稳度日。但广袤新疆百废待兴、边防薄弱，急需有人扎根拓荒、稳固边疆。关键时刻，刘崇喜再次听从党的召唤，义无反顾跟随王震将军三五九旅，从宝鸡徒步西进，奔赴新疆、解放大西北。
刘崇喜有两次“长征”
“第一次长征是为了活命、为了突围，第二次长征，是为了家国、为了建设。”刘英说，父亲生前常说，援疆戍边，是他的第二次长征。
刚到的时候，根本没地方住，战士们就地挖掘地窝子栖身，抵御风沙严寒。前几年，刘英到库尔勒参观三五九旅，看着当时的各种照片，内心非常感动。她骄傲地对其他参观者说：“我是三五九旅的后代。”
后续组织选派刘崇喜深造学习，学成后安排在天津工作，生活安稳、条件优越。可当新疆建设急需骨干人才，组织发出号召时，他毫不犹豫放弃优渥生活，带着全家老小毅然迁回南疆。
“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这是父亲常挂在嘴边的话。刘英作为土生土长的新疆儿女，从小到大，亲眼见证父亲扎根戈壁、默默奉献的一生。
即便年岁渐长、生活安稳，他的军人忠诚从未褪色。19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打响，年近中年的刘崇喜主动请缨、奔赴前线。“反正他这一辈子都是，哪里需要他，他背上包马上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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