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年时代在德国海德堡大学一场讲座中的怦然心动，到1985年首次踏上北京的土地与中国哲学泰斗面对面交流；从探寻中西思想的“互译”机制，到作为德方学术召集人推动德国汉学家大会落地山东青岛……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汉学家、第十五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得主朗宓榭，用大半生的学术研究与执着，在西方与中国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近日，他向本报记者谈及他与中国的不解之缘时深有感触：“相互尊重与彼此认同是德中汉学合作的秘诀。文化记忆不仅没有与现代性割裂，恰恰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价值锚点。”

“我从青年时代起，就对遥远而陌生的文化怀有浓厚兴趣。”回忆起学术生涯的起点，朗宓榭的讲述中带着一丝戏剧性——最初，他在海德堡大学攻读阿拉伯学，以为能借此推开异域文明的大门。然而，迎面而来的却是词根、音变和语法结构等“排山倒海”般的困难。

“我对语言学怀有深深的敬意，但彼时吸引我的并不是语言结构本身，而是语言背后那个广阔而陌生的世界。”他坦言，自己渴望接近的是一种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独特精神气质。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这一天。他后来的老师、德国汉学家鲍吾刚来到海德堡大学做讲座。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深深打动了坐在台下的朗宓榭，他心里响起一个声音：“一定要跟随这位先生到中国学习。”从此，他正式开启了走向中国的汉学之路。对于这个决定，他坚定地说：“我一生从未后悔。”

1985年，朗宓榭带着研究项目首次来到北京。当时，他的主要任务是考察德国文化在中国当代哲学中的接受与理解。那次中国之行，让他有幸与贺麟、张岱年、宗白华等中国哲学界的重要代表人物进行了深入交谈。

“我对中国的认识，是随着中国自身的变化而不断转变的。”他回忆道，1985年他所见到的中国还相对贫困。而在此后的岁月里，他见证了中国不仅在经济上逐渐崛起，更成为一个“对自身文化充满自觉与自信”的国家。

随着对中国的深入观察，他的学术研究也在不断向中国历史的“深水区”挺进。从宋元时期士人的实践与精神世界，到近代中国接受西学时新语汇的形成机制；从耶稣会士在华活动的历史影响，到中西命理学的比较研究。这些常人眼中的“冷门”或被历史遗忘的知识，在他看来都蕴含着极高的思想意义。

2013年，朗宓榭凭借在汉学领域和中西文化交流领域的卓越贡献，当选为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这对于社会科学类教授来说是极高的荣誉。“我的大部分工作都围绕西中文化交流展开。我始终关心不同文明在相遇之际，观念是如何被翻译、改造与重新理解的。”他说。

今年4月，作为德方学术召集人，朗宓榭与北京语言大学共同推动德国汉学家大会在青岛召开。会议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让中国学界和公众更加了解德国汉学现状。

“我们希望呈现的是一个‘横切面’，展示此时的德国汉学家究竟在关注哪些研究问题。”他介绍，当代德国汉学具有鲜明的国际性，涵盖了思想史、哲学、社会史、政治史、媒介研究等诸多领域。但他始终坚信，无论方法如何扩展，汉学研究最根本的基础依然是“语文学”——只有对文本、语言与历史语境有细致把握，一切讨论才能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

在朗宓榭看来，推进德中乃至欧中文明交流互鉴的秘诀在于“相互尊重与彼此认同”：“西方汉学的研究成果为理解中国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而西方汉学的发展亦长期受益于中国学术界，二者之间呈现出一种深度的互构关系。这种双向的知识流动，不仅促进了两者在研究方法和对象上的相互影响，也彰显出全球范围内围绕汉学研究的交流合作正在不断加强。”

在漫长的汉学生涯中，朗宓榭不仅研究历史，更敏锐地观察着当下的中国。“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进程。以前有许多人认为现代化就等于和过去决裂，但在我看来，文化记忆恰恰可以为现代化提供价值锚点与认同基础。”他说。

他敏锐地捕捉到了近年来文化记忆对中国社会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从国家版本馆的建设，到河北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的落成，再到年轻人群体中的“汉服热”……他特别提到了《黑神话：悟空》：“这款游戏将传统文化与数字技术、国际话语完美结合，不仅是中国国产游戏史上的里程碑，更是中国文化展现新变化、新趋势的生动写照。”更令他感到振奋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文化已不再是久远的、静态的记忆，而是深深嵌入了现代生活方式、技术创新与全球叙事之中。（记者 刘仲华）